第一问：请问元曲的人文精神(5)对今天的文艺创作有什么启示？

　　答：这可以从几个方面说。第一，文艺创作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元曲是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多元文化的互相结合带来了“杂交优势”。今天我们搞改革开放，充分吸收国外其他民族的文化，已经是大势所趋。但我们要注意吸取外来文化中的精品，而现在往往是一些二三流甚至不入流的东西进来了。第二，文艺创作与生活的关系。元曲的人文精神(5)那么有内涵有底蕴，因为那些杂剧作家没有脱离生活，没有脱离人民，他们有根。而今天的某些欲望化写作、隐私性写作却离开大众和生活太远了。第三是文艺创作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元曲作家的传统文化修养很深，所以他们创造出新的文艺形式充分继承和吸取了传统文化的营养。今天我们的文艺人文化人却失去了基本的传统文化素养。这是很令人担忧的。第四，元曲的出现是中国通俗文艺和通俗文化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一个标志，现在我们正面临一个通俗文艺铺天盖地，影视文化席卷全球的时代，怎样从元曲中吸取历史经验，无疑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

　　第二问：您在《红楼梦》研究方面很有造诣，请您谈谈在元曲和《红楼梦》之间是否有什么精神上的联系？

　　答：元曲和《红楼梦》都是多元文化融合的产物，元曲是草原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的结合，《红楼梦》是满汉文化的结晶，所以它们都既有传统性，又有创造性，富有生机和深度。它们在精神气质上都有一种勇于突破樊篱，敢于打破陈腐旧套，而又深深植根于文化传统的特点。比如，《红楼梦》第二回中贾雨村发表“正邪二气所赋”的理论，是曹雪芹通过小说人物之口表达的很重要的思想纲领，红学研究中的大问题。这“正邪二气所赋”就和元曲中的“浪子·隐逸·斗士”相通，都是一种逆反的打破常规的思想气质，追求一种深刻的个性和境界。周汝昌先生为我的著作《箫剑集》写了一首诗：“一箫一剑本书生，目射奇文纸不平。浪子隐逸合斗士，元贤清哲共斯情。”一二句当然是周先生鼓励我了，三四句就是说《红楼梦》和元曲有相通的精神气质，“元贤”指关汉卿、王实甫等元曲作家，清哲指曹雪芹，说他们都是“浪子·隐逸·斗士”。当然二者也有区别，《红楼梦》精英文化的程度更深，元曲则通俗文化的印迹明显。所以元人是“贤”，而曹雪芹是“哲”。“浪子风流、隐逸情调和斗士襟怀融会而成的反抗意识、浪漫情绪和审美人生”是一个很有张力的命题，可以视作对中华传统文化心理结构一个侧面的概括，它比“儒道禅互补”的概括更具民间立场，更有原创的生命冲劲，也更有现实意义。

　　第三问：您谈到了元曲人文精神的三个方面，您能对每一个方面各举一部杂剧和一套散曲作为最典型的样板吗？

　　答：散曲好说，我在演讲中其实已经提到了。杂剧只举一部难一些，因为好剧本很多。全面考虑，既有思想性，又有艺术性，还有文化性，以及在历史流传中的普及程度，我认为可以举以下一些作品。浪子风流的代表作品：散曲是关汉卿的《南吕·一枝花·不伏老》，杂剧是王实甫的《崔莺莺待月西厢记》。隐逸情调的代表作品：散曲是马致远的《双调·夜行船·秋思》，杂剧是他的《吕洞宾三醉岳阳楼》，神仙道化剧。浪子襟怀的代表作品：散曲是睢景臣的《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杂剧是关汉卿的《感天动地窦娥冤》。

　　傅光明研究员最后说：梁先生给我们讲了他对元代社会和元代读书人命运的再认识，也讲了元曲所体现的人文精神内涵及其文化启示，使我们元代社会、文人状态，对元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们知道，元曲与楚骚、汉赋、唐诗、宋词一样，获得了领一代风骚的文学成就。听梁先生演讲，我忽然有一种感觉，其实，由浪子风流、隐逸情调和斗士情怀融汇而成的浪漫意绪、审美人生，何尝不是历代文人所追求、崇尚的艺术人文精神。文人的最高理想就是自由人格，人格自由应是知识分子的第一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