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主题：
老子是理解先秦诸子和传统文化的一把钥匙
评论对象： 中国文学院 | 2009/9/2 19:58:57
评论言论： 三、诸子的复古情节和深刻的管理学悲观主义
1、 老子对平等失落和大道不行的深刻体验
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足”而“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根据老子的说法，当时社会已经开始出现阶级分化，由于平等的丧失，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开始出现分化，管理开始变得困难重重，正因为这样国家机器和暴力强制开始走上历史的前台。
直到今天为止，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不一致，仍然是管理的头号难题。西方的管理学大师，十个就有九个出自美国，并不是美国人喜欢标新立异和无病呻吟，而是现实问题不断地需要新的答案，最后产生了哈罗德-孔茨所说的“管理学的丛林”，实际上这正是丛林法则在社会上广泛起作用的结果。今天管理学的悖论仍然在于：要调和不平等的主体去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
大概没有人在管理悖论上，比老子认识更加深刻和表述得更为精辟了，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乙种本《老子》，开宗明义就是“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也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翻译成通俗的现代汉语，意思就是“大道不行，所以需要确立人们的德行，德行不容易维持，就转而要求人们发扬克己精神并为他人考虑，这一点也难以做到就只好要求人们不要损人利己，连损人利己都无法加以克制，只有指望人们最后按照既定的典章制度行事，典章制度是社会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再往前走一步就是天下大乱了。”对技术和社会进步的信念，对法制和管理的迷信，在古代就没有根据，但是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失去根据。
西方广为流传的西西非斯推石头上山的预言，也表述了人类在进入金字塔社会以后，心灵家园的恒久失落。在山顶上再也找不到一块平坦的地方，以放置石头和克服重力作用，所以这个预言被广泛视为对人生艰难的隐喻。
老子正是通过对人类平等失落的深刻觉醒，对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分化的严重后果的深刻把握，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发现宏观和微观、战术和战略层面管理原则的分歧和区别，使得老子的思想涉及到治国和治兵的方略。许多人包括毛泽东都认为老子是一部兵书，汉书的作者则认为老子是讲述“君人南面之术”，这显然都具有功能和应用层面上的证据。而李泽厚更进一步认为老子是对兵家辩证法的总结，这恐怕就有点站不住脚了。
正是由于平等的失落和分化的产生，管理困难人们需要新的答案，所以春秋战国时代产生诸子蜂起和百家争鸣。根据孔子的说法，是“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出治道也”。威胁利诱和礼乐教化，都是服务于一个日益困难的管理目标。这大概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管理学的丛林时代，但是直到今天仍然没有最后的解决之道。这大概也是中华文化的基本轮廓在先秦时期就完全奠定，后世甚少革命性的深化和扩充，所以“道统”和继承的重要性，在中国历代学者中深入人心的根本原因。
2、 儒道法兵墨诸子的探索历程
儒家希望通过提倡“仁义礼智信”，让人们自动地去适应管理并为共同的目标努力，以期降低管理的成本，降低管理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孔子对从“天下为公”到“天下为家”感到悲观，因为“大同”不可得所以只好不得已而求其次，为实现“小康”而努力。“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己。”但是社会仍然“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道家希望劝告统治者适当划分宏观和微观的区别，不要去过多地干预小民的生活和生产，实现无为而治。兵家和法家都继承老子，兵家较好地实现了道家和儒家思想的综合，所以较少受到非议。庄子则发展了老子思想中的无为思想和悲观主义，并把它推到极端化的地步，为后来道家发展为道教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而法家则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对手进行批判而立论，但是经过历史证明，没有儒家的思想作为基础，法家思想在现实中是没有生命力的，秦始皇以统一六国的功业建立王朝，但是最为短命，就是与过分迷信法家思想分不开，最后管理成本上升道无法忍受的地步。韩非说“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而今争于气力”，他对理论的认识是按照现实需要来组织的，实际上韩非梦想实现的是国家战备动员体制。因为当时韩国的存续岌岌可危，西秦南楚东齐都是不友好的强邻，所以韩非需要的是“养耕战之士，去五蠹之民”，除了基本的生存需要和勇武精神，再也没有重要的东西，因为压倒一切的问题是国家的生存正在受到威胁。
兵家没有法家的缺点，是因为兵家正是以极端化的儒家思想做基础，因此兵家思想成为一种危机管理手段。实际上也只有在危机时代，才能激发人们的道德情绪，放弃通常的利益纠葛。而韩非则明显忽视了这一点。
墨子和诸子相比，除了继承了氏族社会的道德主义遗产以外，其最大特色是具有非常鲜明的农耕社会人生经验的烙印，即李泽厚所谓的“小农意识”。因为在传统的农耕社会中，财富的生产和积累困难，所以农民形成根深蒂固的“低成本运营方式”，在这种运营方式下，所有的开支必须尽量节约，所有的风险必须绝对避免，否则足以产生简单再生产都难以为继的风险。“低成本运营方式”直到今天还在大陆农村社会流传，如老人普遍仍然把病死在家里---“寿终正寝”作为一种道德性的习惯。
先秦诸子的悲观主义，是非常有理由的。实际上到今天在管理上也仍然没有乐观的出路，仍然是在丛林之中的一条回环往复之路。除了马克思提到的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好象没有另外的出路，西西非斯的石头大概也不会有最后的着落。
诸子特别是儒道的悲观主义正是对平民利益的深刻关怀，西方的乐观正是基于少数人利益的乐观。技术的发展使得剩余产品增加，奴隶劳动的剩余产品有限，地主收取地租就容易得多，而剥削工人就更有收获。精英主义者的乐观也与诸子的悲观主义一样，具有另一个方面的证据。这大概是中华文化的悲观底调和西方乐观底调的区别所在。
中国文化的难题是全人类的长久难题。中国思想主流的悲观主义和复古倾向，是带着对人口大多数的深切关怀，背负着全人类艰难历程，一切骄傲自满和盲目自信的观点都是没有根据的。
评论对象： 中国文学院 | 2009/9/2 19:58:57
评论言论： 三、诸子的复古情节和深刻的管理学悲观主义
1、 老子对平等失落和大道不行的深刻体验
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足”而“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根据老子的说法，当时社会已经开始出现阶级分化，由于平等的丧失，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开始出现分化，管理开始变得困难重重，正因为这样国家机器和暴力强制开始走上历史的前台。
直到今天为止，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不一致，仍然是管理的头号难题。西方的管理学大师，十个就有九个出自美国，并不是美国人喜欢标新立异和无病呻吟，而是现实问题不断地需要新的答案，最后产生了哈罗德-孔茨所说的“管理学的丛林”，实际上这正是丛林法则在社会上广泛起作用的结果。今天管理学的悖论仍然在于：要调和不平等的主体去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
大概没有人在管理悖论上，比老子认识更加深刻和表述得更为精辟了，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乙种本《老子》，开宗明义就是“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也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翻译成通俗的现代汉语，意思就是“大道不行，所以需要确立人们的德行，德行不容易维持，就转而要求人们发扬克己精神并为他人考虑，这一点也难以做到就只好要求人们不要损人利己，连损人利己都无法加以克制，只有指望人们最后按照既定的典章制度行事，典章制度是社会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再往前走一步就是天下大乱了。”对技术和社会进步的信念，对法制和管理的迷信，在古代就没有根据，但是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失去根据。
西方广为流传的西西非斯推石头上山的预言，也表述了人类在进入金字塔社会以后，心灵家园的恒久失落。在山顶上再也找不到一块平坦的地方，以放置石头和克服重力作用，所以这个预言被广泛视为对人生艰难的隐喻。
老子正是通过对人类平等失落的深刻觉醒，对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分化的严重后果的深刻把握，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发现宏观和微观、战术和战略层面管理原则的分歧和区别，使得老子的思想涉及到治国和治兵的方略。许多人包括毛泽东都认为老子是一部兵书，汉书的作者则认为老子是讲述“君人南面之术”，这显然都具有功能和应用层面上的证据。而李泽厚更进一步认为老子是对兵家辩证法的总结，这恐怕就有点站不住脚了。
正是由于平等的失落和分化的产生，管理困难人们需要新的答案，所以春秋战国时代产生诸子蜂起和百家争鸣。根据孔子的说法，是“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出治道也”。威胁利诱和礼乐教化，都是服务于一个日益困难的管理目标。这大概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管理学的丛林时代，但是直到今天仍然没有最后的解决之道。这大概也是中华文化的基本轮廓在先秦时期就完全奠定，后世甚少革命性的深化和扩充，所以“道统”和继承的重要性，在中国历代学者中深入人心的根本原因。
2、 儒道法兵墨诸子的探索历程
儒家希望通过提倡“仁义礼智信”，让人们自动地去适应管理并为共同的目标努力，以期降低管理的成本，降低管理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孔子对从“天下为公”到“天下为家”感到悲观，因为“大同”不可得所以只好不得已而求其次，为实现“小康”而努力。“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己。”但是社会仍然“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道家希望劝告统治者适当划分宏观和微观的区别，不要去过多地干预小民的生活和生产，实现无为而治。兵家和法家都继承老子，兵家较好地实现了道家和儒家思想的综合，所以较少受到非议。庄子则发展了老子思想中的无为思想和悲观主义，并把它推到极端化的地步，为后来道家发展为道教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而法家则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对手进行批判而立论，但是经过历史证明，没有儒家的思想作为基础，法家思想在现实中是没有生命力的，秦始皇以统一六国的功业建立王朝，但是最为短命，就是与过分迷信法家思想分不开，最后管理成本上升道无法忍受的地步。韩非说“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而今争于气力”，他对理论的认识是按照现实需要来组织的，实际上韩非梦想实现的是国家战备动员体制。因为当时韩国的存续岌岌可危，西秦南楚东齐都是不友好的强邻，所以韩非需要的是“养耕战之士，去五蠹之民”，除了基本的生存需要和勇武精神，再也没有重要的东西，因为压倒一切的问题是国家的生存正在受到威胁。
兵家没有法家的缺点，是因为兵家正是以极端化的儒家思想做基础，因此兵家思想成为一种危机管理手段。实际上也只有在危机时代，才能激发人们的道德情绪，放弃通常的利益纠葛。而韩非则明显忽视了这一点。
墨子和诸子相比，除了继承了氏族社会的道德主义遗产以外，其最大特色是具有非常鲜明的农耕社会人生经验的烙印，即李泽厚所谓的“小农意识”。因为在传统的农耕社会中，财富的生产和积累困难，所以农民形成根深蒂固的“低成本运营方式”，在这种运营方式下，所有的开支必须尽量节约，所有的风险必须绝对避免，否则足以产生简单再生产都难以为继的风险。“低成本运营方式”直到今天还在大陆农村社会流传，如老人普遍仍然把病死在家里---“寿终正寝”作为一种道德性的习惯。
先秦诸子的悲观主义，是非常有理由的。实际上到今天在管理上也仍然没有乐观的出路，仍然是在丛林之中的一条回环往复之路。除了马克思提到的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好象没有另外的出路，西西非斯的石头大概也不会有最后的着落。
诸子特别是儒道的悲观主义正是对平民利益的深刻关怀，西方的乐观正是基于少数人利益的乐观。技术的发展使得剩余产品增加，奴隶劳动的剩余产品有限，地主收取地租就容易得多，而剥削工人就更有收获。精英主义者的乐观也与诸子的悲观主义一样，具有另一个方面的证据。这大概是中华文化的悲观底调和西方乐观底调的区别所在。
中国文化的难题是全人类的长久难题。中国思想主流的悲观主义和复古倾向，是带着对人口大多数的深切关怀，背负着全人类艰难历程，一切骄傲自满和盲目自信的观点都是没有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