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主题：
老子是理解先秦诸子和传统文化的一把钥匙
评论对象： 中国文学院 | 2009/9/2 19:59:18
评论言论： 四、需要厘清道德主义和丛林法则的区别
笔者把“道德主义”“道德”“道德至上”作为“丛林法则”的对词来使用，在这样的意义上，道德是基本上稳定不变的---代表着一种人们自觉对利益和欲望的自我克制的精神；在历史上常常发生变化的是丛林法则下面的利己主义，和实现自我利益形式的经常变化。道德重感悟与体验，丛林法则需要自我奋斗和进行各种利己主义的制度安排。道德是无法创新的，能够创新的是丛林法则和与之相适应的行为规范，所以儒家注重“道统”和继承，我个人对杜维明希望以西方文化内容改造儒学的事业不持乐观态度。
实际上真正对儒家有所创新的是毛泽东，从前“仁义道德”没有任何监督保障措施，常常被精英阶层利用成为“吃人的礼教”，毛泽东则倒转乾坤使之为人民服务，用大民主方式对精英阶层进行抑制和舆论监督。但是毛泽东也仍然无法完全做到让人们真正地“从灵魂深处闹革命”，自觉地克己奉公和为他人着想，真正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新人新世界。后毛泽东时代他所确立的平民主义遗产被彻底抛弃，更证明了精英主义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有史以来，管理都是少数人对多数人进行管理，多数人对少数优势阶层进行“逆向管理和监督”，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所谓民主和制衡只能是轮流坐庄毫无实质意义），毛泽东的难题是全人类的共同难题。
人们常常把“社会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价值趋向”等等，与道德相互混淆，这样道德就成为一切价值规范的总和，丛林法则反而看不见了。
实际上道德主义是丛林法则的对立面，在人类历史中变化的部分正是依据丛林法则的要求，文明社会的三大奴役方式---奴隶制、封建制和雇佣制的递变，并不是道德的花样翻新，而是丛林法则的作用下，依据精英阶层利益的内在要求，所产生的社会变迁。丛林法则在人类社会中表现为竞争性的利己主义，在社会中竞争性的利己主义最终会产生精英阶层（统治阶级）和精英主义，道德要求的就是“结果平等”，被替换为所谓的“机会平等”，机会平等掩盖着起点的不平等和结局的不平等，社会利益和财富分配最终必须向精英阶层倾斜。为减少管理成本，制订人们能够接受的、一般性的、体现某种公平的社会规范，会在精英阶层的主导下广泛起作用。这本质上只是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管理要求”，而决不是什么道德，恰恰相反，这些是对立于道德的丛林法则的内在要求。
把道德泛化就已经取消了道德本身，正如宋儒试图以道德限制替代利益调整，把道德主义进行绝对化改造，成为后来精英阶层压迫弱势阶层的工具，已经完全蜕变成为仅仅具有道德外衣的丛林法则的规范体系---纲常名教，“仁义道德”正是这样才成为鲁迅所抨击的“吃人的礼教”。何清涟女士使用“道德批判”追求政治体制上实现“精英主义”，就不是什么道德，而是“吃人礼教”的改头换面。
一般而言，道德外衣总会被优势阶层利用作为统治工具，但是那已经不是本身意义上的道德了，正如庄子所言“窃国者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这只是道德被利用；而且由于社会认同向强势阶层倾斜，统治阶层的规范总会得到一定的“准道德”地位，但是那仍然不是道德本身。
五、中华文化的现代意义
在中华文化的三个思想渊源之中，受人抨击最多的大概是立足于农耕社会的人生经验这一部分，即“低成本运营方式”。中华文化被抨击为保守落后、缺乏进取和创新精神，主要就是来源于这一部分。实际上，低成本运营方式在今天也仍然有新的时代意义。
实际上，由于技术的进步，人们今天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已经达到一个空前的规模和程度，在资源被加工和消耗过程中，产生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也是极为惊人的，为了使环境不至于不适合人居住，又必须消耗另外的资源来治理污染，即使污染见不到，问题并没有被解决。人最终必须和自然和谐相处，靠种植和养殖提供人们的主要生活资料，工业和城市对生态的挑战被人形容“生态的黑洞”，人们必须克制自己的欲望，学会主要依赖“自然的年利息”来生活，否则地球是无法支持人们无底欲壑的。克制自己的奢侈消费，应该成为人们的日常习惯和行为方式。
由于自然资源无法支持全人类过上富裕和发达的生活，一部分人的欲望膨胀，必然导致另外大量人口的赤贫，社会分化和矛盾激化也是必然的伴生物，社会整合与管理协调成本会高居不下，所以今天的世界一部分食不裹腹，而另外的人需要为建立“绝对安全”浪费大量的不可再生资源，所以国际关系紧张也没有改善的希望，军备愈演愈烈。平等和平均主义的意义被富人们蓄意忽视。
对于氏族社会时期的人类社群的整合手段---道德主义，在任何社会都不会过时，没有道德和使命感的人基本上无法进行有效管理。
最让笔者感到惊奇的是，有人把宗教也被作为一个题材来抨击中华文化，认为中国社会中缺乏宗教的作用，所以不如西方。实际上西方的宗教只是执行部分的道德功能，但是那是在精英主义和个人主义极端化的现实中才显得重要。正是因为个人主义的极端化，导致人们相互隔离和疏远，才使得人们找不到回家的感觉，需要宗教的慰藉作用。这正如一个跷跷板，由于过分地加重了一端的砝码，才使得另一方需要平衡的力量，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才能理解启蒙主义者伏尔泰“没有上帝也要制造一个出来”的深刻意义。宗教确实是证明“原罪”的---那就是西方极端的现世主义---除了表现为个人主义和精英主义还表现消费主义，宗教的普遍存在就是社会问题严重的证据。
笔者不仅不认为需要引进西方的宗教，恰恰相反，笔者认为需要在社会中避免产生宗教的条件，保持中华文化“温和的现世主义”和“温和的道德主义”传统。人世间没有天堂，如果人们肯于克制自己的欲望（“克己复礼”），提供真诚的关怀和帮助（“仁者爱人”），这个世界一定会比较适合于人类建立起永久的家园，来世主义和宗教就肯定没有立足之地。
对利益进行管理和分配是比较容易进行，但是让道德和克己精神发挥作用则缺乏可操作性，这是一个全人类共同的难题，但是人类又不能放任自己的欲望。也许在有限社区内进行舆论监督，能够部分地解决这样的问题；同时在国家发展方向上进行平民化的转移，也会有一定的成果，如以“适度发展”代替“赶超战略”，以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去适应人口中的大多数需求。但是如何用以全面指导人类未来的艰难历程，还将有待来者的继续探索，我个人对中华文化的未来持谨慎乐观态度。
评论对象： 中国文学院 | 2009/9/2 19:59:18
评论言论： 四、需要厘清道德主义和丛林法则的区别
笔者把“道德主义”“道德”“道德至上”作为“丛林法则”的对词来使用，在这样的意义上，道德是基本上稳定不变的---代表着一种人们自觉对利益和欲望的自我克制的精神；在历史上常常发生变化的是丛林法则下面的利己主义，和实现自我利益形式的经常变化。道德重感悟与体验，丛林法则需要自我奋斗和进行各种利己主义的制度安排。道德是无法创新的，能够创新的是丛林法则和与之相适应的行为规范，所以儒家注重“道统”和继承，我个人对杜维明希望以西方文化内容改造儒学的事业不持乐观态度。
实际上真正对儒家有所创新的是毛泽东，从前“仁义道德”没有任何监督保障措施，常常被精英阶层利用成为“吃人的礼教”，毛泽东则倒转乾坤使之为人民服务，用大民主方式对精英阶层进行抑制和舆论监督。但是毛泽东也仍然无法完全做到让人们真正地“从灵魂深处闹革命”，自觉地克己奉公和为他人着想，真正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新人新世界。后毛泽东时代他所确立的平民主义遗产被彻底抛弃，更证明了精英主义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有史以来，管理都是少数人对多数人进行管理，多数人对少数优势阶层进行“逆向管理和监督”，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所谓民主和制衡只能是轮流坐庄毫无实质意义），毛泽东的难题是全人类的共同难题。
人们常常把“社会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价值趋向”等等，与道德相互混淆，这样道德就成为一切价值规范的总和，丛林法则反而看不见了。
实际上道德主义是丛林法则的对立面，在人类历史中变化的部分正是依据丛林法则的要求，文明社会的三大奴役方式---奴隶制、封建制和雇佣制的递变，并不是道德的花样翻新，而是丛林法则的作用下，依据精英阶层利益的内在要求，所产生的社会变迁。丛林法则在人类社会中表现为竞争性的利己主义，在社会中竞争性的利己主义最终会产生精英阶层（统治阶级）和精英主义，道德要求的就是“结果平等”，被替换为所谓的“机会平等”，机会平等掩盖着起点的不平等和结局的不平等，社会利益和财富分配最终必须向精英阶层倾斜。为减少管理成本，制订人们能够接受的、一般性的、体现某种公平的社会规范，会在精英阶层的主导下广泛起作用。这本质上只是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管理要求”，而决不是什么道德，恰恰相反，这些是对立于道德的丛林法则的内在要求。
把道德泛化就已经取消了道德本身，正如宋儒试图以道德限制替代利益调整，把道德主义进行绝对化改造，成为后来精英阶层压迫弱势阶层的工具，已经完全蜕变成为仅仅具有道德外衣的丛林法则的规范体系---纲常名教，“仁义道德”正是这样才成为鲁迅所抨击的“吃人的礼教”。何清涟女士使用“道德批判”追求政治体制上实现“精英主义”，就不是什么道德，而是“吃人礼教”的改头换面。
一般而言，道德外衣总会被优势阶层利用作为统治工具，但是那已经不是本身意义上的道德了，正如庄子所言“窃国者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这只是道德被利用；而且由于社会认同向强势阶层倾斜，统治阶层的规范总会得到一定的“准道德”地位，但是那仍然不是道德本身。
五、中华文化的现代意义
在中华文化的三个思想渊源之中，受人抨击最多的大概是立足于农耕社会的人生经验这一部分，即“低成本运营方式”。中华文化被抨击为保守落后、缺乏进取和创新精神，主要就是来源于这一部分。实际上，低成本运营方式在今天也仍然有新的时代意义。
实际上，由于技术的进步，人们今天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已经达到一个空前的规模和程度，在资源被加工和消耗过程中，产生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也是极为惊人的，为了使环境不至于不适合人居住，又必须消耗另外的资源来治理污染，即使污染见不到，问题并没有被解决。人最终必须和自然和谐相处，靠种植和养殖提供人们的主要生活资料，工业和城市对生态的挑战被人形容“生态的黑洞”，人们必须克制自己的欲望，学会主要依赖“自然的年利息”来生活，否则地球是无法支持人们无底欲壑的。克制自己的奢侈消费，应该成为人们的日常习惯和行为方式。
由于自然资源无法支持全人类过上富裕和发达的生活，一部分人的欲望膨胀，必然导致另外大量人口的赤贫，社会分化和矛盾激化也是必然的伴生物，社会整合与管理协调成本会高居不下，所以今天的世界一部分食不裹腹，而另外的人需要为建立“绝对安全”浪费大量的不可再生资源，所以国际关系紧张也没有改善的希望，军备愈演愈烈。平等和平均主义的意义被富人们蓄意忽视。
对于氏族社会时期的人类社群的整合手段---道德主义，在任何社会都不会过时，没有道德和使命感的人基本上无法进行有效管理。
最让笔者感到惊奇的是，有人把宗教也被作为一个题材来抨击中华文化，认为中国社会中缺乏宗教的作用，所以不如西方。实际上西方的宗教只是执行部分的道德功能，但是那是在精英主义和个人主义极端化的现实中才显得重要。正是因为个人主义的极端化，导致人们相互隔离和疏远，才使得人们找不到回家的感觉，需要宗教的慰藉作用。这正如一个跷跷板，由于过分地加重了一端的砝码，才使得另一方需要平衡的力量，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才能理解启蒙主义者伏尔泰“没有上帝也要制造一个出来”的深刻意义。宗教确实是证明“原罪”的---那就是西方极端的现世主义---除了表现为个人主义和精英主义还表现消费主义，宗教的普遍存在就是社会问题严重的证据。
笔者不仅不认为需要引进西方的宗教，恰恰相反，笔者认为需要在社会中避免产生宗教的条件，保持中华文化“温和的现世主义”和“温和的道德主义”传统。人世间没有天堂，如果人们肯于克制自己的欲望（“克己复礼”），提供真诚的关怀和帮助（“仁者爱人”），这个世界一定会比较适合于人类建立起永久的家园，来世主义和宗教就肯定没有立足之地。
对利益进行管理和分配是比较容易进行，但是让道德和克己精神发挥作用则缺乏可操作性，这是一个全人类共同的难题，但是人类又不能放任自己的欲望。也许在有限社区内进行舆论监督，能够部分地解决这样的问题；同时在国家发展方向上进行平民化的转移，也会有一定的成果，如以“适度发展”代替“赶超战略”，以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去适应人口中的大多数需求。但是如何用以全面指导人类未来的艰难历程，还将有待来者的继续探索，我个人对中华文化的未来持谨慎乐观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