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主题：
百年来的中国古文论研究
评论对象： 为什么 | 2007/10/5 16:41:44
评论言论： 四
二十世纪的古文论研究究竟取得了多大的成就，这个问题似乎应从不同的层面上来回答。就此一学科建立之时起所形成的基本构架说，它已经相当成熟，易于见到的批评与理论问题大多已经涉及，已涉及的问题的基本面貌大致已经清楚，理论的解读与阐释也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因此，有研究者说，此一领域的研究很难再深入下去。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离开现有的构架去观察，我们又会发现，到处都是研究的空白。因之有学者说，古文论的研究应该说才刚刚开始。我们且把总的估价放到本文的最后去论述，我想先来说一些重要的而又是具体的成绩。
二十世纪古文论研究的进展之一，当然是文献的整理、勾沉与训读。这一学科的文献既十分丰富，又零散而且界线模糊不清。有完整理论形态的古文论专著如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严羽《沧浪诗话》、叶燮《原诗》、王国维《人间词话》等，数量并不多。单篇的文论数量也不算大。数量较大的是诗话、词话一类著作。而更为大量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表述，是隐藏在四部文献的浩如烟海的典籍里，大多片言只语。或见之于友朋书信，随感零札；或见之于史传碑志、序跋笔记；或为茶馀饭后，围炉夜话，一言半语，论文论诗；或原本在于论史论《子》，并非论文，而言论之间，偶涉修辞，可视为论文者；或为哲人睿思，意在经邦治国，而言语之间，于为文实具巨大之指导意义，可视作论文者；凡此种种，几乎可以说无代无之，无人无之。从如此丰富又如此丛杂之资料中，要来判断何人之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之观念如何，何代之文学思潮如何，实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更有一种评点之学，于阅读诗文或者小说之时，偶有所感，圈点旁批，原无系统之考虑，而实具完整之观念，研究者要来推知此种完整之观念，当然会遇到极大之困难。这就提出了一个全面搜集、整理、解读原始文献的问题。这一步做不好，一切皆成空中楼阁。34这一学科的奠基者们最大的贡献，一是建立起学科的基本构架，一个就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做了文献的工作。可以说，本学科成形初期的最基本的文献都是由郭绍虞、罗根泽等先生搜集、整理完成的。特别是罗先生，用力之勤，更是令人钦仰不已。永明声律说所收材料之多，在当时无人能及；对于诗格类材料的搜集整理，在当时也无人可比。35披沙拣金，荜路蓝缕，奠基者们的工作较之后来者要艰巨得多。经过一个世纪的工作，古文论的重要著作都已经有了校注本，象《文心雕龙》、《诗品》这样的巨著，校注本还不止一种。36这类专著的文献考索大多做得很细，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文心》像范文澜注、杨明照《校注拾遗》；《诗品》像王叔珉《钟嵘诗品疏证》、曹旭《诗品集注》，都是用力甚勤之作。郭绍虞先生的《沧浪诗话校释》、《诗品集解·续诗品注》，在校注中阐释义理，给研究者以很大的启发，我以为其中的一些解释，至今仍然是最好的。郭先生还有《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宋诗话辑佚》。张少康的《文赋集释》，李壮鹰的《诗式校注》，张伯伟的《全唐五代诗话校考》，也都是此一领域文献整理的很优秀的成果。五十年代后期，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陆续出版了一部份诗话；同期，人民文学出版社也陆续出版了《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中国戏曲出版社出版了十卷本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八十年代，齐鲁书社也出版了《明清文学理论丛书》。已出版的古文论大型丛书还有唐圭璋的《词话丛编》，王国昭的《词话类编》（台湾），台湾大学中文系已故系主任台静农先生主编的《百种诗话新编》。吴文治先生主编的《宋诗话全编》、《明诗话全编》则是目前所见到的规模最大的两种。此两种诗话以人立目，除了收录原已单独成书的诗话之外，还广为蒐辑其散见于诗文集、随笔、史书和类书等处的诗评、诗论。当然在一部涉及面如此广泛的集录中，漏收在所难免；且由于参加辑录的人员较为庞杂，两书在校、点上错误颇多。但即使有这样的缺点，两书的编者，还是做了一件非常有益的工作。从1992年开始至1999年，陆续出版了徐中玉主编的大型古文论资料汇编《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专题资料丛刊》，分"通变编"、"艺术辩证法编"、"意境·典型·比兴编"、"神思·文质编"、"本源·教化编"、"文气·风骨编"、"情志·知音编"、和"才性编"。古文论文献的选本出版更多，两岸都有为高校提供教材之用的《古代文论选》，也都有各种各样的诗话、文论选本。
古文论文献的搜集、整理值得重视的成就，是对于文献真伪的辨析。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影响较大的一例，是《二十四诗品》的作者问题。《二十四诗品》为司空图所作，向无疑问。九十年代中叶，陈尚君、汪涌豪发表文章，提出《二十四诗品》非司空图所作。37他们提出的理由主要有四：一是明万历以前没有人见过《二十四诗品》，《二十四诗品》为明末人据怀悦《诗家一指·二十四品》所伪造，托名司空图以行世；二是《二十四诗品》之思想倾向与司空图之立身原则颇异其趣，其论诗倾向与司空图论诗杂著之论诗宗旨共同点也不多；三是《诗品》所写为江南景物，非司空图所处的王官谷所有。四是唐末论诗，未见有《二十四诗品》之此种表述形式。与这四个问题相关的，还有一系列的问题。陈、汪二先生的论文发表之后，引起了古文论研究界的极大关注。司空《诗品》，不仅因它是我国为数不多的有高度水准的论诗专著之一，向为学界所极端重视；而且还因为它的思想倾向与晚唐诗歌创作中追求淡泊情思淡泊境界的思潮相一致，如果它确非唐人所作，则不唯对于古文论的发展脉络须重新梳理，对于晚唐诗歌创作的走向也须重新加以解释，问题将变得非常复杂。记得陈、汪二位在新昌唐文学会议上提出此一问题时，我因故未能赴会，托吴在玉君在会上宣读书面发言，其中有"此说一出，石破天惊"之语。在那个简短的发言中，我还初步的提出了几点疑问。当时之所以说是"石破天惊"，就是因为此一问题牵涉过广，必将引起很大的震动。陈、汪的论文发表后，好几位著名学者表示同意；但也有怀疑和反对的意见。之后，就此一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赞同与质疑均有。张健认为，对《二十四诗品》作者提出怀疑是有道理的，但他否定了《诗品》作者为怀悦的说法。他把《诗品》作者问题的焦点，归着到《诗家一指》的产生时代与作者上。他提到明初赵撝谦曾引用过《一指》，远在怀悦之前。《一指》还有另一个本子明史潜校刊《新编名贤诗法》本，名《虞侍书诗法》。他认为元人虞集作《一指》包括《二十四品》的可能性较大，但也不能完全排除他人所伪托。无论如何，张健是把《诗品》的作年，推进到元末明初了。38与《诗品》作年有关，是苏軾是否见过《诗品》的问题。苏軾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中提到司空图诗论时说"盖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恨当时不识其妙。"此"二十四韵"即指《二十四诗品》，向无疑义。而陈、汪二先生则认为，所谓"二十四韵"，并非指《诗品》而是指《与李生论诗书》中的二十四联诗，苏軾并未见过《诗品》。陈良运、王步高先生不同意此说。陈以为是指"韵外之致"的"韵"，高以为是指"风韵"之"韵"，均指《二十四诗品》而言。是否有二十四联诗？何以"不识其妙"？都还存在不同的解释，苏軾是否见过《诗品》，也就一时不易论定。关于第二个问题：《诗品》之思想倾向与司空图之立身原则、论诗杂著之诗歌主张是否一致的问题。汪涌豪先生认为，司空图的立身以儒家思想为基调，而《诗品》的思想基础则是道家；司空图论诗主韵味，另有其渊源，与道、释思想无涉；而《诗品》却表现为明显的道家倾向。而且，司空诗论，与《诗品》在理论形态上也有区别。39此一点也有不同看法。张少康先生认为，司空思想与其诗作，既有与《诗品》不尽相同处，但也有相同处，不能仅从异的一面论定。40至于理论形态异趣之说，也有不同的看法。所谓理论形态异趣，其实指的是理论内涵是否相同。在《诗品》研究中，已有多位学者指出，《诗品》以描述的形式表达"象外之象"、"味外之旨"的诗歌主张，二者是完全一致的。第三关于《诗品》描写的景物为江南所特有的问题。我在新昌会议的书面发言中已列举元代诸多游王官谷的诗文所写景物与《诗品》一致，不存在因景物描写而证《诗品》非司空所作。第四关于唐末无以四言诗论诗的问题。江照斌以大量的例子说明唐人常用四言描述的形式论书论画论文论诗论人论修禅的方法，《诗品》的论诗形式，与晚唐人的习惯完全一致。41在关于《诗品》作者的争论中，同意陈、汪之说者，还有不少的补充，如说以"雄浑"范畴论诗，乃宋以后的事；42有说宋以前无以"品"论体者，其时之所谓"品"，乃指等级而言；有说署名南宋人王唏的《林湖遗稿序》虽提到"二十四品"，但该序显系伪作，不足以为证者。43而怀疑陈、汪之说者，也还有不少的文章。44直到最近，还有这方面的论文问世，如从《诗品》的用韵与司空诗作用韵相一致而证《诗品》确为司空所作；45从文献的考察论不能轻易否定《诗品》为司空图所作，等等。46也有一些学者，持存疑的态度，即现存史料，既不能完全证定《诗品》为司空图所作，也不能完全证定其非司空图所作，只能存疑。47
这一问题的讨论现在还没有结束，也还没有结论，而且从目前的情况看，除非有新的材料的发现，恐怕也不可能有结论。在没有结论之前，按习惯的处理方法，仍系于司空图名下为好。不过，这次的讨论，却为古文论研究的深入发展提出了不少值得思考的问题。陈、汪二先生力证向无疑义的《二十四诗品》为伪作，确实提出了不少值得重视的疑点。古文论中需要加以辨析的文献还有不少，如《礼记·乐记》、《毛诗序》、钟嵘《诗品序》、王昌龄《诗格》、皎然《诗式序》等等，诗话的问题多多。认真对待文献的真伪应该是古文论研究必不可少的第一步的工作。忽略文献而空谈理论，解决不了古文论的正确解读与评价问题。但此次讨论，也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即在文献的考辨中如何掌握好分寸感。所谓分寸感，就是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证有易而证无难，这是从事文献工作的常识。未见著錄与未见引用，也就只能说未见著錄与未见引用，值得怀疑，如此而已，并不能证明其未曾存在过。文献的流传，情况异常复杂。即以司空图来说，崎岖于战乱之间，成书之后，或者传本不多，或者毁于战火，偶有一本在数百年之后出现，也非绝不可能。何况，宋、元人是否见过《诗品》，也还难以定论。古文论是一种理论形态，从理论自身加以辨析，应是一种提供证据的方法。不过在理论辨析时，也还是存在一个分寸感的问题。人是复杂的，方方面面，都有可能。即以司空图来说，说他立身依据的是儒家思想，而他的《诗品》表现的是道家倾向，两者异趣。这样的说法应该说是不准确的。且不说司空图的思想儒、释、道都有，即使他仅有儒家思想，也难以证明他就不可能写出《诗品》。在古人那里，人生信仰与生活情趣往往有差别。思想上信奉儒家，生活情趣无妨是道、释。司空图诗中的道、释趣味就十分明显。此种道、释情趣，正是《诗品》所追求的诗趣；也是当时追求淡泊情思淡泊境界的诗歌思潮的反映。强指其不能同一，恐怕是把理论问题简单化了。无论是考证还是思辨，都应该力求准确，李庆在他的文章的结尾中说的一段话，我以为把这一点说得非常好。他说："通过讨论，我想，对于提高大家的考证思辨水平有所帮助。要求我们在论证时，更加用词准确，逻辑严密，推论正确。在科学的研究中，任何以舆论为根据喧哗，任何夸大其词的鼓吹，都无济于事，真正有力量的是科学的实事求是。"这次讨论，不同的意见都表现出了严肃认真的态度和严谨的学风，对这一学科的发展是很有益处的。当然，也有一些遗憾。在此次的讨论中，曾出现了一种说法，说陈、汪二位先生否定了司空图的《诗品》著作权，"让有些人感情上难过，思想上难通。"有的青年学者信以为真，还把这类流言写进文章。48这就把一个很严肃的学术问题，变成了一个争个人话语权力的无聊的问题，是不可取的。
评论对象： 为什么 | 2007/10/5 16:41:44
评论言论： 四
二十世纪的古文论研究究竟取得了多大的成就，这个问题似乎应从不同的层面上来回答。就此一学科建立之时起所形成的基本构架说，它已经相当成熟，易于见到的批评与理论问题大多已经涉及，已涉及的问题的基本面貌大致已经清楚，理论的解读与阐释也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因此，有研究者说，此一领域的研究很难再深入下去。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离开现有的构架去观察，我们又会发现，到处都是研究的空白。因之有学者说，古文论的研究应该说才刚刚开始。我们且把总的估价放到本文的最后去论述，我想先来说一些重要的而又是具体的成绩。
二十世纪古文论研究的进展之一，当然是文献的整理、勾沉与训读。这一学科的文献既十分丰富，又零散而且界线模糊不清。有完整理论形态的古文论专著如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严羽《沧浪诗话》、叶燮《原诗》、王国维《人间词话》等，数量并不多。单篇的文论数量也不算大。数量较大的是诗话、词话一类著作。而更为大量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表述，是隐藏在四部文献的浩如烟海的典籍里，大多片言只语。或见之于友朋书信，随感零札；或见之于史传碑志、序跋笔记；或为茶馀饭后，围炉夜话，一言半语，论文论诗；或原本在于论史论《子》，并非论文，而言论之间，偶涉修辞，可视为论文者；或为哲人睿思，意在经邦治国，而言语之间，于为文实具巨大之指导意义，可视作论文者；凡此种种，几乎可以说无代无之，无人无之。从如此丰富又如此丛杂之资料中，要来判断何人之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之观念如何，何代之文学思潮如何，实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更有一种评点之学，于阅读诗文或者小说之时，偶有所感，圈点旁批，原无系统之考虑，而实具完整之观念，研究者要来推知此种完整之观念，当然会遇到极大之困难。这就提出了一个全面搜集、整理、解读原始文献的问题。这一步做不好，一切皆成空中楼阁。34这一学科的奠基者们最大的贡献，一是建立起学科的基本构架，一个就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做了文献的工作。可以说，本学科成形初期的最基本的文献都是由郭绍虞、罗根泽等先生搜集、整理完成的。特别是罗先生，用力之勤，更是令人钦仰不已。永明声律说所收材料之多，在当时无人能及；对于诗格类材料的搜集整理，在当时也无人可比。35披沙拣金，荜路蓝缕，奠基者们的工作较之后来者要艰巨得多。经过一个世纪的工作，古文论的重要著作都已经有了校注本，象《文心雕龙》、《诗品》这样的巨著，校注本还不止一种。36这类专著的文献考索大多做得很细，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文心》像范文澜注、杨明照《校注拾遗》；《诗品》像王叔珉《钟嵘诗品疏证》、曹旭《诗品集注》，都是用力甚勤之作。郭绍虞先生的《沧浪诗话校释》、《诗品集解·续诗品注》，在校注中阐释义理，给研究者以很大的启发，我以为其中的一些解释，至今仍然是最好的。郭先生还有《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宋诗话辑佚》。张少康的《文赋集释》，李壮鹰的《诗式校注》，张伯伟的《全唐五代诗话校考》，也都是此一领域文献整理的很优秀的成果。五十年代后期，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陆续出版了一部份诗话；同期，人民文学出版社也陆续出版了《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中国戏曲出版社出版了十卷本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八十年代，齐鲁书社也出版了《明清文学理论丛书》。已出版的古文论大型丛书还有唐圭璋的《词话丛编》，王国昭的《词话类编》（台湾），台湾大学中文系已故系主任台静农先生主编的《百种诗话新编》。吴文治先生主编的《宋诗话全编》、《明诗话全编》则是目前所见到的规模最大的两种。此两种诗话以人立目，除了收录原已单独成书的诗话之外，还广为蒐辑其散见于诗文集、随笔、史书和类书等处的诗评、诗论。当然在一部涉及面如此广泛的集录中，漏收在所难免；且由于参加辑录的人员较为庞杂，两书在校、点上错误颇多。但即使有这样的缺点，两书的编者，还是做了一件非常有益的工作。从1992年开始至1999年，陆续出版了徐中玉主编的大型古文论资料汇编《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专题资料丛刊》，分"通变编"、"艺术辩证法编"、"意境·典型·比兴编"、"神思·文质编"、"本源·教化编"、"文气·风骨编"、"情志·知音编"、和"才性编"。古文论文献的选本出版更多，两岸都有为高校提供教材之用的《古代文论选》，也都有各种各样的诗话、文论选本。
古文论文献的搜集、整理值得重视的成就，是对于文献真伪的辨析。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影响较大的一例，是《二十四诗品》的作者问题。《二十四诗品》为司空图所作，向无疑问。九十年代中叶，陈尚君、汪涌豪发表文章，提出《二十四诗品》非司空图所作。37他们提出的理由主要有四：一是明万历以前没有人见过《二十四诗品》，《二十四诗品》为明末人据怀悦《诗家一指·二十四品》所伪造，托名司空图以行世；二是《二十四诗品》之思想倾向与司空图之立身原则颇异其趣，其论诗倾向与司空图论诗杂著之论诗宗旨共同点也不多；三是《诗品》所写为江南景物，非司空图所处的王官谷所有。四是唐末论诗，未见有《二十四诗品》之此种表述形式。与这四个问题相关的，还有一系列的问题。陈、汪二先生的论文发表之后，引起了古文论研究界的极大关注。司空《诗品》，不仅因它是我国为数不多的有高度水准的论诗专著之一，向为学界所极端重视；而且还因为它的思想倾向与晚唐诗歌创作中追求淡泊情思淡泊境界的思潮相一致，如果它确非唐人所作，则不唯对于古文论的发展脉络须重新梳理，对于晚唐诗歌创作的走向也须重新加以解释，问题将变得非常复杂。记得陈、汪二位在新昌唐文学会议上提出此一问题时，我因故未能赴会，托吴在玉君在会上宣读书面发言，其中有"此说一出，石破天惊"之语。在那个简短的发言中，我还初步的提出了几点疑问。当时之所以说是"石破天惊"，就是因为此一问题牵涉过广，必将引起很大的震动。陈、汪的论文发表后，好几位著名学者表示同意；但也有怀疑和反对的意见。之后，就此一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赞同与质疑均有。张健认为，对《二十四诗品》作者提出怀疑是有道理的，但他否定了《诗品》作者为怀悦的说法。他把《诗品》作者问题的焦点，归着到《诗家一指》的产生时代与作者上。他提到明初赵撝谦曾引用过《一指》，远在怀悦之前。《一指》还有另一个本子明史潜校刊《新编名贤诗法》本，名《虞侍书诗法》。他认为元人虞集作《一指》包括《二十四品》的可能性较大，但也不能完全排除他人所伪托。无论如何，张健是把《诗品》的作年，推进到元末明初了。38与《诗品》作年有关，是苏軾是否见过《诗品》的问题。苏軾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中提到司空图诗论时说"盖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恨当时不识其妙。"此"二十四韵"即指《二十四诗品》，向无疑义。而陈、汪二先生则认为，所谓"二十四韵"，并非指《诗品》而是指《与李生论诗书》中的二十四联诗，苏軾并未见过《诗品》。陈良运、王步高先生不同意此说。陈以为是指"韵外之致"的"韵"，高以为是指"风韵"之"韵"，均指《二十四诗品》而言。是否有二十四联诗？何以"不识其妙"？都还存在不同的解释，苏軾是否见过《诗品》，也就一时不易论定。关于第二个问题：《诗品》之思想倾向与司空图之立身原则、论诗杂著之诗歌主张是否一致的问题。汪涌豪先生认为，司空图的立身以儒家思想为基调，而《诗品》的思想基础则是道家；司空图论诗主韵味，另有其渊源，与道、释思想无涉；而《诗品》却表现为明显的道家倾向。而且，司空诗论，与《诗品》在理论形态上也有区别。39此一点也有不同看法。张少康先生认为，司空思想与其诗作，既有与《诗品》不尽相同处，但也有相同处，不能仅从异的一面论定。40至于理论形态异趣之说，也有不同的看法。所谓理论形态异趣，其实指的是理论内涵是否相同。在《诗品》研究中，已有多位学者指出，《诗品》以描述的形式表达"象外之象"、"味外之旨"的诗歌主张，二者是完全一致的。第三关于《诗品》描写的景物为江南所特有的问题。我在新昌会议的书面发言中已列举元代诸多游王官谷的诗文所写景物与《诗品》一致，不存在因景物描写而证《诗品》非司空所作。第四关于唐末无以四言诗论诗的问题。江照斌以大量的例子说明唐人常用四言描述的形式论书论画论文论诗论人论修禅的方法，《诗品》的论诗形式，与晚唐人的习惯完全一致。41在关于《诗品》作者的争论中，同意陈、汪之说者，还有不少的补充，如说以"雄浑"范畴论诗，乃宋以后的事；42有说宋以前无以"品"论体者，其时之所谓"品"，乃指等级而言；有说署名南宋人王唏的《林湖遗稿序》虽提到"二十四品"，但该序显系伪作，不足以为证者。43而怀疑陈、汪之说者，也还有不少的文章。44直到最近，还有这方面的论文问世，如从《诗品》的用韵与司空诗作用韵相一致而证《诗品》确为司空所作；45从文献的考察论不能轻易否定《诗品》为司空图所作，等等。46也有一些学者，持存疑的态度，即现存史料，既不能完全证定《诗品》为司空图所作，也不能完全证定其非司空图所作，只能存疑。47
这一问题的讨论现在还没有结束，也还没有结论，而且从目前的情况看，除非有新的材料的发现，恐怕也不可能有结论。在没有结论之前，按习惯的处理方法，仍系于司空图名下为好。不过，这次的讨论，却为古文论研究的深入发展提出了不少值得思考的问题。陈、汪二先生力证向无疑义的《二十四诗品》为伪作，确实提出了不少值得重视的疑点。古文论中需要加以辨析的文献还有不少，如《礼记·乐记》、《毛诗序》、钟嵘《诗品序》、王昌龄《诗格》、皎然《诗式序》等等，诗话的问题多多。认真对待文献的真伪应该是古文论研究必不可少的第一步的工作。忽略文献而空谈理论，解决不了古文论的正确解读与评价问题。但此次讨论，也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即在文献的考辨中如何掌握好分寸感。所谓分寸感，就是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证有易而证无难，这是从事文献工作的常识。未见著錄与未见引用，也就只能说未见著錄与未见引用，值得怀疑，如此而已，并不能证明其未曾存在过。文献的流传，情况异常复杂。即以司空图来说，崎岖于战乱之间，成书之后，或者传本不多，或者毁于战火，偶有一本在数百年之后出现，也非绝不可能。何况，宋、元人是否见过《诗品》，也还难以定论。古文论是一种理论形态，从理论自身加以辨析，应是一种提供证据的方法。不过在理论辨析时，也还是存在一个分寸感的问题。人是复杂的，方方面面，都有可能。即以司空图来说，说他立身依据的是儒家思想，而他的《诗品》表现的是道家倾向，两者异趣。这样的说法应该说是不准确的。且不说司空图的思想儒、释、道都有，即使他仅有儒家思想，也难以证明他就不可能写出《诗品》。在古人那里，人生信仰与生活情趣往往有差别。思想上信奉儒家，生活情趣无妨是道、释。司空图诗中的道、释趣味就十分明显。此种道、释情趣，正是《诗品》所追求的诗趣；也是当时追求淡泊情思淡泊境界的诗歌思潮的反映。强指其不能同一，恐怕是把理论问题简单化了。无论是考证还是思辨，都应该力求准确，李庆在他的文章的结尾中说的一段话，我以为把这一点说得非常好。他说："通过讨论，我想，对于提高大家的考证思辨水平有所帮助。要求我们在论证时，更加用词准确，逻辑严密，推论正确。在科学的研究中，任何以舆论为根据喧哗，任何夸大其词的鼓吹，都无济于事，真正有力量的是科学的实事求是。"这次讨论，不同的意见都表现出了严肃认真的态度和严谨的学风，对这一学科的发展是很有益处的。当然，也有一些遗憾。在此次的讨论中，曾出现了一种说法，说陈、汪二位先生否定了司空图的《诗品》著作权，"让有些人感情上难过，思想上难通。"有的青年学者信以为真，还把这类流言写进文章。48这就把一个很严肃的学术问题，变成了一个争个人话语权力的无聊的问题，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