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小仪

　　冷战的结束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全球化的进程。也使我们可以从这一全球化的角度理解西方与亚洲国家在政治与文化方面的交流与冲突。我们知道，上海在20世纪初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其繁荣程度可以和巴黎、伦敦、东京相媲美。特别是在在1930年代，我们已经看到了上海十分发达的商业文化和十分成熟的欧洲生活方式。这个时期，欧洲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观念在文学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

　　本文讨论比尔兹利与海派作家的颓废艺术观念，并进一步论述艺术与社会的辩证关系。比尔兹利绘画的传播和中国颓废主义产生不仅仅是一个文学艺术现象。唯美主义者将生活与艺术截然分开，把艺术理解为远离社会的乌托邦。这种唯美主义思想所掩盖的是商品文化的发展对于人的审美感性的塑造功能。海派作家对艺术的理解，特别是他们对女性人体的艺术观赏，是都市生活方式在文艺中的“症候式”反映。在唯美主义的艺术观念之中隐藏着物化和商品文化的逻辑，这一点在早期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对颓废主义以及“为艺术而艺术”观念的论述中已经有所说明。但是上海都市生活中表现出的审美与资本的对立统一关系具有无意识性质，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批评应该解释的问题。本文将对文本无意识进行讨论，指出比尔兹利作为无意识“症候”体现了商品文化对审美的渗透。

一、比尔兹利在中国

　　英国颓废派画家比尔兹利以及他所担任绘画编辑的杂志《黄面志》是在1920年代初介绍到中国来的。 当时创造社的两名主将郁达夫和田汉把比尔兹利与其他颓废派作家如道生、王尔德等等一起介绍给了中国的读者，不仅展示了他的绘画作品而且引进了他们具有颓废意味的唯美主义思想。郁达夫于1923年9月写了一篇介绍英国颓废派诗人、艺术家的文章，题为《集中于〈黄面志〉的人物》。郁达夫以西方“世纪末”颓废思潮为背景介绍了比尔兹利的生平，称他为“天才画家”、“空前绝后”，而且“使《黄面志》的身价一时高贵”。 郁达夫对于比尔兹利的高度评价引起了文坛的关注。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当事人的叶灵凤在谈到郁达夫这篇文章的影响时回忆到，“早年的我国新文艺爱好者能够有机会知道这个刊物和王尔德、比亚斯莱等人，乃是由于郁达夫先生的一篇介绍。这篇介绍文是刊在《创造周报》上的。自从他的这篇介绍文发表后，当时的新文艺爱好者才知道外国有这样的一个文艺刊物和这样的一些诗人、小说家和画家。”

　　叶灵凤的评述显示出郁达夫在介绍和发扬光大颓废派文学艺术的功绩。其实1909年周作人已经把王尔德介绍给了中国读者，此后又有薛琪瑛、陈瑕、沈性仁、潘家洵、胡愈之、田汉等人翻译王尔德的作品。所以在1923年王尔德和唯美主义对中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特别是田汉翻译的《莎乐美》在1923年1月由中华书局出版时附有比尔兹利的16幅插图，还有原作的封面。因此当时中国读者已经有幸目睹了比尔兹利的一部分最杰出的作品。所以较早介绍比尔兹利的要推田汉；田汉本人也是这样认为的。他后来回忆说，“我和亡妻漱瑜创刊了一种名为《南国》的小型周报，……编排、校对都是我们经手，用道林纸精印，第一次介绍了Beardsley的《莎乐美》插画等。” 正是由于田汉，中国读者在了解比尔兹利的生平和思想之前，已经鉴赏了他的作品。

　　但是即便如此，人们总还是觉得郁达夫比田汉距离比尔兹利所体现的艺术精神更为接近。田汉更倾向于王尔德的唯美主义，以及《莎乐美》一剧所代表的反传统的激情。而郁达夫则与病态的、纤细的、颓废甚至有些堕落的比尔兹利更为相象。或者说，郁达夫与《黄面志》周围的一群英国颓废派作家在精神上更有相通之处。所以叶灵凤说，“他的介绍被接受了，而且发生了影响。可是，却使他自己从此被后人称为浪漫颓废派作家。” 的确，以《黄面志》和比尔兹利的作品作为灵感的源泉，郁达夫成为现代颓废文学的始作俑者之一。如果说中国现代作家对于外国文学的经典作家都有所师承， 那么郁达夫师承的就是道生、王尔德、比尔兹利以及《黄面志》周围的一群颓废派作家。

　　继田汉和郁达夫之后，热衷于比尔兹利的中国作家当推叶灵凤以及聚集在《金屋月刊》(1929－1930)周围的作家章克标、邵洵美等中国的唯美主义者和颓废派。叶灵凤曾任《洪水》和《创造周报》(以及《创造月刊》)的绘画编辑，另外于1934年开始与穆时英合编《文艺画报》。这给予了他充分的机会施展他的艺术才能，得以把他的艺术情思用比尔兹利风格的绘画形式表现出来。他在这几份刊物上的几十幅插图、尾花多是模仿比尔兹利的作品。(图1－2)因此叶灵凤赢得了“中国比亚斯莱” 这样一个称号。其他熟悉和热爱《黄面志》和比尔兹利的上海作家也在自己的作品中加进了比尔兹利的风味，即那种颓废的、带有色情和低级趣味以及对人体物质层面的欣赏。解志熙在《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1997)中列出了受到比尔兹利影响的作家作品，除上述作家外还包括冯至、邵洵美和章克标以“蛇”为标题的作品。据冯至自己回忆，他的《蛇》(1927)就受到比尔兹利的影响。邵洵美则继鲁迅之后又编译了《琵亚词侣诗画集》(1929);而他的那首被研究颓废派的学者经常引证的诗《蛇》(1936)的确具有极为浓厚的颓废色彩。章克标的长篇小说《银蛇》(1929)虽然没有直接涉及比尔兹利，但是其中有多处谈到“颓废”、“颓加荡”，是一部宣扬颓废主义思想的文学作品毋庸置疑。《银蛇》中的主人公说到：“逸人，你现在真是成了‘颓加荡’了。但是你不要以为‘颓加荡’是新奇的，这却不过是中国文人的传统习惯。凡是文人从古来就带一部颓唐的气息。很可怜，你们的作新社自以为在创造新的文化，发扬新的精神，究其实际，却不过是替传统思想推波助澜。”

　　的确，中国文化传统中固有的虚无主义思想也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李欧梵甚至认为《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颓废’小说。” 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派主要是西化的，城市化的，而且带有浓厚的现代物质生活的特点。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艺术上，现代的颓废作家主要受到西方颓废主义思潮的影响，从波德莱尔、佩特、王尔德到比尔兹利，无一不在中国作家心灵中引起强烈的共鸣。从入世程度而言，中国现代颓废作家，特别是1930年代的海派颓废作家，已经完全成为都市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他们所谓的颓废思想和生活方式，实际上是深深植根于当时社会的物质生产关系，是树立于其上的消费意识形态的体现。正如批评家指出：“30年代的某些含有颓废倾向的小说中，颓丧的形象已渐少见。相反，我们更多地看到都市生活里的颓放者。他们在喧嚣的都市里紧张地追逐、颠簸、命运如梦，反复无常。他们似有所求，且不乏热情，然而所求者并不能构成文化主流所认同的某种价值目标。他们也颓废，然而却带着几分油滑气……。” 的确，1930年代海派文学对于物质生活的“追逐”、“所求”，以及从其行为、生活、人格中散发出来的“油滑气”，使现代颓废派更加世俗，更加堕落。十里洋场上的颓废文人，沉湎于感官享乐，也就更加贴近社会的物质生活。李欧梵在《漫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1993)一文中指出，现代文学中的“颓废本来就是一个西洋文学和艺术上的概念，英文是decadence，法文是décadent，后者在二三十年代有人译为‘颓加荡’，音义兼收，颇为传神，……因为望文生义，它把颓和荡加在一起，颓废之外还加添了放荡荡妇，甚至淫荡的言外之意，颇配合这个名词在西洋文艺中的涵义。” 因此，古人的颓废仅仅是“颓放”，现代人的颓废则是“颓加荡”。其世俗性、物质性、感官性是海派颓废作家区别于古人的重要特点，周作人等人称之为“上海气”：即“以财色为中心，……又充满着饱满颓废的空气。” 而这种物质性最突出地表现在海派颓废作品与商品文化的内在联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