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学科的基本结构，大致是从以下几个阶段演变而来的：

（一）  五四新文学阶段

    以王国维、胡适、鲁迅、吴宓、朱自清、闻一多、朱光潜等人为代表的中国文学现代教育体系初创期，其特点是：以西方思想文化为主导，全面创新文学大业。譬如文学史观念的引入，包含文学自主独立、进化论、科学主义、自由主义、国家民族主义、民间主义和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等西方文学观念引入，以思想突破和观念激进为新变局，全面替代中国原有的辞章主义、经史传统和儒道释人生观，以“人”的教育为中心，以整理故籍、新人新民新国家为二元主旨的现代文学教育理念和课程体系逐步确立，培养人才的特点，为一大批既有旧学底子，又有现代科学头脑的学者，以及有建造新国家新文化使命感的作家型人才。

（二）  建国后苏联体系阶段

以毕达科夫体系为标志的苏联文学教育体系，很深地影响了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大学文学学科的格局。其特点是：以意识形态为学科的基本指导原则，以社会革命、阶级斗争为基本框架，以新社会为基本宗旨，以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为人才模式。反自由主义、反现代主义。并在一定程度上吸取西方近代人道主义、批判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传统。概论式的课程成为主干，思想单一、史料狭窄、文化视野浅平。文学与其他人文学科分家。上述两个阶段一脉相承之处，是以“新人”为中心，以服务新社会为宗旨，构建其学科体系与教学体系；二者相岐异之处是，第一阶段的科学主义传统渐遭打击甚至背弃；第一阶段新人理念中的文明与文化基本价值，亦渐渐窄化为意识形态的思想体系。

（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新启蒙阶段

整个八十年代，在拨乱返正，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背景下，文化思潮风起云涌，西方思想观念再度降临，前所未有地影响着中国文学，批判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存在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主义（包含唯美主义、原始思维、表现主义、自然主义等等），大规模进入中国现代文学教育的课程与教学内容，深刻引导着、参与着中国社会与人心的变革。文学成为社会良知和民族命运的代言人。与人性与人道的新世界关联着，中国重新回返现代文明世界，与中国文学重新焕发人心人性的光彩相一致。但是不可讳言，文学的意义与作用一方面被空前神圣化、崇高化和武器化，另一方面也高度化约为实现西方式现代社会和建立民主自由社会的精神能量。此期一方面是对于第二期的悖反与对于第一期的回归，另一方面也是夸大和加深了第一期的缺点即西方中心主义和激进主义，同时虽然在价值取向上与第二期悖反，然在背离现代人文科学求真传统的意义上，又与第二期相同。

（四）当前重建中国文化主体性阶段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建立西方式民主自由社会冲动的失败，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与国际地位的提高，以及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中国的崛起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现象。这一国际评价反过来也加强了中国人的自我意识，整个社会民族自信心提高。人文科学对于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呼唤，成为一个渐强的声音。表现在文学科学的教育改革上，即越来越不满于原有的西方话语统治地位，不满于中国文学系的学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与学养的浅薄，不满于过分专业化和人文精神的流失，因而不断在学科教学体系中，加入中国文化方面的课程，打通知识壁垒，加大人文精神的教育内容，既不是文革前的苏式体系的狭隘、封闭与教条，也不是文革后八十年代的躁动、试验、西方中心，而是开始正视中国文学教育中的中国文化主体性问题，开始走向中国传统的通才教育，这是前所未有的新现象。

综观以上四段，中国文学学科的现代进程，有以下特点：第一，中国文学的中国性，由原先的遭受灭顶之灾，到渐渐复苏，然而或有轻略西学之隐患。第二，中国文学的人文精神传统，越来越强烈、自觉，然而有渐渐流失的危机。第三，求真与求美求善，各自发展，渐有成为两张皮之病。第四，随着转型社会特有的矛盾和危机已经和正在显现，在第四阶段，仍然存在若干问题，中国文学教育的新地位和新使命，仍然处于一种复杂与相互冲突的情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