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将大家所提到的问题大致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通识教养不足。长期以来现在中文系培养的学生，大家认为知识面比较窄，不能适应社会与文化建设新形势的需要。有的学校已经逐步增大通识教育的比重，譬如清华大学的大学本科低年级，有“中国经典导读”与“西方经典导读”两个系列。都是文史哲学学生共同选课。复旦大学也实行书院式课程，即一二年级不分专业，先按照自己的兴趣进行相对自由的选课。但是通识教育优先的做法，也有负面的效果，有教授认为可能两方面都流于形式，而耽误了学生专精的学习。为了避免流弊，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做法是在大学一至三年级里，开设多门专书讲读的课程，内容从古代思想与哲学的《论语》《庄子》、史学的《史记》，到文学的《昭明文选》，既是跨学科、打通文学与其他人文学科壁垒的做法，又透过专书这一比较专门学术训练的方式，来加强学生的专业性，这正是解决专精人才与通识人才的矛盾的一种尝试。

二、文学写作能力不足。文学写作是文学教育科学的基本任务之一，长期以来受到西方科学主义影响，忽略了中国固有的辞章写作传统。文学写作的重要，不仅在于通过可以实现文学与人生的相互影响，而且在于文字创意能力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生产力之一。不少教师都提到了文学写作传统在当今大学中的失落。如东北师范大学原来教写作的是张毕来、公木等著名作家与诗人，现在已经后继无人。华东师范大学的做法是在一些专书课程中，将研究与辞章写作结合起来。如《昭明文选讲读》，要求学生必须交一篇五百字左右的小赋习作。文学写作能力不足，学生以能背讲义为考试优秀，势必培养庸人匠人。

三、  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双重不足。这是相互减损而致的双输局面。前者表现为，由于近几年重知识而轻价值，重考试而轻思想与见识，过去已经形成的重人文精神的传统，有式微的危险。现在的学生较普遍地不关心思想世界与价值世界，文学作为关怀社会、维护世道、感染人心、营造人生观的作用渐失，技术性和工具性的人才自我设定比较流行。体现在课程教育上的特点，即论文考核中心、外语优势、就业焦虑与影响等。后者表现为，科学论文不符合最基本的科学精神，不规范、不求真，做事不认真、甚至不诚实，抄袭现象、代考代写现象较盛行等等。

    四、中国主体与西方精神双重不足。不是单一的某一方面的不足，而是两方面的同时缺失。而且在长期的文化冲突中，是怨怨相报，相互杀伤。从前者看，由于整个二十世纪的反传统运动，中国文化传统遭受重大的破坏，中国文学的主体性也严重流失。体现在教学与课程体系上，文学史以西方观念来剪裁中国史实，为各种政治服务。作品选基本上是以西方观念与方式来选取和解读中国作品。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单独行动，自成世界。写作也完全不写中国文学的旧文体。一些中国文化的基本常识严重匮乏。学生基本上没有从文学上树立民族自信与自尊。从后者看，由于意识形态斗争的后果，也由于对西方思想自身的了解与评价仍不足，对于中西方文学与思想的结合工作，仍嫌不够。吸收西方精华化为自己的文学血肉，相当缺乏。

五、基础与应变。在学术浮躁、功利主义流行的时代，中国文学学科原有的基础建设本不牢固，现更有破坏之迹象。如一些冷门专业渐招生困难，而一些新兴专业则门庭若市。人才目标的设定中，注重应用知识和能力，轻视人文基础，取消文化含量较高的基础课程的做法，也引起担忧。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在如何顺应全球化的浪潮，如何适应现代转型社会的变化，而加强文科学生的应变能力，也提到议事日程上了。

六、其他具体的课程问题。仍有一些结构性的问题：

譬如比较文学不能进行中外文学比较，不能起到衔接中外文学的作用。古今文学不打通，各自为一世界。缺少一个大学课程导论，于是新生不能从一个纲举目张的方式，得到中国文学学科的整体感，也缺少了从中学到大学的接口。文学史与文学作品不能衔接。往往为了文学史而牺牲了文学作品，作品仅仅成为了史的注脚。文学史的模式过于单一化，作家作品，面面俱到。可以有更自由更专门的文学史。

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几个方面：科学主义与人文精神的冲突与双重困境。知识优先与能力优先的矛盾。通识人才与专精人才的矛盾。西方至上与中国主体的困境与新机。传统优势与应变为上的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