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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与牧歌刘大为的中国人物画
评论对象： 书画大学 | 2009/6/4 10: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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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对象： 书画大学 | 2009/6/4 10: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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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新时期给刘大为带来了继承和发展中国画传统、充分施展自己的艺术才华的机遇。1978年，刘大为考入北京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研究生班，主攻工笔重彩人物画专业。当时中国画系研究生班的导师组，有叶浅予（系主任）、蒋兆和、李可染、吴作人、李苦禅、刘凌沧、黄胄、卢沉、姚有多等名家。刘大为回忆自己“有幸亲聆叶浅予、蒋兆和、李可染、李苦禅、刘凌沧等一代名师教诲，亦有幸与当时小有成就的诸位同窗朝夕为伴，相互学习，是我艺术之旅中最为重要的一程。”1 在中国画系研究生班两年的苦学，他集中系统地学习了中国画传统。中国画传统包括古代传统和现代传统。他对中国画传统的学习是从现代传统入手的，并逐渐向古代传统回溯。他原来主要接受过西画的训练，中国画系研究生班的导师又多半是遵循徐悲鸿倡导的以素描为造型基础的写实绘画体系，倾向于中西融合，因此他在熟练地掌握中国画传统的笔墨技法的同时，仍然试图把笔墨技法与素描造型结合起来。由于他主攻工笔重彩人物画专业，他课下更多向古典传统功力深厚的刘凌沧先生请教。他也曾反复临摹过中国历代人物画名家的传世之作，特别是任伯年的白描、小写意鞍马人物等。他一如既往坚持速写、素描和水墨写生，在研究生期间留下了《傣族小姑娘》（1979）、《蒙古族妇女》（1980）等许多素描精品。1980年他在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研究生班毕业，毕业创作《布里亚特婚礼》是一幅工笔重彩画长卷，以扎实的基本功刻画了有四五十个人物的蒙古族婚礼的喜庆场面。在中国画系研究生班毕业后，他又与杨力舟、谢志高、李延声、史国良、马西光、戴卫等同学，被选入文化部在北京颐和园藻鉴堂主办的“人物画研究班”（1981-1982），直接跟随导师黄胄学习了一年半时间。黄胄的真率豪放的画风、新疆题材和速写笔墨，都对他后来的绘画创作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1980年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研究生班毕业后，经林凡先生推荐，与史国良一同到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任教，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在近30年的中国人物画教学中，刘大为的教学思想与他的创作思想是一致的，可以概括为：关注生活，重视写生，发挥个性，大胆创新。
关注生活，重视写生，是刘大为教学思想的核心内容，这种观念来自他本人选择的现实主义艺术创作道路。他主张：“作为一个艺术家，应该始终关注社会，关注时代，关注生活。”2 他认为在教学实践中速写是解决造型问题的最快捷、最可靠的手段，也是把生活素材转化为艺术形象的最直接、最有效的中介。他每学期都带领学生到部队以及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体验生活，多年来走遍了大江南北、高原、塞上、边陲、海防，并两次身先士卒上正在转战的前线写生。多年后学生们经常回忆起和他下乡写生的一幕幕情景，每天一大早天没亮他就先起床挨个叫醒学生去画速写，晚上点评时，他写生的数量远远超过学生。几十年来，他的素描、速写画稿积案盈篋，他的创作从这种苦功修炼中获益匪浅。他现在作画无论尺幅小帧，还是鸿篇巨制，在造型问题上都得心应手，而不会捉襟见肘。他的写生和创作都对学生起到了示范和引导的作用。
刘大为的中国人物画创作曾获各种奖项数十次，主要有《假日》（1983）获北京市美术展览优秀奖，同年创作的《华山救险》参加《光明日报》全国美术展览获一等奖，此作品1984年入选第六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获优秀作品奖。《金色高原》（1987）获北京工笔画重彩画展一等奖。《阳光下》（1989）获第七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铜奖，《马背上的民族》（1991）获第二届工笔重彩画大展一等奖，《晚风》（1991）获建党70周年全国美术展览银奖（金奖空缺）以及关山月中国画创作奖，等等。他的作品之所以频频获奖，不仅是因为绘画技法纯熟洗练，而且也是因为他根据生活感受和写生经验塑造的人物形象，富有真情实感和生活气息，符合当代中国广大观众的审美趣味和欣赏习惯。
发挥个性，大胆创新，是刘大为教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他本人奉行的艺术创作信条。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促使他经常思考如何处理中国画传统与外来艺术因素、主题性创作与个性化探索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中国画传统不是僵化的程式，在创作理念、材料、方法上都在不断发展变化。中国画的拓展不仅要继承本土的优秀传统，也要不断汲取各种外来艺术的优长。艺术创作最可贵的是创新意识和个性探索，主题性创作也不例外。因此，他从部队院校的总体培养目标出发，要求学生掌握写实造型能力，在校期间每个学生必须完成一幅写实风格的主题性创作；同时，他又从学生个人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发展着眼，尊重学生的个性探索，鼓励学生的创新意识，允许他们进行各种艺术风格流派的尝试。他亲手培养的历届学生，诸如刘向平、潘缨、袁顺、钟儒乾、袁正阳、王天胜、孔紫、任惠中、李翔、宫丽、王利军、邹立颖等一大批优秀中青年画家，很多现在已成为当代中国人物画创作的骨干，而这些学生的个人艺术风格都比较独特，没有一个面貌雷同，也没有重复老师的画风。
刘大为的中国人物画的个人艺术风格，既相对稳定又富于变化。他谙熟素描与速写，精通水彩与水墨，兼擅工笔与写意，无论主题性创作，还是即兴式小品，艺术个性都非常鲜明，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刘大为的作品。在借鉴与融合西画因素方面，如果说黄胄的中国人物画主要得益于速写，那么刘大为的中国人物画则主要得益于水彩。他说：“对油画、水彩画的学习也使我的中国人物画的语汇更加自由丰富，尤其水彩画色彩的运用、色调的把握、光影的处理、水分的渗化、笔触的率性奔放，实在有中国画可借鉴之处，我对水彩画情有独钟亦有此原因。”3 水彩画也是刘大为绘画的强项。从少年时代至今，他一直未曾中断水彩画写生。数十年来他画了数百幅水彩画，其中《草原骑手》（1976）、《青城山林》（1981）、《藏家炊烟》（1981）、《吉祥傣寨》（1986）、《喀什巴扎》（1991）、《泰国苏梅岛海滩》（2004）、《威尼斯》（2005）、《挪威龙镇》（2006）、《奥斯陆海港》（2006）等水彩画佳作，艺术造诣不亚于专职水彩画家，这为他的中国画创作借鉴与融合西画因素准备了优越的条件。在他的工笔重彩画中，明显吸收了西画的光、色、结构造型，并与工笔重彩的勾勒渲染相结合，代表作有《马背上的民族》（1991）、《阳光下》（1989）、《晚风》（1991）、《草原上的歌》（1995）等。在他的水墨写意画中，更明显融入了西画特别是水彩画的色彩和光影表现，代表作有《帕米尔高原的婚礼》（1994）、《巴扎归来》（1999）、《雪线》（2004）、《雪域生灵》（2005）、《草原雏鹰》（2008）等。他把同样富含水意而表现特性不同的媒质——水墨与水彩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自然协调，不露痕迹。他也曾尝试水墨与水粉的融合，例如他根据敦煌壁画印象所画的一组《供养菩萨》（约1981），线条柔美流畅，水墨与水粉色彩醇厚浓艳，颇有敦煌壁画伎乐天和林风眠仕女画的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