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主题：
史诗与牧歌刘大为的中国人物画
评论对象： 书画大学 | 2009/6/4 10:19:06
评论言论： 刘大为的风俗画，主要讴歌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少数民族特别是草原或高原牧区牧民的幸福生活，充满了豪放浪漫、明朗欢快的牧歌式的情调。他这些牧歌情调的风俗画，与他的史诗风格的历史画相比，主题不太沉重而比较轻松，叙事情节减少，抒情氛围增加，画家有更多自由发挥个人艺术想象的余地。构思、构图更加新颖独特，变化多样，虚实开合，张弛有度。画面意境类似北朝乐府民歌、盛唐边塞诗和蒙古长调牧歌，有的节奏舒缓，恢宏沉雄，有的旋律急骤，激越奔放。绘画语言更为丰富活泼，画风或者典丽明艳，或者潇洒飘逸，整体上仍然保持着朴素清新的格调。工笔画笔法严谨，细而不板；写意画笔墨恣肆，狂而不野。色彩瑰丽而不艳俗，造型优雅而不纤弱。他的少数民族人物造型，更多注重传神写意，动态和表情自然灵活，同时准确把握了不同少数民族人物的相貌和性格特征。由于他长期积累了各族人物的素描、速写经验，在他笔下蒙古族、维吾尔族、塔吉克族、藏族等各族人物的形象神态一目了然，而在有些汉族画家笔下不同的少数民族人物千人一面，都是雷同的汉族相貌。在他的风俗画中，更加多方面地探索笔墨技法与素描造型的结合，在工笔画中着重寻求写实性与装饰性的协调，在写意画中着重尝试水墨与水彩的融合。有些写意画水墨的浓淡墨韵，与水彩的透明光影互渗交融，浑然天成，视觉效果极佳。在他的风俗画中，不仅各族人物形象塑造得相当出色，马、骆驼、牦牛、毛驴、犬、羊等动物形象也刻画得异常精彩，尤其他独创的骆驼样式已成为他的绘画绝技和作品标志之一。在他的少年时代，马和骆驼是内蒙古的主要交通工具，也是牧民生活的亲密伴侣。他后来创作的内蒙古、新疆少数民族风俗画，往往把人物与马和骆驼组合在一起，固然是为了更好地表现牧民的生活环境，也部分归因于他早年的生活经历与切身感受。
评论对象： 书画大学 | 2009/6/4 10:19:06
评论言论： 刘大为的风俗画，主要讴歌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少数民族特别是草原或高原牧区牧民的幸福生活，充满了豪放浪漫、明朗欢快的牧歌式的情调。他这些牧歌情调的风俗画，与他的史诗风格的历史画相比，主题不太沉重而比较轻松，叙事情节减少，抒情氛围增加，画家有更多自由发挥个人艺术想象的余地。构思、构图更加新颖独特，变化多样，虚实开合，张弛有度。画面意境类似北朝乐府民歌、盛唐边塞诗和蒙古长调牧歌，有的节奏舒缓，恢宏沉雄，有的旋律急骤，激越奔放。绘画语言更为丰富活泼，画风或者典丽明艳，或者潇洒飘逸，整体上仍然保持着朴素清新的格调。工笔画笔法严谨，细而不板；写意画笔墨恣肆，狂而不野。色彩瑰丽而不艳俗，造型优雅而不纤弱。他的少数民族人物造型，更多注重传神写意，动态和表情自然灵活，同时准确把握了不同少数民族人物的相貌和性格特征。由于他长期积累了各族人物的素描、速写经验，在他笔下蒙古族、维吾尔族、塔吉克族、藏族等各族人物的形象神态一目了然，而在有些汉族画家笔下不同的少数民族人物千人一面，都是雷同的汉族相貌。在他的风俗画中，更加多方面地探索笔墨技法与素描造型的结合，在工笔画中着重寻求写实性与装饰性的协调，在写意画中着重尝试水墨与水彩的融合。有些写意画水墨的浓淡墨韵，与水彩的透明光影互渗交融，浑然天成，视觉效果极佳。在他的风俗画中，不仅各族人物形象塑造得相当出色，马、骆驼、牦牛、毛驴、犬、羊等动物形象也刻画得异常精彩，尤其他独创的骆驼样式已成为他的绘画绝技和作品标志之一。在他的少年时代，马和骆驼是内蒙古的主要交通工具，也是牧民生活的亲密伴侣。他后来创作的内蒙古、新疆少数民族风俗画，往往把人物与马和骆驼组合在一起，固然是为了更好地表现牧民的生活环境，也部分归因于他早年的生活经历与切身感受。
刘大为表现蒙古族生活的风俗画数量最多，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相继创作了《布里亚特婚礼》（1980）、《草原小英雄》（1981）、《雏鹰》（1982）、《幼狮》（1982）、《学射》（1983）、《漠上》（1988）、《马背上的民族》（1991）、《任重道远》（1992年作为国礼赠送日本领导人）、《百驼图》（1994）、《草原上的歌》（1995）、《敕勒川牧歌》（2004）、《塞上驼铃》（2004）、《瀚海行》（2005）、《跃马图》（2005，神舟六号载人航天飞船搭载作品）、《草原雏鹰》（2007，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藏）等一大批工笔画和写意画作品。其中《漠上》、《马背上的民族》和《草原上的歌》不愧为当代中国工笔人物画的代表作。
蒙古族自古尚武爱马，曾有过数百年游牧生活的历史，民间还流传着金戈铁马的英雄史诗《江格尔传》，因此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刘大为的工笔重彩人物画《马背上的民族》，构思取精用弘，以小见大，通过今天一个蒙古族牧民家庭的朴野而温馨的草原生活情景，表现马背上的民族的豪爽性格和浪漫精神。构图颇富节奏感，在横幅画面上三个人物、三匹骏马和一只牧羊犬交错排开，节奏平稳舒缓而又跌宕起伏。人物和动物的布局紧凑统一，骏马和牧羊犬都起到联系和照应人物的作用。近景浅绿的茂密草地与背景淡彩的长空流云，衬托着中景浓墨重彩的人物和动物形象。人物形象具有典型的蒙古族相貌特征，面颊宽，颧骨高，同时每个人物又有符合自己身份的个性特征。画面右方傲然挺立的蒙古族男人，犹如古代蒙古铁骑的剽悍武士，或是那达慕大会赛马的精壮骑手。他左手拄着长矛似的套马杆（垂直线打破了横幅的单调），右手牵着系马的缰绳，表情庄重，注视前方。他的长袍仿佛被风吹得膨胀起来，也许是画家为了强调人物雄健的体魄刻意夸张。他的皮靴略呈内八字，可能是出自牧民长年骑马养成的习惯。画面中间在休憩的骏马和爱犬旁边席地而坐的蒙古族母子，动态和表情自然而惬意，母亲的温柔与孩子的稚嫩，同男人的刚毅相映成趣。人物的面部结构和肌肤采用写实素描造型，明暗色彩晕染柔和；服饰基本上采用勾线平涂，右衽长袍的领口、袖口的花纹镶边等细节追求装饰效果。刘大为在塑造人物和动物形象时，都注意探索笔墨技法与素描造型的结合，寻求写实性与装饰性的协调。描绘“马背上的民族”离不开画马。刘大为是当代画马名家之一。他在评论他人画马时曾说：“他笔下的蒙古马是中国画的传统笔墨与严谨的素描关系、色彩关系有机结合的艺术作品。”9 这也是他本人画马的经验之谈。根据中国古代画马名家的传世作品来看，韩幹、张萱、赵孟頫诸家的鞍马多系肥马，所谓“幹惟画肉不画骨”（杜甫诗），李公麟画马虽说“不独画肉兼画骨”（苏轼诗），实际上也偏于肥硕；现代画马名家徐悲鸿则以骨骼突出、肌肉强健的瘦马取胜，用中国画传统的水墨把马的解剖结构和骁勇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刘大为所画的马，接近轻型鞍马或瘦马类型，而又没有蹈袭徐悲鸿的画马程式，他在笔墨技法与素描造型、写实性与装饰性的结合上独具个人特色，创造了一种骨肉匀称、劲健骏美的画马样式。在《马背上的民族》这幅工笔画中的三匹骏马，尤其是左边那匹造型最完整的花斑白马，筋骨矫健，肌肉结实，马头细长，棱角分明，毛色晕染的质感和明暗变化精细微妙，再配上装饰华丽的鞍鞯，更显得劲健骏美。那只牧羊犬的素描造型和明暗晕染也精细微妙，与马和人物配合协调。整个画面的色调典丽明艳，清雅脱俗，红白青绿重彩巧妙穿插在灰黑笔墨渲染中毫不刺目。挂在白马鞍上的儿童用新式小书包并非多余的细节，因为马背上的民族毕竟已经进入了现代。
工笔重彩人物画《草原上的歌》，也属于《马背上的民族》系列之一，令人联想起蒙古长调牧歌。蒙古族长调歌手拉苏荣说：“长调是草原上的歌，是马背上的歌。离开草原是找不到长调感觉的，没有骑在马背上的感觉，是体会不到长调意境的。”10 画家在《草原上的歌》中借助具体的人物造型和景物描绘来表现抽象的歌声，营造长调的意境。画面中央一个蒙古族老牧民、老歌手，拿着马头琴，独自站在空旷的草原上引吭高歌。他白发长髯，饱经沧桑，从他皱纹密布的脸上面颊肌肉的收缩和微张的嘴唇的抖动来看，仿佛下颌正在自然颤动，运气颤颌演唱着长调牧歌。不知是在演唱呼伦贝尔长调《辽阔的草原》，还是在演唱锡林郭勒长调《苍老的大雁》？……老歌手的毡帽和长袍颜色幽深，质感厚重，他脚下枯黄的瑟瑟秋草，背后形状变幻的浮云，远处一匹更显出草原空旷的缩小的灰马，都适合表现长调歌声的浑厚、苍凉、高亢、悠远。这位老歌手就像“蒙古长调歌王”哈扎布一样，“他的歌声横过草原，天上的云忘了移动，地上的风忘了呼吸。”（席慕容诗）刘曦林评论《草原上的歌》说：“在那老牧民如钟一般的造型里，在那云影涌动的天际，不仅通感似地显示出如闻其声的魅力，更昭示出草原人的豪气和生命的活力，那不是一般老人的写照，而是一座精神的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