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拖欠学费已经是发生在大学各个层级的普遍现象。解决的办法，不是逼着学生支付学费，而是减免所欠的学费。

　　以文凭要挟学生支付学费，不仅是冷血的，而且在经济上是愚蠢的。现在的学费负担已经远远超出了贫困学生的支付能力，他们想付也没有钱。另外，大学毕业生的起薪正越来越接近民工的水平，一张文凭难以给学生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逼的结果，可能就是迫使学生放弃文凭。学生放弃了文凭，事业受到打击。在未来二十年，这些本来可以成为中产阶层的人，就会永久地在低收入阶层中挣扎。他们本来可以向国家支付的税金没有了，他们潜在的消费能力也丧失了。国家在宏观经济上还是会受到巨大的损失。这是一个大家皆输的策略。

　　一个大家都赢的办法，是有条件地减免学债，使这些穷学生顺利毕业，帮助他们创业。他们的成功，会给国家带来税金，会拉动内需。他们在未来会以一种创造性的方式，把贴在他们身上的钱还给社会。

　　当然，减免债务不是无条件的。学生必须申报家庭资产，以确定谁是真正的贫困户。另外，贫困生在学业上必须达到一定的标准，表明他们没有在大学里浪费纳税人的钱。同时，还可以考虑有偿减免，比如组织学生到偏远地区打义工，支持基层的义务教育，由此获得减免资格。那些享受大量国家拨款的学校，要在减免学债中负起更大的责任来。同时，中央和地方政府，也应该承担起相应的负担。

　　有债不还，表面上看是违背市场经济的原则。但是，在债务不合理，社会矛盾激化之时，减免债务是明智之举。古雅典大名鼎鼎的梭伦改革，就是以减免债务为中心，奠定了城邦长治久安的基础，也使得雅典得以维持一个相当自由的市场经济。理由是，当时的债务远远超出负债人的偿还能力。他们除了卖身为奴，放弃公民资格，已经别无他途。坚持所谓市场原则强制还债，等于取消一大部分人的公民资格，给城邦的发展釜底抽薪。所以梭伦才断然减免债务。在当今的中国，国家和社会对贫困生的财政资助严重不足。大学的寻租行为使教育成本不断上涨。要照单收学费，就等于剥夺了贫困生的受教育资格。背在他们身上的债务，也同样超出他们的偿还能力。坚持让他们偿还，等于把许多学生从大学这样的学术共同体中开除。这就像梭伦改革以前的雅典以取消公民资格来强迫人还债一样愚蠢。

　　我并不反对市场化的高等教育。但是，我一再强调，教育是个投资的产业，不是消费的产业。大学一个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往学生身上投资，挖掘他们身上的潜在价值，使他们为社会创造更大的财富，然后偿还教育费用；大学不是把教育作为商品向学生销售，从他们腰包里收钱。美国大学是最市场化的，但是这种投资行为还是大学经济的主导。

　　今年美国高等教育“告危”，因为学生欠债太多。可是，看看人家的“危机”数字:2003－2004学年的毕业生，有65％欠债，平均金额是19202美元，其中17022美元来自有补贴的低息联邦贷款。而大学毕业生就业率达97％，起薪三四万美元，还债还享受税收优惠。这样一来，毕业几年就还清贷款。即使这样，社会舆论还认为大学毕业生债务太重。相比之下，我们是否太过冷血？关键问题，是我们还没有完成大学教育的观念转型。大学还像个销售公司一样，要把产品以最高的价格推销给学生，挑战消费者的承受力。试想，从穷得叮当响的学生身上杀鸡取卵，能捞出几个钱？还不如对学生说一声:我们知道你们不容易。等有钱的时候再还吧！这样学生会感激。他们十个之中有一个将来成了巨富，就可能回馈学校。这样得来的钱，比到穷人那里敲骨吸髓得来的要多得多，也体面得多。（薛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