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德莱尔与波西米亚文人咖啡馆

龚容

    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失败以后，法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也随之分崩离析，金融资本和信贷系统空前繁荣，巴黎经过塞纳省省长奥斯曼的重建，面貌焕然一新。林荫大道上出现了不少家大型百货商店和时髦的咖啡馆；建筑师修建了许多巴罗克式的宅第和古罗马式的公馆；绘画成为装饰，轻歌剧取代了严肃音乐，文学作品只被当作轻松的消遣供人阅读，而为后世所叹赏的艺术当时只受少数人的重视，几乎没有哪个人愿意拿出钱来给予资助。许多艺术家十分厌恶这个资产阶级的天堂，不愿对其加以评论，一方面又觉得当时资产阶级的势力实在强大，无法对之进行谴责。于是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埋头工作，并且经常在那些文学咖啡馆里聚会，因为在那儿听不大见路易·拿破仑政治下露天市场的喧嚣。

    当时最有名的咖啡馆——殉道者咖啡馆就坐落在殉道者街上，位于布雷达街和纳瓦兰街的拐角处。这家烟雾缭绕、声音嘈杂的咖啡馆，是米尔热、波德莱尔或库尔贝等与官方的沉默或敌意奋起抗争的作家、诗人、画家等文人会聚的场所，上这家咖啡馆去的许多客人都觉得它的名称可以取得更加含蓄一点。

    其中有位客人阿尔弗雷德·德尔沃在一八五七年写道：“如果除了殉道者咖啡馆，整个巴黎都被焚毁，那么，只消使用咖啡馆中那些幸存者的聪明才智，就可以建成一座令人心驰神往的新城，不过它的面貌就不会跟奥斯曼设计筹划的一样了。

    殉道者咖啡馆是第二帝国时期最主要的咖啡馆。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它的客人们更加有名，那儿的侍者也更为忙碌，机敏乖巧的对答来得也比任何其他场所都要迅捷。楼上和楼下的那两个高大、轩敞的房间里都点着闪烁的煤气灯，摆着讲究的长沙发和光亮的橡木桌，但是镜子、图片和镀金线脚、女像柱和人造花看上去却并不怎么雅致，因为即使在殉道者街，要保持完全纯正高雅的艺术情趣也还是办不到的。在这家咖啡馆的常客中，有像克洛德·莫奈那样当时还不怎么出名的艺术家，也有像天文学家亚历克西·莫兰那样的怪人，他否认太阳的存在，但却试图通过允许月亮的存在来平息一片哗然的舆论。还有一些青春已逝的模特儿和年轻姑娘，她们各人都有个诨名儿，诸如“香烟”、“月光”、“煎蛋”、“白葡萄”等。对大多数的文学咖啡馆都不以为然的龚古尔兄弟写道：“殉道者咖啡馆就像个下等酒馆，是一些软弱无力、言行不一的人士汇集的洞穴，这些不知其名的大人物和不少波西米亚小报记者，都尽力想要在那儿拾到一枚新的五法郎硬币或一个陈旧的念头，而受到他们辱骂的那些人却不得不沉默寡言，努力工作，在孤独中奋战、生活和死亡。”警长在听到这家咖啡馆发生的一场决斗时就对法国元帅博斯凯说：“假如哪个人在那儿侮辱你的话，你就必须拨出刀来把他一下子结果！警察是决不想进行干预的！”

    全法国的人都知道，这是头一家可以在其中看到一种真正的波西米亚式生活的咖啡馆。晚上，咖啡馆里明亮耀眼的枝形吊灯的灯光，常会射到容貌丑陋、留着胡子的亨利·米尔热的秃脑门上。在一个美好的夜晚，米尔热会在那儿一连坐上好几个小时，一边喝着用来提神醒脑的咖啡，他旁边坐着的可能就是著名的现实主义画家居斯塔夫·库尔贝，他像个农民那样慢吞吞吃着东西，时而忽然发出一阵大笑，好似一个火药没给装好的花炮，随后激烈地发表一通带有狂热社会主义观点倾向的议论。

    在同一张桌子边上，假如凑巧正是三位都想上这家咖啡馆去的一个罕见夜晚，也坐着神情忧郁的夏尔·波德莱尔。他当时的外表引人注目，戈蒂埃在《回忆波德莱尔》中写道：他头发乌黑，有几绺罩在奇白的前额……眼睛颜色如西班牙烟草，深邃而且炯炯有神，显得过于专注……唇部曲线有如达·芬奇名画《蒙娜·丽莎》中的笑容那么富于魅力，还带有冷讽的意味。他的鼻子细巧、高雅，有些拱曲，鼻孔颤动着，似乎总是闻到一股淡淡的芳香……令人想起他的名句“我的灵魂在芬芳中飘荡，犹如他人的灵魂飘在音乐上”！他上穿朴素闪亮的黑外套，下着栗色裤子、白袜、精致皮鞋。整个来说，衣着外表无懈可击，而且几乎带有一种英国式的简洁风味。他身材瘦削，样子潇洒，头发理得光光的，好像正准备上断头台，默默想着他所欠的债务或是对《恶之花》的起诉。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曾在像莫米之类的咖啡馆里见过面的米尔热、库尔贝和波德莱尔分别代表了三种波西米亚式的生活方式。可是因为多数其他咖啡馆的常客对革命并不像对冰冻甜食那样关心，所以这三种波西米亚式的生活方式注定毫无意义。

    在那些定期或偶然上咖啡馆去的客人中，有些人一开始就试图把艺术从当时的毁灭中拯救出来，泰奥菲尔·戈蒂埃就是其中之一。他与包括热拉尔·德·奈瓦尔在内的一些朋友早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就组成了一个艺术团体，在他们那位于杜瓦耶纳街的工作室会面。不少浪漫主义作家早在好几年前就已经组成了一个类似的私人文学团体，但是戈蒂埃和他的朋友却爱把自己设想成是一些“放荡不羁的波西米亚人”；巴尔扎克在一八三○年描写他的杰作《幻灭》的第二部“外省大人物在巴黎”的场景时就已经使用了这个词语。

    “波西米亚人”这个词，使人脑海中出现了好似吉卜赛人的一班艺术家的形象；可是有两个重大的不同之处。他并不非得是一个四处游荡的流浪汉——波西米亚文人所在的区域可以是像拉丁区那样一个确切的地区——他可以忍饥挨饿，也可以像戈蒂埃和他的朋友那样有一笔个人收入。等到十九世纪下半叶，随着常在林荫大道一带漫步社交的人逐渐减少，咖啡馆就成了波西米亚文人聚会的场所。

    尽管戈蒂埃大概会不时朝殉道者咖啡馆里面瞅上一眼——他一度短期住在几间门面以外的纳瓦兰街，但是他可能觉得其中的现实主义氛围不大舒适合意。他的团体的宣言是为艺术而艺术。他们希望通过这种理想观念使他们的工作完全脱离他们所蔑视的社会。戈蒂埃和他的许多文学友人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一块儿喝酒的时候，他常会不由自主地回想起二十年前自己穿着红背心在浪漫派与古典派正面交锋时那种慷慨激昂的样子。

    资产阶级对于为艺术布艺术的主张并不感到怎么惊慌，不管怎样，这种艺术只能被一些感觉敏锐、富有才智的人所理解的那种观念，对那些寻找社会差别标志的暴发户确实颇有吸引力。为艺术而艺术在某些其他方面也反映出资产阶级的权力，却并未对这种权力提出质疑。深奥玄妙的艺术那至高无上的地位恰好反映了金融资本的成功。情况有时看上去似乎是法国的银行家越多，波西米亚艺术家也越多。如果艺术家只能在几个凭灵感的浪漫主义者创造出来，那也跟当时出现的劳动分工的潮流趋势相符。否认艺术具有任何社会目的对统治阶级来说也未始没有好处，因为它早看出雨果把自由派和浪漫派人士结成联盟的危险性。

    一八五○年七月革命后，巴黎开始显示出它年轻的兴旺发达的景象。街道被拓宽了，许多还铺了木头。马路两边不再只是坚硬的泥地，而是用碎石铺成的人行道。这样一来，人们就可以安安稳稳地坐在街边上，不用担心污泥溅到身上。煤气灯的使用产生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效应：城市的灯光。咖啡馆因为明亮的灯光、宽大的平板玻璃窗而显得相当壮观。在林荫大道边那些咖啡馆的露天座位上，上层社会的人士坐在那儿看着和他们同一阶层的人从旁边走过。民众开始逐渐离开了至今为止名声仍不怎么好的王宫广场。在托托尼餐馆或是林荫大道隔开几个门面的里什咖啡馆，社会名流都常在那儿碰头会面。

    所有这一切在波德莱尔看来，都是一个令人着迷的新的天地。他还是一个十几岁少年的时候，就去拉丁区的那些并不上等的咖啡馆游逛，当时那儿仍是维庸所熟悉的迂回曲折、肮脏不堪、灯光暗淡的街道，不过因为雨果住在那儿，所以对作家倒还不算有失体面。只有等到一八四二年，当波德莱尔由于成年获得一笔巨款的时候，他才进入塞纳河右岸的上层社会，在那儿，他喜欢在自己的住处营造出一种异国情调，在房间里摆放着东方的香料，一架架镀金皮面的书籍、一瓶瓶装在细长瓶子里的莱茵葡萄酒、柔软的东方地毯……这是他决定在文学咖啡馆里也保持的一种情调。他爱挽着他的“黑维纳丝”让·杜瓦尔去咖啡馆。他的漂亮的衣服、拳曲的头发、尖尖的胡子使他看上去像一幅古代大师所作的画像里的人物。一八三七年，在里什咖啡馆旁边开了另一家高级的名叫勒佩尔捷的咖啡馆，在上这家咖啡馆去的那群文人作家中，他会把那么来看巴尔扎克、缪塞、戈蒂埃或德·奈瓦尔的陌生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如果他通过卢森堡公园的那个入口走进一家名叫塔布雷的安静的咖啡馆，立刻在他的桌子周围就会坐上很多人，好像一个剧作家在他最新创作的那出戏首演前正在调动起他的朋友的情绪。他在热情奔放地谈论政治或美学问题的时候会突然停顿下来，转身对着邻桌正望着他的一位年轻女子，彬彬有礼地问道：“小姐，你知道我想做什么吗？我渴望能在你雪白的肌肤上咬一口。恕我冒昧，我要告诉你我想怎样跟你交欢。我想把你的双手捆在一起，缚住你的手腕，把你吊在我房间的天花板上……”或者他会懒洋洋地用手指着乳酪说：“你是不是觉得它的味道有点儿像是小孩子的脑髓？”再不，在殉道者咖啡馆之类的场所，他会当众吟诵出一些奇特的带有施虐狂的诗句，可能这些诗句也收进了他十多年后以《恶之花》为名出版的那部诗集。

    要是不了解其他因素，他的这种惊世骇俗的反常行为实在显得十分卑鄙下流。在他的家庭于一八四四年只供给他每月二百法郎后，他就成了左岸波西米亚式的咖啡馆社交圈子里的一名非正式成员，他分享着那些生活波西米亚艺术家的贫困和默默无闻的命运。

    波西米亚的文化界是不被承认、缺乏资金或收入的艺术家的底层社会。大多数波西米亚式的文人及艺术家并没有下定决心做出脱离资产阶级社会的决定。他们只中没有充足的金钱而已。有些人希望自己能够在豪华的饭店用餐，穿上光鲜华美的衣服，另一些人帮助策划了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或者他们进入鸦片、大麻或酒精所造成的人造天堂来逃避现实。尽管有些人只是缺乏能力或身体有病，但是另一些人却成了资产阶级社交界的受害者——正统的审美趣味、把所有的艺术作品都一律看成是商品，这使那些喜爱实验探索的艺术家的生活变得十分艰难，而他们中的许多人还在浪漫主义的云山雾霭中胸怀无法实现的抱负。劳动的专门化也使那些无法出售自己作品来维持生计的艺术家的日子变得更不好过。到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出现了大批失业的艺术家，他们的数量已经大得足以构成“波西米亚文化界”。

    最初，这个神话般的国度的首都是莫米咖啡馆。“波西米亚人”这个词早就被巴尔扎克之类的作家用在他们的作品中，但是，是亨利·米尔热，这个莫米咖啡馆的常客和挨饿的作家，才使这个词变得尽人皆知。米尔热是一个画家的儿子，在文学方面抱负不凡，结交了许多身无分文的朋友，他又酷嗜喝咖啡，他的生活受到上面所有这些因素的影响。他爱好独自在夜晚写作，四周点着蜡烛，喝下无数杯咖啡来提神醒脑。尽管这种行动有其浪漫的感染力，但却更可能是因为他不得不跟他人合住的缘故。“你应该早上五点钟起来，”和他合住公寓套间的朱勒·于松对他说，“喝上一大瓶冷水。”可是没有效果。尽管米尔热觉得他的身体正受到咖啡的损害，但是他知道自己已经上了瘾。“夫人，”他在那部有关莫米咖啡馆的虚构的回忆录《波西米亚人的生活场景》中写道：“咖啡是阿拉伯的一种土生植物，它是被一头山羊发现的。它的服用价值给传播到欧洲。伏尔泰以前每天要喝七十杯。我喜欢喝不放糖的滚热的咖啡。”

    因此，当殉道者咖啡馆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早期成为声名暧昧的女人常去的场所时，有三种波西米亚文人在其中耀眼的镜子里照见自己的形象，米尔热通过把波西米亚的文人圈加以浪漫化而发财致富，他发现对自我的写作没有出路。他在一八六一年因为一种神秘的紫癜而去世，不少人有理由认为他是自杀。

    尽管龚古尔兄弟同意他对咖啡有一种致命的瘾头，但他们认为他的死却是由于贫困潦倒和苦艾酒。他们说他在他死前，他的身体就已经垮了，他们觉得这是对波西米亚式的生活的一份令人满意的贡品。至于库尔贝，他在瑞士度过了五年孤独痛苦的放逐生活后于一八七二年去世。他抱有的那种依靠艺术在他的有生之年帮助他的波西米亚文人圈内的友人达到社会主义天堂的幻想并没有在巴黎公社后实现。波德莱尔在一八六七年生命快结束的时候，已经不再存有任何幻想。他经常上咖啡馆去，只为了一个人坐在那儿默想。“我在观察一个永无穷尽的死者的行列！”他有一次向他的朋友解释说。到了一八六七年，他因为梅毒而全身瘫痪，失去了和外界的所有接触。只能从他嘴里听到这样一种咒骂：“真他妈的见鬼！”至于那些后来作为波西米亚人而出名的艺术家，他们最普遍的命运就是自杀、遭受放逐或精神错乱。

    尽管波德莱尔厌恶波西米亚的许多特征，他却似乎承认波西米亚主义是个性魅力的源泉，是用来对抗当时时髦主义的有力手段。波德莱尔强烈意识到，现代艺术必须根植于个人的体验上。

    （原刊《译文》200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