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庶民
印谱编纂之风日盛，印学研究成果日著，形式、风格、体例、文法等便有了多种多样的选择。由黄主编的《中国印风系列》亦别出心裁，集图谱、论文、年表于一体，更以断代凸现印章时代风格，并将同时代著名书画家的常用印收入，广采博取，眉目清楚。读者或欣赏，或摹学，或查阅，取资既易，检核方便，一卷在手，可知彼时印风概貌。
近读其编纂之《元代印风》卷，获益良多。前有黄《论元代文人印章发展的三个阶段》一文，可见作者对元代印学研究用力之深。该文以赵孟、吾丘衍的理论论著述先导文人篆刻风气为第一阶段，标举出元代印学的总体走向。赵孟《印史序》和吾丘衍《三十五举》实为文人篆刻艺术研究之滥觞，其中从审美到技法都有开山之力，为后世印学研究奠定了理论视野与技术基调，余响至今，不绝如缕。第二阶段则以“集古印谱”的风气渐开为特点，捃拾杨遵《杨氏集古印谱》、吴睿《吴孟思印谱》、叶森《汉唐篆刻图书韵释》、申屠致远《申屠致远集古印谱》等，揭示元代文人士大夫的尚古风气和元代文人篆刻的渊源所自。第三阶段总结出文人篆刻家的出现和由篆印到刻印的转换节点。搜罗有限的资料，披沙拣金，利器良工，使人得窥文人篆刻艺术权舆脉络，厥功自不可磨。黄文后，系以胡家持《元代押印研究》，专门对押印昌兴于元代及其形制、类别、特点及审美评价作了全面阐述与梳理，要言不烦，亦多创见。
印史、印学的现代研究，不乏名著，如沙孟海之《印学史》、韩天衡之《中国印学年表》，黄之《中国古代印论史》，刘江之《篆刻美学》以及邓散木之《篆刻学》等等。而《元代印风》视点新颖，搜罗宏富，分类清晰，图文并茂，且首次将传世书画作品上的元代名家实用印章辑入，纳入元代整体印风视野予以关注则更见该书超越前人之处。书后缀之以“元代印学年表”，形成元代印人、印章、印风、印史相互参照，古代资料与现代研究相互辉映的新格局，印学体系框架得以确立。
《元代印风》的不足之处是有的印章考证未当，释文、引文或有谬误之处，特别是“年表”用力未深，显得单薄粗疏且错漏较明显。
与韩天衡《中国印学年表》的“元代部分”相比较，《元代印风》的年表有了明显的学术意识，即人物、事件、著述等尽量有准确系年，收入重大政治、文化事件，使彼时的时代背景、学术环境与印学发展的轨迹一目了然，这也大大提高了年表的工具性。遗憾的是作者未能钩深致远，遗漏了一些重要史料和线索。
下面试举数例：
一、年表中陶宗仪、王逢、贤、大长公主祥哥剌吉等未列卒年。近人已考陶宗仪生卒年为元延三年(1316)至明永乐元年(1403)，见昌彼德《陶南村先生年谱初稿》；王逢生卒为元延六年(13l9)至北元天元十年，即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见王季直《王元吉年谱》；贤生卒年为元至大二年(1309)至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大长公主祥哥剌吉生卒年为元至元二十年(1283)——元至顺二年(1331)，见台湾学者王德毅等所编著的《元人传记资料索引》等。
二、年表中列李倜生年作l279年，不知何据，但是我们敢断言此生年有误。赵孟《松雪斋集》卷八有《故成都路防城军民总管李公墓志铭》，是应李倜之请为他父亲写的墓志铭，其中明确记载李倜的父亲李昱为至元乙亥冬十二月二日以疾卒于四川成都，享年48岁，据此可知李昱生卒年为公元l228——1275年12月20日。墓志中记载李昱临终前曾命李倜在床前“读《大学》、《中庸》数过，奄然而逝”。说明李倜此时在成都，年龄当在l5岁左右。总之李倜不可能在他父亲去世后四年再出生，年表所列，错误一望可知。
三、年表中郑元生卒年作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然而传世南宋赵葵《杜甫诗意图》上有郑元、王逢于至正二十六年(1366)八月题诗，见杨仁恺编著的《国宝沉浮录》。
四、遗漏了与印史、印学有关的重要人和事，如辑有《古印史》的吴福孙(1280—l348),辑有《复古编》的泰不华(1304—1352)。平生善篆印的虞集(1272—l348)，《元代印风》中的“天历之宝”、“奎章阁宝”二印即是虞集于天历二年(1329)奉元文宗之命篆文。还有善篆印的钱逵(1313—1384)及周伯琦(1298—l369)，周伯琦于至正元年(1341)奉诏篆文的“宣文阁宝”亦已收入到《元代印风》中，周伯琦还撰有《印谱题词》，可见其与元代印学有较多联系。以上遗漏实为缺憾。
五、对一些较重要的事件如：至正九年(1349)六月，顺帝命刻“至正珍秘”小玉印，凡秘书监所掌书画皆用此印识之。同年，康里子山请改宣文阁为端本堂。至正十五年(1355)揭为吴睿撰《吴氏印谱序》……均未收入年表，难免遗珠之憾。
六、表中所列元统元年(1333)奎章阁属官杨以龟钮白玉印进呈，上命篆二小玺：一曰“明仁殿宝”，一曰“洪禧”。并附傅申《元代皇室书画收藏史略》中作于l333年和作于1341年两说。在这里，编著者只要稍加考辨，便可避免这种蛇足与粗疏之误。天历元年(1328)文宗建奎章阁与西宫兴圣殿之西廊，官阶为正三品，隶东宫属官。天历二年（1329）文宗复位时，升为奎章阁学士院，官阶为正二品。文宗能书会画，每天都到奎章阁，元代的宫廷书画活动以此时为最盛。至顺三年(1332)八月，文宗病逝，年仅29岁。十月宁宗即皇位，43天后，年仅7岁的宁宗亦“病卒”。十二月，皇太后迎立妥帖睦尔于广西，是为顺帝，第二年六月即皇位，十月改元为元统。顺帝年幼无知，任用轻视汉文化、防范汉人甚为苛严的伯颜(他曾请顺帝下诏尽杀汉人张、王、李、赵、刘五姓而未果）独揽朝政。元统改元后立即诏令罢科举，至元六年（1340）十月诏罢奎章阁，康里子山谏言曰：“民有千金之产，犹设家塾延馆客，岂有堂堂天朝，富有四海，一学房乃不能容耶?”(《元史列传第三十》）在这种情况下，于至正元年（1341）六月开宣文阁，其职责亦归属翰林院。知此，可知1341年不当有“奎章阁属官”，杨在天历初署广成局副使，而广成局正属奎章阁，天历二年（1329）杨擢中瑞司典簿，已归属中政院，故韩天衡《中国印学年表》将此事录在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较为合理。傅申二说皆失之详考。
《中国历代印风系列·元代印风》还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如“吴兴”（74页）一印是否为赵孟所用印？有人考为明代收藏家王济用印。“封金”（266页）一印应为“封全”。274页至275页的一些宗教用“印”（法器）列为押印似也欠妥。但是瑕不掩瑜，可在今后择善而收之，将使当代印学研究受益无穷。（《青少年书法(青年版)》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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