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诗人杨键
李少君
虽然韩东的鉴赏水平常常很成问题，但他能接受杨键、判断杨键乃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最好的诗人之一，并将杨键的诗集《暮晚》列为其所主编的“年代诗丛”第二辑首部（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说明他还没有完全丧失一个诗人的基本辨别力，还没有泯灭作为一个诗人的本性。因为韩东以“诗坛政客”著称，向来喜欢拉帮结派，拉拢一伙打击一伙，凡不附属他者，他必踩之。而杨键如此独立、强大、突出，既非学院派，也非口语派，是难以定论之人，显然不能归入其阵营。
那么，杨键究竟是怎样一个特立独行之人？连韩东这样的诗坛之霸也拿他无可奈何，还不能不承认他。评论家向来为了偷懒，有时则是妄想掌控创作进程方向，喜欢将诗人简单分类，划为各种派别，便于分析评论，我也不能免俗。如果实在要将杨键归类，从其作品及生活方式，尤其是其所观照的内容之特别，我愿意称之为草根诗人。
有评论家认为内容在当下已不成问题，说写什么的问题早已解决，怎么写才是大问题，对此我不能苟同。确实，对于初学写作者而言，怎么写或许是至关重要的，但对于形式与技巧早已不成问题的创作者而言，写什么又成为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尤其是在当代，由于教育的普及及社会文化程度的普遍提高，大部分写作者对于仅有的那么几招创作技巧早已烂熟，翻来覆去操练得非常娴熟，年轻作家出手不凡，年轻诗人个个得心应手，，若放在写作水平普遍不高的八十年代，无人不是高手，不少甚至堪称大家。但当下的写作者们也有致命要害，那就是在全球化的情境下，不仅中国、世界范围内地互相模仿，追求所谓时尚，作品惊人地雷同，单一，缺乏个性与独特之处。一位资深文学编辑说收到的小说中，十篇有九篇写泡吧和嫖妓，另一位诗刊编辑说大部分诗作口水化，无聊乏味，毫无新意。连著名诗人在国际上也被指缺乏“中国性”，与西方诗人的创作毫无二致，完全可以被当做一个英国、法国或德国诗人的作品。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内容有时又决定一切。诗人关注什么不关注什么，诗人写什么不写什么，这样的问题其实是一个绝大的问题，一个大是大非、孰高孰低的大问题，甚至是判断一个诗人之高下的试金石，是判断是否大诗人的标准之一。
我常举的一个例子是杜甫，杜甫有一句震撼人心、震铄千古的绝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如果从技术上来讲，这两句诗表达得其实很平常，不过实话实说，直接了当而已。而且这样的情景，其实在任何朝代都比比皆是，司空见惯，但为何几千年以来，只有杜甫关注到了这一点，并且不加掩饰地描述出来，表达出来，从而产生出一种伟大的强烈的震撼的冲击力，至今仍冲击着我们的心灵？那么，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在冥冥中驱使杜甫将关注的目光投向这司空见惯的一幕？又是什么样的一种冲动和激情使得诗人难以平静，夜不能眠，奋笔疾书，写下这让人痛彻入骨的千古绝句？这是一个早已远远超出所谓形式、技术的问题。
在我看来，真正的大诗人、大作家，必定是充满良知、正义、勇气、同情心、怜悯心与深厚、素朴的感情的，在他们那儿，关心什么不关心什么，选择什么不选择什么，永远是第一位的。他们关注人间疾苦、人世患难、生命、爱情与友谊，他们追求公正、自由、平等、博爱，他们维护人权，反抗暴政专制，他们呼吁世界和平、鼓吹人类友爱。所以，左拉才会拍案而起：“我抗议”，鲁迅才会发出“呐喊”，帕斯捷尔纳克才会控诉极权独裁，萨特才会走向街头，而所谓技巧、形式，对于他们来说永远是相对次要的。如果追问他们为何有如此强大的力量，我个人认为，是因为他们有一种草根性，他们将自己的根牢牢地扎在大地与土壤中，汲取营养与源泉。
我们都知道，大地上的野草是最顽强最有生命力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野草的这种旺盛的生命力，来自野草的种子类似我们称之为精神的东西，它是无法消灭的，随时随地可能生根发芽。杨键生活在江淮大地上，可能也吸纳了这种一种精神吧。
当然还不能拿杨键与那些大诗人们比较。但杨键追慕前贤，以他们为榜样，在偏僻的江淮大地的一角，践行着一条真正的诗歌之路。在多少个不眠之夜，在昏黄的灯光下，杨键写下他亲眼目睹的真实的残酷的一切，写下他的忧愤、悲悯与痛苦，写下那些震撼我们灵魂与视觉的诗句：“你河边放牛的赤条条的小男孩/你夜里的老乞丐，旅馆门前等待客人的香水姑娘/你低矮房间中穷苦的一家，铁轨上捡拾煤炭的邋遢妇女/你工厂里偷铁的小女孩”；“在车厢里，人们凝望着落日/一件挂在桃树上的农民的蓝衣褂！”“在冬天，/人世凝成了/鹌鹑的瑟缩模样”；“乡村呵，/就象一头驴子，/一根绳子就把它留在了树桩上，/摇着尾巴。//在它的眼里，/万物的寒霜，/消化得多么好呵，/忠厚、无言，还有温良”；“她老了，/乳房耷拉挂下来，/象一口袋面粉，/他们家乡的河水奔流，/两岸的人民/换了一茬又一茬，/象夏天的萤火虫，/一闪一灭的”、“远处的起重机勾勒着黄昏的凄凉/一个工人和一个农民无言地相遇在桥头”、“点点墨斑/那是寒霜的麻雀/像一群民工/挤上火车---冷清的老柳树上”、“天空阴沉沉的/仿佛一个老人低头写着状纸/周围的一切/都跪下”、……这样的诗句，只可能是从脚下的这片大地与土壤里生长出来的。没有对这块土地的深沉厚爱，就不可能有这样深刻蕴蓄的诗歌。杨键追随的是杜甫这样的诗人，那种草根性与悲悯之心是与生俱来的，深入骨髓的。
是的，杨键自己就是一个每月生活费仅三百元的下岗工人，过着异常艰苦节俭的生活，基本只吃素食，但他并不怨天尤人，牢骚满腹，仅仅关心自己的那点悲苦，他的目光投向很远很宽广的世界，他的胸怀关注的是这样一些景象和人群：急剧变迁、支离破碎的乡村、江淮大地上的现实、小学校、农民、厂矿、垃圾场，他的目光所及，是“振聋发聩”、“思维混乱”的拖拉机，“破碎”的山河，“手上抓着命运的蓝灯”的扳道工，“背着孩子进城找工作的乡村妇女”，“两个蹲坐在石头上吸烟”的民工……杨键的诗里，充满悲天悯人之情，将愤怒与激动也化解为内心绵延不绝的潺潺流水，就如他的诗所写：“我几千里的心中，/没有一点波澜/一点破碎/几十只鸟震撼的空间啊，我哭了，/我的心里是世界永久的寂静，/透彻，一眼见底，/化为蜿蜒的群山，静水流深的长河。”在诗里，杨键刻意地压制自己的情感波动，他的悲愤、苦闷乃至绝望，都没有一点痕迹，但越是这样，他那些压抑之下的低吟长叹就越震撼我们的灵魂，并使我们颤栗。
每次读杨键的诗，我总联想起在中原大地上悲苦疾走的杜甫、孤独悲愤的苦行僧寒山，还有痛苦得不能自己、怪异佯狂的八大山人……这些都堪称草根派的代表。或许，相对而言，作为佛教徒的杨键要平静得多，他表面上平静得多，看似心如止水，其实内里狂澜汹涌，他悲悯的目光掠过山河大地时，所见所闻，他的内心无时不在颤栗，颤栗得发抖，以致非得写下那些一字一句宛如刀刻的诗句，才能稍稍平静。
草根性，这样一个词放在杨键身上或许最恰当不过。只有立足于深厚土壤里的才可能是深刻的。对于杨键来说，千万不能脱离脚下的土地，一定要远离那些花里胡哨的技巧形式。只要内心有震动，质朴的表达就已足够。实际上，只有立足于草根性，才会有真正的个性，真正的特异之处，也才是真正原创性的。
（《暮晚》，杨键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8月第一版，定价：14、20元）
转自： http://www.iceach.com
李少君
虽然韩东的鉴赏水平常常很成问题，但他能接受杨键、判断杨键乃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最好的诗人之一，并将杨键的诗集《暮晚》列为其所主编的“年代诗丛”第二辑首部（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说明他还没有完全丧失一个诗人的基本辨别力，还没有泯灭作为一个诗人的本性。因为韩东以“诗坛政客”著称，向来喜欢拉帮结派，拉拢一伙打击一伙，凡不附属他者，他必踩之。而杨键如此独立、强大、突出，既非学院派，也非口语派，是难以定论之人，显然不能归入其阵营。
那么，杨键究竟是怎样一个特立独行之人？连韩东这样的诗坛之霸也拿他无可奈何，还不能不承认他。评论家向来为了偷懒，有时则是妄想掌控创作进程方向，喜欢将诗人简单分类，划为各种派别，便于分析评论，我也不能免俗。如果实在要将杨键归类，从其作品及生活方式，尤其是其所观照的内容之特别，我愿意称之为草根诗人。
有评论家认为内容在当下已不成问题，说写什么的问题早已解决，怎么写才是大问题，对此我不能苟同。确实，对于初学写作者而言，怎么写或许是至关重要的，但对于形式与技巧早已不成问题的创作者而言，写什么又成为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尤其是在当代，由于教育的普及及社会文化程度的普遍提高，大部分写作者对于仅有的那么几招创作技巧早已烂熟，翻来覆去操练得非常娴熟，年轻作家出手不凡，年轻诗人个个得心应手，，若放在写作水平普遍不高的八十年代，无人不是高手，不少甚至堪称大家。但当下的写作者们也有致命要害，那就是在全球化的情境下，不仅中国、世界范围内地互相模仿，追求所谓时尚，作品惊人地雷同，单一，缺乏个性与独特之处。一位资深文学编辑说收到的小说中，十篇有九篇写泡吧和嫖妓，另一位诗刊编辑说大部分诗作口水化，无聊乏味，毫无新意。连著名诗人在国际上也被指缺乏“中国性”，与西方诗人的创作毫无二致，完全可以被当做一个英国、法国或德国诗人的作品。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内容有时又决定一切。诗人关注什么不关注什么，诗人写什么不写什么，这样的问题其实是一个绝大的问题，一个大是大非、孰高孰低的大问题，甚至是判断一个诗人之高下的试金石，是判断是否大诗人的标准之一。
我常举的一个例子是杜甫，杜甫有一句震撼人心、震铄千古的绝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如果从技术上来讲，这两句诗表达得其实很平常，不过实话实说，直接了当而已。而且这样的情景，其实在任何朝代都比比皆是，司空见惯，但为何几千年以来，只有杜甫关注到了这一点，并且不加掩饰地描述出来，表达出来，从而产生出一种伟大的强烈的震撼的冲击力，至今仍冲击着我们的心灵？那么，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在冥冥中驱使杜甫将关注的目光投向这司空见惯的一幕？又是什么样的一种冲动和激情使得诗人难以平静，夜不能眠，奋笔疾书，写下这让人痛彻入骨的千古绝句？这是一个早已远远超出所谓形式、技术的问题。
在我看来，真正的大诗人、大作家，必定是充满良知、正义、勇气、同情心、怜悯心与深厚、素朴的感情的，在他们那儿，关心什么不关心什么，选择什么不选择什么，永远是第一位的。他们关注人间疾苦、人世患难、生命、爱情与友谊，他们追求公正、自由、平等、博爱，他们维护人权，反抗暴政专制，他们呼吁世界和平、鼓吹人类友爱。所以，左拉才会拍案而起：“我抗议”，鲁迅才会发出“呐喊”，帕斯捷尔纳克才会控诉极权独裁，萨特才会走向街头，而所谓技巧、形式，对于他们来说永远是相对次要的。如果追问他们为何有如此强大的力量，我个人认为，是因为他们有一种草根性，他们将自己的根牢牢地扎在大地与土壤中，汲取营养与源泉。
我们都知道，大地上的野草是最顽强最有生命力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野草的这种旺盛的生命力，来自野草的种子类似我们称之为精神的东西，它是无法消灭的，随时随地可能生根发芽。杨键生活在江淮大地上，可能也吸纳了这种一种精神吧。
当然还不能拿杨键与那些大诗人们比较。但杨键追慕前贤，以他们为榜样，在偏僻的江淮大地的一角，践行着一条真正的诗歌之路。在多少个不眠之夜，在昏黄的灯光下，杨键写下他亲眼目睹的真实的残酷的一切，写下他的忧愤、悲悯与痛苦，写下那些震撼我们灵魂与视觉的诗句：“你河边放牛的赤条条的小男孩/你夜里的老乞丐，旅馆门前等待客人的香水姑娘/你低矮房间中穷苦的一家，铁轨上捡拾煤炭的邋遢妇女/你工厂里偷铁的小女孩”；“在车厢里，人们凝望着落日/一件挂在桃树上的农民的蓝衣褂！”“在冬天，/人世凝成了/鹌鹑的瑟缩模样”；“乡村呵，/就象一头驴子，/一根绳子就把它留在了树桩上，/摇着尾巴。//在它的眼里，/万物的寒霜，/消化得多么好呵，/忠厚、无言，还有温良”；“她老了，/乳房耷拉挂下来，/象一口袋面粉，/他们家乡的河水奔流，/两岸的人民/换了一茬又一茬，/象夏天的萤火虫，/一闪一灭的”、“远处的起重机勾勒着黄昏的凄凉/一个工人和一个农民无言地相遇在桥头”、“点点墨斑/那是寒霜的麻雀/像一群民工/挤上火车---冷清的老柳树上”、“天空阴沉沉的/仿佛一个老人低头写着状纸/周围的一切/都跪下”、……这样的诗句，只可能是从脚下的这片大地与土壤里生长出来的。没有对这块土地的深沉厚爱，就不可能有这样深刻蕴蓄的诗歌。杨键追随的是杜甫这样的诗人，那种草根性与悲悯之心是与生俱来的，深入骨髓的。
是的，杨键自己就是一个每月生活费仅三百元的下岗工人，过着异常艰苦节俭的生活，基本只吃素食，但他并不怨天尤人，牢骚满腹，仅仅关心自己的那点悲苦，他的目光投向很远很宽广的世界，他的胸怀关注的是这样一些景象和人群：急剧变迁、支离破碎的乡村、江淮大地上的现实、小学校、农民、厂矿、垃圾场，他的目光所及，是“振聋发聩”、“思维混乱”的拖拉机，“破碎”的山河，“手上抓着命运的蓝灯”的扳道工，“背着孩子进城找工作的乡村妇女”，“两个蹲坐在石头上吸烟”的民工……杨键的诗里，充满悲天悯人之情，将愤怒与激动也化解为内心绵延不绝的潺潺流水，就如他的诗所写：“我几千里的心中，/没有一点波澜/一点破碎/几十只鸟震撼的空间啊，我哭了，/我的心里是世界永久的寂静，/透彻，一眼见底，/化为蜿蜒的群山，静水流深的长河。”在诗里，杨键刻意地压制自己的情感波动，他的悲愤、苦闷乃至绝望，都没有一点痕迹，但越是这样，他那些压抑之下的低吟长叹就越震撼我们的灵魂，并使我们颤栗。
每次读杨键的诗，我总联想起在中原大地上悲苦疾走的杜甫、孤独悲愤的苦行僧寒山，还有痛苦得不能自己、怪异佯狂的八大山人……这些都堪称草根派的代表。或许，相对而言，作为佛教徒的杨键要平静得多，他表面上平静得多，看似心如止水，其实内里狂澜汹涌，他悲悯的目光掠过山河大地时，所见所闻，他的内心无时不在颤栗，颤栗得发抖，以致非得写下那些一字一句宛如刀刻的诗句，才能稍稍平静。
草根性，这样一个词放在杨键身上或许最恰当不过。只有立足于深厚土壤里的才可能是深刻的。对于杨键来说，千万不能脱离脚下的土地，一定要远离那些花里胡哨的技巧形式。只要内心有震动，质朴的表达就已足够。实际上，只有立足于草根性，才会有真正的个性，真正的特异之处，也才是真正原创性的。
（《暮晚》，杨键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8月第一版，定价：14、20元）
转自： http://www.icea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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