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是对照极为明显的两种不同文化，恰好涵盖了人类从丛林群居生活以来，最初形成的两个最重要的人生经验---氏族内部的“道德主义”和在自然界争取生存的“丛林法则”。在核心源流上，中华文化继承了氏族社会的道德本位，先秦诸子对氏族社会的道德主义领会极为深刻；而西方文化是围绕丛林法则而展开的，落实到现实中的就是各种形式的竞争性利己主义，竞争性的利己主义在社会优势阶层的主导下，总是体现为少数人对多数人劳动成果的占有，恩格斯根据西方历史总结的文明社会的三大奴役方式---奴隶制、封建制和雇佣制，都很好体现了西方文化中丛林法则的现实表现。
中华文化的三个主要思想渊源是氏族社会的道德主义遗产、立足于农耕社会的人生经验和在现世主义情怀下的宗教情感主义，这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完全确立。与此相对应，西方文化的三大渊源是丛林法则、游牧文化（后来是商人文化）与宗教极端主义，虽然游牧文化历史流传中断，但是后来的商人文化能够及时继起，并保证本质上不变。由于农耕社会中人们的主要利益调整有明确的自然界线（如田埂），而游牧社会和商业社会的利益界线，不仅极不明确而且还都存在一种互为消长的关系，人为的调节规范就显得不可或缺，所以法典的创制非常重要，在西方文化中对利益的调节非常重视。( 艺术中国网 http://www.artcn.cn/ )
在先秦诸子生活的时代，氏族社会的思想遗产非常浓厚，人们对此非常熟捻。新旧社会两重天，新社会不如旧社会的“忆甜思苦”心路历程，在诸子之中是十分普遍的，而在老子身上则表现得十分明显和突出。儒家诸子身上的强烈悲观主义色彩，则是对民众关怀的人文精神的最好体现，诸子特别是儒家决不是统治阶级的“创制性”意识形态，相反，“述而不作”的“总结性”才是诸子的主要特色。
一、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当时的社会场景，按照主流历史学观点的看法，是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而李泽厚认为是从早期奴隶制向晚期奴隶制的过渡。实际上也都不能成立。西周的分封制度实际是氏族制度的大范围内推广，由氏族分出儿子氏族，由儿子氏族分出孙子氏族。作为一个最明显的证据是天子分封竟然不给自己留后路，诸侯势力大大超过天子最后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这决不是今天人们基于实力政治准则所能够理解的。真正的以实力政治为基础的“家天下”局面，是秦始皇的“废封建、置郡县”开始的。
诸子都没有统计数据，多数采用形象的说法甚至是简单的对比划分方式，往往给人以极大的误解，似乎社会的新陈代谢非常彻底，是“整个儿”的全面变迁。今天的世界在技术和知识传播极其迅速的情况下，尚且发生非常大的贫富分化，存在巨大的南北差异。当时氏族部落之间，也一定存在着非常大的发展程度差别。
在今天已经发现的新石器遗址超过7000处，根据考古学上的特点被命名为文化的就有数十种，分布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这些氏族部落不可能处于同一发展水平。更可能的是处于各种水平，包括母系氏族社会和父系氏族社会的各个阶段。所以后起的庄子能够方便找到“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样板，诸子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基础上，找到了广泛的对比材料，来确立自己的理论体系。
否则父系氏族社会的自然延续就超过千年之久，诸子所谈论的时代往往在历史上的自然延续达数千年，以当时的治学条件和文字发展情况推断，诸子不可能占有如此丰富的材料。庄子时代不可能记得起来母系氏族社会的确切场景，庄子所了解的正是当时还存在或者消亡不久的母系部落。正是因为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所以先秦诸子时代，仍然能够方便地找到代表古代和今世的大量样本，进行比较和论述。所以先秦诸子对氏族社会极为熟悉，应该这样理解才符合事实的逻辑。实际上在1949年以后，东北黑龙江流域还生活着一些以渔猎为生的部落，在他们的生活中仍然保存着相当多的母系氏族社会传统。
中国古代确实存在阶级分化，但是在道德主义和民本主义的照耀下，典型的奴隶制和封建制在中国根本没有很好发育过。这就是中国为什么成功实现了中国化和民族大融合，而西方却出现希腊化失败和大分裂的根本差别所在。只有平等才具有这样的威力。
二、给诸子划阶级成分和“以今乱古”的谬误
诸子的思想现实感极强，脱离了现实所产生的疏离感也相应地非常地突出。梁漱溟和钱穆成长的年代，离乡土中国比较贴近，所以他们的理论虽然简约粗糙，但是给人的感觉是比较“象”。冯友兰的“新理学”和贺鳞的“新心学”，虽然声称是“接着（宋明理学）讲”，但给人的强烈感觉是联系不起来，比较重要的原因大概是来自他们过于学“贯”中西。
大陆主流学者常常以“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诸范畴，对诸子思想进行界定，还常常给诸子划上阶级成分，使得诸子思想变得支离破碎无可效法（如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除了李泽厚从思想史角度立论，能够让人看到比较全面的诸子思想。而海外钱穆的弟子也越说越不象，读著名的余英时先生的文章，就让人很怀疑他是在讲中国人和中国事。
号称要做“儒家第三期发展”的杜维明，如果把他写的文章中的引文进行意译，把人名用符号代替，他表述孟子的文章决不会有人知道他写的到底是谁，人们多半会猜想出自工业革命后，西方某一个不知名的人士的零碎思想片段；杜维明常常使用“主体论”之类的词汇来述说儒家思想，据笔者体认“主体论”是在西方工业革命以后，产生了“人与机器”之中“谁是主人谁是客”的疑问以后，才成为一个主要哲学范畴的。这就是从左右两个方面对诸子思想，进行“以今乱古”所产生的谬误，工业时代和氏族社会解体的时代精神，可以简单进行类比和相通的地方实在是不多。
这些谬误都源自同一个原因，就是试图用西方的“新瓶子装旧酒”，但是诸子思想不是“旧酒”而是“旧瓶子”，因此他们别无选择，只有把旧瓶子打碎形成“玻璃渣”，装倒是可以装，不过已经不是旧瓶子了。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之不同，正如水火之异，无法进行简单的类比研究和互换角度描述。
中华文化的三个主要思想渊源是氏族社会的道德主义遗产、立足于农耕社会的人生经验和在现世主义情怀下的宗教情感主义，这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完全确立。与此相对应，西方文化的三大渊源是丛林法则、游牧文化（后来是商人文化）与宗教极端主义，虽然游牧文化历史流传中断，但是后来的商人文化能够及时继起，并保证本质上不变。由于农耕社会中人们的主要利益调整有明确的自然界线（如田埂），而游牧社会和商业社会的利益界线，不仅极不明确而且还都存在一种互为消长的关系，人为的调节规范就显得不可或缺，所以法典的创制非常重要，在西方文化中对利益的调节非常重视。( 艺术中国网 http://www.artcn.cn/ )
在先秦诸子生活的时代，氏族社会的思想遗产非常浓厚，人们对此非常熟捻。新旧社会两重天，新社会不如旧社会的“忆甜思苦”心路历程，在诸子之中是十分普遍的，而在老子身上则表现得十分明显和突出。儒家诸子身上的强烈悲观主义色彩，则是对民众关怀的人文精神的最好体现，诸子特别是儒家决不是统治阶级的“创制性”意识形态，相反，“述而不作”的“总结性”才是诸子的主要特色。
一、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当时的社会场景，按照主流历史学观点的看法，是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而李泽厚认为是从早期奴隶制向晚期奴隶制的过渡。实际上也都不能成立。西周的分封制度实际是氏族制度的大范围内推广，由氏族分出儿子氏族，由儿子氏族分出孙子氏族。作为一个最明显的证据是天子分封竟然不给自己留后路，诸侯势力大大超过天子最后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这决不是今天人们基于实力政治准则所能够理解的。真正的以实力政治为基础的“家天下”局面，是秦始皇的“废封建、置郡县”开始的。
诸子都没有统计数据，多数采用形象的说法甚至是简单的对比划分方式，往往给人以极大的误解，似乎社会的新陈代谢非常彻底，是“整个儿”的全面变迁。今天的世界在技术和知识传播极其迅速的情况下，尚且发生非常大的贫富分化，存在巨大的南北差异。当时氏族部落之间，也一定存在着非常大的发展程度差别。
在今天已经发现的新石器遗址超过7000处，根据考古学上的特点被命名为文化的就有数十种，分布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这些氏族部落不可能处于同一发展水平。更可能的是处于各种水平，包括母系氏族社会和父系氏族社会的各个阶段。所以后起的庄子能够方便找到“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样板，诸子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基础上，找到了广泛的对比材料，来确立自己的理论体系。
否则父系氏族社会的自然延续就超过千年之久，诸子所谈论的时代往往在历史上的自然延续达数千年，以当时的治学条件和文字发展情况推断，诸子不可能占有如此丰富的材料。庄子时代不可能记得起来母系氏族社会的确切场景，庄子所了解的正是当时还存在或者消亡不久的母系部落。正是因为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所以先秦诸子时代，仍然能够方便地找到代表古代和今世的大量样本，进行比较和论述。所以先秦诸子对氏族社会极为熟悉，应该这样理解才符合事实的逻辑。实际上在1949年以后，东北黑龙江流域还生活着一些以渔猎为生的部落，在他们的生活中仍然保存着相当多的母系氏族社会传统。
中国古代确实存在阶级分化，但是在道德主义和民本主义的照耀下，典型的奴隶制和封建制在中国根本没有很好发育过。这就是中国为什么成功实现了中国化和民族大融合，而西方却出现希腊化失败和大分裂的根本差别所在。只有平等才具有这样的威力。
二、给诸子划阶级成分和“以今乱古”的谬误
诸子的思想现实感极强，脱离了现实所产生的疏离感也相应地非常地突出。梁漱溟和钱穆成长的年代，离乡土中国比较贴近，所以他们的理论虽然简约粗糙，但是给人的感觉是比较“象”。冯友兰的“新理学”和贺鳞的“新心学”，虽然声称是“接着（宋明理学）讲”，但给人的强烈感觉是联系不起来，比较重要的原因大概是来自他们过于学“贯”中西。
大陆主流学者常常以“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诸范畴，对诸子思想进行界定，还常常给诸子划上阶级成分，使得诸子思想变得支离破碎无可效法（如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除了李泽厚从思想史角度立论，能够让人看到比较全面的诸子思想。而海外钱穆的弟子也越说越不象，读著名的余英时先生的文章，就让人很怀疑他是在讲中国人和中国事。
号称要做“儒家第三期发展”的杜维明，如果把他写的文章中的引文进行意译，把人名用符号代替，他表述孟子的文章决不会有人知道他写的到底是谁，人们多半会猜想出自工业革命后，西方某一个不知名的人士的零碎思想片段；杜维明常常使用“主体论”之类的词汇来述说儒家思想，据笔者体认“主体论”是在西方工业革命以后，产生了“人与机器”之中“谁是主人谁是客”的疑问以后，才成为一个主要哲学范畴的。这就是从左右两个方面对诸子思想，进行“以今乱古”所产生的谬误，工业时代和氏族社会解体的时代精神，可以简单进行类比和相通的地方实在是不多。
这些谬误都源自同一个原因，就是试图用西方的“新瓶子装旧酒”，但是诸子思想不是“旧酒”而是“旧瓶子”，因此他们别无选择，只有把旧瓶子打碎形成“玻璃渣”，装倒是可以装，不过已经不是旧瓶子了。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之不同，正如水火之异，无法进行简单的类比研究和互换角度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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