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所谓“官场小说”并非是“文学题材”的一种“命名”，而主要是“文学销售”方面的一个“分类”。泥沙俱下，十分芜杂。一些人把“官场小说”当成了求职的“指南”与工作的“宝典”，而销售者投其所好，对位分类与对应推荐，意在提供更好的“服务”。但这与文学无关
这些年来，随着创作的分野、读者的分散、市场的分化，文学领域呈现出前所少见的纷繁与缭乱。其中十分引人注目的，是两个新的文学板块，即立足市场的“类型化小说”、依托网络的“新媒体写作”。这两个新板块的崛起与勃兴，在很大程度上既影响着当代文学的发展走向，又改变着当代文坛的基本格局。
“官场小说”是类型化小说中的一个重要品类，发展尤其迅猛，影响也日渐扩大。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的“2008年文学图书畅销排行”显示，排在前20位的文学图书中，类型化小说占了半数以上，而“官场小说”有4种。在“新浪读书频道”的文学图书点击总排行中，“官场小说”仅次于“都市小说”，排在第二位，在排行榜前30位热门图书中，“官场小说”占了8种，占四分之一强。在今年4月于山东济南举办的第十九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上，有媒体了解到，仅2009年1至3月间，“官场小说”的品种就达123种，超过了2008全年的118种。“官场小说”的市场热销与持续升温，显然已是不争的事实。
饶有意味的是，那个因受贿罪被判处11年有期徒刑的南京江宁区的“天价烟”局长周久耕，在看守所曾向自己的律师郑重表示，他将放弃上诉，并打算写一部“官场小说”。贪官也要“亲自动笔”，这种极具戏剧性的新闻让“官场小说”越发受到关注。
所谓“官场小说”是销售“分类”，其实与文学无关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所谓“官场小说”并非是“文学题材”的一种“命名”，而主要是“文学销售”方面的一个“分类”。现在被称为“官场小说”的作品，大致是由“反腐”题材作品脱胎而来，以所谓“官场”为舞台、官员为主角，描写当下干部体制的矛盾与领导层面的生存状态，既以编织生活化故事为主，又带有相当的纪实性成分。就反映生活、认知现实而言，这类作品也确有一定的作用与意义。
但从实际情况看，现在“官场小说”之所以受欢迎，乃至畅销不衰，却是切合了一种更实用或更功利的需要。因为几千年来“官本位”意识的深刻影响，也因为公务员成为求职中的热门，一些人把“官场小说”当成了求职的“指南”与工作的“宝典”。有的网站的读书频道就投其所好，将部分“官场小说”包装成“官场中人必读的十二本书”，其中有“入仕必读书”，有“晋升必读书”，有“守位必读书”，有“洁身必读书”等。这种对位分类与对应推荐，意在提供更好的“服务”，但这与文学无关。
面对“官场小说”的芜杂与流行，评论明显地缺失和缺席
公务员队伍的体制化，既已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构成，当然就是直面现实的文学创作应予表现的内容。甚至可以说，这样一种含带了相当的独有特色的社情与国情，正为现实主义写作提供了丰沛的素材与鲜活的内容。但目下的所谓“官场小说”领域，却是泥沙俱下，十分芜杂。一些比较流行的“官场小说”，大多没有走出摹写现实的窠臼，只满足于编造浅显的故事、制造热闹的情节，没有写出事象背后的生活肌理，尤其是不同人物的鲜明性情，至于反思意识、批判精神等，更是微乎其微，难觅其踪。拿这样的作品放在文学的层面上加以考量，当属可写可不写、可看可不看；正因为不太值得评论和不大经得起评论，有关“官场小说”的评论，明显地缺失和缺席，与其销售和阅读的热闹构成了较大反差。
比较而言，属于“官场小说”前身的“新改革小说”、“反腐小说”，确实还出现过一些相当精彩的佳作力构，让人至今记忆犹新，如周梅森的《人间正道》、张平的《国家干部》、陆天明的《省委书记》、王跃文的《国画》、阎真的《沧浪之水》等。这些作品在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与社会场景上，表现置身其中的各色人等，尤其主要的正面人物，既以巨澜大波写他们的精神风骨，又以细波微澜写他们的个性心态，作品在保守与改革、营私与为公、腐败与反腐败等多种矛盾冲突的展示中，写出了正面力量的英气与这个时代的正气，读来既引人深思，又催人奋起。而当下的“官场小说”，虽然数量大幅增长，但在艺术质量上能与之相匹的，实在为数寥寥，几近凤毛麟角。
要达到现实主义艺术的已有深度与高度，这类作品还有较大距离
但最近有两部这一类的新作，倒是富有新意，委实值得关注，它们是王晓方的《公务员笔记》、王跃文的《苍黄》。这两部作品都描写了贪官与“清官”，涉及了腐败与“反腐”，但其主旨并不在这里，而是独辟蹊径地把镜头对准身处夹缝中的中层干部或底层公务员，写他们步入“官场”的种种不易与身居“官场”的种种尴尬：他们或被强势的“官场文化”无形地裹挟，只好身不由己地随波逐流；或被派定的上司和直接的领导左右一切，在“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勾连中，无论结局好坏，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命运在别人的主宰中起落沉浮。由人在“庙堂”的种种无奈，作品写出了人与环境、人与体制的深层矛盾；由基层干部的个人命运与内心焦虑，作品又在揭示令人深省的社会问题时叩问了人情、人性。这样的作品，从所谓“官场”入手，超越了“官场”本身，具有更为深广的社会意义与相当的文学意义。
概而言之，“官场小说”作为一种写作倾向，目前还多是一种与社会热点相对应的“文化现象”，它虽然拥有相当多的读者受众，但只有充足的“文化气场”，缺乏应有的“文学气韵”。作为直面现实的文学写作，要达到现实主义艺术的已有深度与高度，当下所谓的“官场小说”还有较大的进步距离与很大的提升空间。如何做到既“现实”又“艺术”，既好看又耐看，这是摆在写作者、出版者与阅读者面前的一个共同性课题。
这些年来，随着创作的分野、读者的分散、市场的分化，文学领域呈现出前所少见的纷繁与缭乱。其中十分引人注目的，是两个新的文学板块，即立足市场的“类型化小说”、依托网络的“新媒体写作”。这两个新板块的崛起与勃兴，在很大程度上既影响着当代文学的发展走向，又改变着当代文坛的基本格局。
“官场小说”是类型化小说中的一个重要品类，发展尤其迅猛，影响也日渐扩大。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的“2008年文学图书畅销排行”显示，排在前20位的文学图书中，类型化小说占了半数以上，而“官场小说”有4种。在“新浪读书频道”的文学图书点击总排行中，“官场小说”仅次于“都市小说”，排在第二位，在排行榜前30位热门图书中，“官场小说”占了8种，占四分之一强。在今年4月于山东济南举办的第十九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上，有媒体了解到，仅2009年1至3月间，“官场小说”的品种就达123种，超过了2008全年的118种。“官场小说”的市场热销与持续升温，显然已是不争的事实。
饶有意味的是，那个因受贿罪被判处11年有期徒刑的南京江宁区的“天价烟”局长周久耕，在看守所曾向自己的律师郑重表示，他将放弃上诉，并打算写一部“官场小说”。贪官也要“亲自动笔”，这种极具戏剧性的新闻让“官场小说”越发受到关注。
所谓“官场小说”是销售“分类”，其实与文学无关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所谓“官场小说”并非是“文学题材”的一种“命名”，而主要是“文学销售”方面的一个“分类”。现在被称为“官场小说”的作品，大致是由“反腐”题材作品脱胎而来，以所谓“官场”为舞台、官员为主角，描写当下干部体制的矛盾与领导层面的生存状态，既以编织生活化故事为主，又带有相当的纪实性成分。就反映生活、认知现实而言，这类作品也确有一定的作用与意义。
但从实际情况看，现在“官场小说”之所以受欢迎，乃至畅销不衰，却是切合了一种更实用或更功利的需要。因为几千年来“官本位”意识的深刻影响，也因为公务员成为求职中的热门，一些人把“官场小说”当成了求职的“指南”与工作的“宝典”。有的网站的读书频道就投其所好，将部分“官场小说”包装成“官场中人必读的十二本书”，其中有“入仕必读书”，有“晋升必读书”，有“守位必读书”，有“洁身必读书”等。这种对位分类与对应推荐，意在提供更好的“服务”，但这与文学无关。
面对“官场小说”的芜杂与流行，评论明显地缺失和缺席
公务员队伍的体制化，既已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构成，当然就是直面现实的文学创作应予表现的内容。甚至可以说，这样一种含带了相当的独有特色的社情与国情，正为现实主义写作提供了丰沛的素材与鲜活的内容。但目下的所谓“官场小说”领域，却是泥沙俱下，十分芜杂。一些比较流行的“官场小说”，大多没有走出摹写现实的窠臼，只满足于编造浅显的故事、制造热闹的情节，没有写出事象背后的生活肌理，尤其是不同人物的鲜明性情，至于反思意识、批判精神等，更是微乎其微，难觅其踪。拿这样的作品放在文学的层面上加以考量，当属可写可不写、可看可不看；正因为不太值得评论和不大经得起评论，有关“官场小说”的评论，明显地缺失和缺席，与其销售和阅读的热闹构成了较大反差。
比较而言，属于“官场小说”前身的“新改革小说”、“反腐小说”，确实还出现过一些相当精彩的佳作力构，让人至今记忆犹新，如周梅森的《人间正道》、张平的《国家干部》、陆天明的《省委书记》、王跃文的《国画》、阎真的《沧浪之水》等。这些作品在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与社会场景上，表现置身其中的各色人等，尤其主要的正面人物，既以巨澜大波写他们的精神风骨，又以细波微澜写他们的个性心态，作品在保守与改革、营私与为公、腐败与反腐败等多种矛盾冲突的展示中，写出了正面力量的英气与这个时代的正气，读来既引人深思，又催人奋起。而当下的“官场小说”，虽然数量大幅增长，但在艺术质量上能与之相匹的，实在为数寥寥，几近凤毛麟角。
要达到现实主义艺术的已有深度与高度，这类作品还有较大距离
但最近有两部这一类的新作，倒是富有新意，委实值得关注，它们是王晓方的《公务员笔记》、王跃文的《苍黄》。这两部作品都描写了贪官与“清官”，涉及了腐败与“反腐”，但其主旨并不在这里，而是独辟蹊径地把镜头对准身处夹缝中的中层干部或底层公务员，写他们步入“官场”的种种不易与身居“官场”的种种尴尬：他们或被强势的“官场文化”无形地裹挟，只好身不由己地随波逐流；或被派定的上司和直接的领导左右一切，在“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勾连中，无论结局好坏，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命运在别人的主宰中起落沉浮。由人在“庙堂”的种种无奈，作品写出了人与环境、人与体制的深层矛盾；由基层干部的个人命运与内心焦虑，作品又在揭示令人深省的社会问题时叩问了人情、人性。这样的作品，从所谓“官场”入手，超越了“官场”本身，具有更为深广的社会意义与相当的文学意义。
概而言之，“官场小说”作为一种写作倾向，目前还多是一种与社会热点相对应的“文化现象”，它虽然拥有相当多的读者受众，但只有充足的“文化气场”，缺乏应有的“文学气韵”。作为直面现实的文学写作，要达到现实主义艺术的已有深度与高度，当下所谓的“官场小说”还有较大的进步距离与很大的提升空间。如何做到既“现实”又“艺术”，既好看又耐看，这是摆在写作者、出版者与阅读者面前的一个共同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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