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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转帖]长江日报:进京抓作家的法律正当性在哪里?
大牛
帅哥哟,离线,有人找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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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长江日报:进京抓作家的法律正当性在哪里?
长江日报:进京抓作家的法律正当性在哪里?
  肖擎
长江日报评论员

  据《新京报》报道,公民谢朝平8月19日下午,被陕西渭南警方从北京的家里抓走。
抓人罪名,警察只是口头说了句“涉嫌非法经营”。
此前,谢朝平自费出版了1万本纪实文学《大迁徙》。那是他三年的采访成果,记录了三门峡移民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渭南地区的移民是作品主角。
  大致了解细节,哪怕我们要认为这是针对一种可能的经济犯罪,这样的“ 针对”也很难被认为没有问题。  人被抓走,此事还在调查中。但仅仅只在“抓人”到“还在调查中”这样一个时间段,已足以让舆论涟漪四起。
  跨省抓捕谢朝平,适于法律规范的表述应该是拘传。作为强制未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到指定地点接受讯问的手段,拘传程序本身有极其严格的规定。
对公安机关而言,适用拘传时,应当填写《拘传证》并经领导审批;执行时,应向被拘传人出示拘传证。
拘传谢朝平的侦查人员,出示了工作证件,但没有出示《拘传证》,只是口头陈述:“涉嫌非法经营”。口头陈述不是凭证文书,如此轻率简单的手续,难以被认为合法合规。
  在渭南市文化稽查队的处理中,《大迁徙》被定性为“杂志属非法出版物”。按照出版过程,《大迁徙》是一期增刊。根据新闻出版总署《关于严格期刊刊号管理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增刊发行需要报批,而杂志社出版《大迁徙》时没走这个程序。依此论,将之定性为“非法出版物”,算是有些依据。但仅仅因为程序上的疵漏而拘传作者,难免让人产生“执法过严”的联想,况且对于“非法出版物”主要是行政处罚,事涉刑事处罚时,必须是犯罪事实与罪名完全匹配。
  以“涉嫌非法经营”拘传谢朝平也大可质疑。1998年实施的《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关于出版、印刷、复制、发行,如果论以非法经营罪,至少要达到”情节严重“,也就是个人经营数额在5万元至10万元以上,违法所得数额在2万元至3万元以上。谢朝平如果涉嫌此一罪名,必然是其行为符合这些特征。然而,我们看到,按照谢朝平律师的说法,所谓非法经营是因为谢朝平自费出版了1万本纪实文学,自费出版成了非法经营,理据上站不住脚。
  或可引起注意的是,谢朝平本是打算“送”一些书给移民,“送”被记者打上引号。到底有没有产生交易,谢朝平有没有因为“送”而获利,而且情节严重,难以获知,但应当有更多信息。案件侦查阶段,侦查机关或许可以“没法说”,但面对舆论强烈关注和质疑,从以证自身行为合法合规出发,适时作出说明并非没有必要。
另外,渭南方面先收缴了流传到该地区的所有《大迁徙》之后,再要求山西《火花》杂志社证明该出版物的合法性问题。从程序上来看,脱不了为了阻止该出版物发行而寻找、罗织罪名的嫌疑。
加诸一罪,再以证之,抓起来再说,这是绝难容忍的权力之恶。也是最近各类跨省抓捕案例,所一再揭示的基本道理。
  我们并非法律专家,不厌其烦关注执法程序和细节,不是钻牛角尖,而是通过观察一个公民的遭遇,体察我们可能会身处的某种境地——公民写作、出版的自由会因为多么微小的细节疏漏而显得脆弱。
渭南警方看起来针对的是一起涉嫌经济犯罪的行为,但其背后,却不能不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
抛开想像,仅从执法的严肃性,渭南警方也需证明自己的行为,符合明确无误的正义和规范。

  南方网:谢朝平是哪门子的“非法经营”?
  展江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据多家媒体报道,今年6月份才辞去记者工作的谢朝平,被陕西渭南警方从北京家中带走。8月30日,谢的律师、我的前同事周泽从警方获悉,谢“涉嫌非法经营”,因为他基于3年的采访自费出版了印数1万本的纪实文学《大迁徙》,记录了三门峡移民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渭南地区的移民是作品主角。
  龚自珍诗云:“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前些年一些知识分子为了职称等需要,被迫拿出积蓄或举债,于是有了“稻粱都为著书谋”一说。而55岁的谢朝平似乎不属于这两类人,这位有社会关怀的“潦倒文人”,却为何因写书而成为“非法经营”者?这在法理上和逻辑上,都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等自由。根据国务院1997年1月颁布、2月实施的《出版管理条例》的第五条,“公民依法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予以保障”;第二十三条还规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条例规定,在出版物上自由表达自己对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社会事务的见解和意愿,自由发表自己从事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成果。”这与《宪法》保护言论和出版自由的原则是一致的。
  那么陕西渭南警方拿人的刑法依据何在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和第一款,违反国家规定的非法经营行为之一是:“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刑法》本身没有相关的非法出版规定。而《出版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未经许可并依法登记的,不得印刷报纸、期刊、图书,不得复制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
  显然,谢朝平目前只是一个“文化个体户”,他既没有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出版,也没有违反《出版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即“伪造、假冒出版单位或者报纸、期刊名称出版出版物”。根据报道,他是通过山西省文联主办、全国百家社科核心期刊《火花》杂志的增刊将他的作品刊印并包销的。《火花》杂志承认,增刊的报批手续没有履行,但是谢朝平并不知情,如果说涉嫌非法出版和非法经营,那与他何干?
  根据其他媒体记者提供的信息,渭南警方还指谢朝平涉嫌大额非法买卖和营利。既然谢不涉及非法出版和非法经营,那也就不存在所谓的非法买卖和非法营利。谢于今年年初写成10万字报告文学《移民》(后改名《大迁徙》),与《火花》杂志社属下月刊编辑部谈妥,以杂志增刊的方式出版。况且他也没有营利渠道,因为购买的读者是生活在底层的那部分渭南民众,更不用说他自己为了出版还自掏腰包5万元承担印务费用。
  可见,谢朝平的“非法经营”罪嫌是子虚乌有,实属另一种形式的“因言获罪”。自中共十七大提出保障公民“四权”以来,如何保护言论自由和表达权日益受到全社会上下的重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的两大重点之一就是“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保障”。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去年公布的年度人权发展指数显示,中国“在改善本国公民生活方面取得的进步最大”。
  因此,这样以刑事手段来对付一个作家的正常表达,在国内也引起了网民的批评。有网民从社会公平正义的角度指出:“谢朝平这样的有良心的作家,应该是我们社会的财富,也是社会公平的一面镜子”。也有网民作出很好的法律程序分析:“退一万部(步)说,他有犯罪嫌疑,也可以应用保释制度,然后再起诉,审判,定罪嘛。为什么非要(就要)抓、抓、抓。”
  不久前笔者撰文指出,与有单位保障的记者相比,积极关心社会事务的公民更值得关心。如果说记者和媒体的基本权利还缺乏法律保障的话,那么记者因职务行为遭受牢狱之灾或严重人身伤害毕竟少而又少,因为他或她有媒体自身、记者同行和社会舆论的声援。而曾经的记者、如今的“闲云野鹤”谢朝平呢?

  华西都市报:是“非法经营”还是“因言获罪”
  黎仲阳
评论作者

  柏拉图曾说过:“用武力来干涉精神王国,是暴力在真理面前的虚伪和恐惧。”这里的“武力”可以有多种理解:袭击方舟子的纯粹暴力手段;警方打击作家谢朝平的权力暴力
  据《工人日报》报道,8月19日55岁的作家谢朝平,被陕西渭南警方从北京家中带走。带走的原因是因为其作品《大迁徙》涉嫌非法经营。
  当权力不受制约或准备打击报复时,任何理由都可能成为罪名
2006年,作为记者和作家的谢朝平,获悉三门峡移民存在历史遗留问题,在职业道德和责任心的驱使下,谢朝平对移民展开为时三年的采访,并在今年5月自费出版纪实文学《大迁徙》。这是正常的“取材——创作——出版”程序,而这在渭南警方眼中却不正常。
  根据渭南警方的逻辑,“非法经营”罪名是因为谢朝平发表文章的杂志社,采取了不合程序的增刊方式,而谢朝平是增刊出版的主要当事人之一。这一逻辑可转化为:由于杂志社增刊的“不合程序”,因此谢朝平犯了“非法经营罪”。细心的人会发现,渭南警方的理由可谓“最牵强理由”:杂志社增刊的不合程序,并不是谢朝平事先所知道的,谢朝平知道的只是“能增刊出版”的结果。再者,杂志社的违规责任,也不能让谢朝平承担。
  其实,从事件细节就可推测事件的真实原因。谢朝平作品《大迁徙》中的主角是渭南地区移民,抓捕谢朝平的也是渭南警察,这样的不谋而合不能不让人联想到,渭南警方并不是因为谢朝平“非法经营”,而是谢朝平的作品触动了渭南地区的利益。是典型的“因言获罪”逻辑。退一步说,即使谢朝平有“非法经营”之罪,又怎会轮到渭南警方来处理?
  这不免让我想到方舟子、司马南、方玄昌,他们因打假而遭暴力威胁。他们遭到恐吓的共同之处在于,因为说真话触动了说谎者的不正当利益
试想,如果他们中的哪位的文章或言论是谎言,当事方完全可以利用事实和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这样不仅可以维权,也可以获得诚信守法的美名,何乐而不为?“不为”的原因是,他们的非法利益不敢见光。打击报复的原因是,自身的不正当利益在真理真相面前无处遁形。
  阴暗处的非法寻租,违法的程序操作,一旦被人公然揭发,造假者、腐败者就会不择手段地打击报复揭露人,毁灭各种传播信息材料。这就是为何上述坚持说真话者会遭到打击报复的原因,也是渭南警方以“非法经营”罪,收走谢朝平U盘、书籍的原因
不管是恐吓方舟子的违法分子,还是渭南警方,都是在真理面前的恐惧心理使然,是在真理面前的心虚和胆怯。
值得注意的是,不但此事背后的不正当利益是我们该警惕的;这种肆无忌惮的权力暴力,也是现代社会法治社会所应彻底消除的。

  新闻晨报:巧立名目就能对抗舆论监督?
  杨涛
检察官

  8月19日,55岁的谢朝平被陕西渭南警方从北京家中带走。带走时,警察口头留下一句“涉嫌非法经营”。8月30日,谢朝平的律师周泽从警方获悉,“非法经营”是因为谢朝平自费出版了1万本纪实文学《大迁徙》,那是谢朝平三年的采访成果,记录了三门峡遗民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新京报》9月1日)
  2008年1月,因为刊发了一篇批评报道,法制日报旗下的《法人》杂志记者朱文娜遭受辽宁西丰警方以“诽谤罪”立案侦查,警方进京抓记者。而谢朝平的遭遇与朱文娜何其相似,他是检察日报旗下《方园法治》杂志记者(现已辞职)。也是因为写了反映地方政府一些问题的纪实文学,遭到当地警方的追捕,而这次罪名是“非法经营罪”。
  非法经营罪,是指未经许可经营专营、专卖物品或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以及从事其他非法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当然,在司法解释中,非法出版图书的行为也可以定为“非法经营罪”。
不过,谢朝平的行为显然不构成非法经营罪,因为出版《大迁徙》一书是以《火花》杂志2010年增刊的方式出版的,而《火花》杂志是国家正式批准的杂志,至于《火花》杂志在出版增刊时没有报上级审批,那是杂志社的事情,跟作者谢朝平有什么关系呢?再者,非法经营罪也要求行为人主观上要有牟利目的,谢朝平为出这本书,自己支付5万元印务费用,并且是免费送给移民,何来“牟利目的”?
  上述疑点,渭南地方政府和警方无法解释清楚,其实他们根本也不需要解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们抓人的原因,并非在意谢朝平所谓“非法经营”,而无疑是因为这本书中的相关内容,戳到了他们的痛处。
据《大迁徙》序言作者龙平川(《检察日报》记者)在序言中介绍,这本书“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牵涉政治、经济、文化、法治、民众心理等等方面的观照,让我们找到我们生存的社会的痼疾,并探讨治疗的处方”,“又一重意义在于对贪腐的揭露和深恶痛绝,代表了普通人朴素的情感”。
当年,《大迁徙》的相关内容,就准备在《方园》杂志刊登,但无奈给撤下了,因为渭南的“灭火队”来到了北京。所以,如果说谢朝平是“非法经营”,那只能说他未经渭南地方政府批准,“经营”了“地方政府的难言之隐”。
  很显然,这又是一起典型的“以言治罪”的案件。
但这次,他们为“以言治罪”披上了“非法经营”的外衣。因为,直接“以言治罪”(比如以“诽谤罪”立案),在今日社会很容易引起公众的质疑——人们对动辄以“诽谤罪”打击报复记者或举报人的行为,往往深为反感,而渭南警方不愿也无法证实《大迁徙》内容是虚假的
何况,“诽谤罪”是自诉案件,警方抓捕师出无名。再者,按照最高检最新的规定,“诽谤罪”的逮捕要由上级检察机关决定。因此,渭南警方干脆对“诽谤罪”进行了升级,搞出个“非法经营”来声东击西,既让作者背负经济犯罪的恶名,又令自己逃脱“以言治罪”的谴责。
  就在前不久,《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因揭露性报道遭某地警方通缉,并被戴上“损害公司商业信誉罪”的帽子。
种种迹象表明,个别地方的权力机关,已研制出了“诽谤罪”的各种升级版本——整个社会的舆论监督,也将由此面临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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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9/18 23:3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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