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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大文学家,大思想家,大教育家:韩愈(768--824)

韩愈(768--824)简介:

      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他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20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德宗贞元八年(792)登进士第,任节度推官,其后任监察御史、阳山令等职。宪宗即位,为国子博士。后又历官至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817),从裴度征讨淮西吴元济叛乱有功,升任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19),宪宗迎佛骨入大内,他上表力谏,为此被贬为潮洲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官国子祭酒、吏部侍郎等显职。卒于长安,韩愈在政治上力主加强统一,反对藩镇割据。思想上尊儒排佛,以孔孟道统的继承者自居。他反对六朝以来的形式主义的骈偶文风,大力提倡古文,和柳宗元共同领导了中唐古文运动。

      韩愈是唐代著名散文家。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潮洲韩文公庙碑》)。韩愈的议论文内容广博,体裁不拘一格,如《原道》、《论佛骨表》、《师说》、《进学解》等,立意新颖,观点鲜明,大胆坦率,战斗性强。他的碑志文“随事赋形,各肖其人”(《韩愈志》),创造性地把《左传》、《史记》的传记手法运用于碑志,塑造了一大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使碑志这种历来枯燥无味的文体增辉生色,其中有的作品已成为优秀的传记文学,如《柳子厚墓志铭》等。《送孟东野序》、《送董邵南序》等赠序,手法多样,使赠序发展成为一种富有文学性的实用性的文体。《答崔立之书》等书启,因人陈词,情真意切。韩文雄奇奔放,汪洋恣肆,“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苏洵《上欧阳内翰书》)。深于立意,巧于构思,语言精练,富有创造性。其诗亦别开生面,勇于创新,工于长篇古风,采用散文辞赋的章法笔调,气势雄浑,才力充沛,想象奇特,形成奇崛宏伟的独特风格,开创了李、杜之后的一个重要流派,纠正了大历以来的平庸诗风。代表作有《山石》、《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等。七律《左迁蓝关示侄孙湘》、七绝《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助教》,也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但他过于追求新奇,不免流于险怪,强调“以文为诗”,又不免使诗变成“押韵之文”。有门人李汉所编《昌黎先生集》传世。宋魏仲举所辑《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40卷、《外集》10卷较完善。诗注以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今人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较好。事迹见新、旧《唐书》本传。

      韩愈的高祖、曾祖、祖、父都做过朝官或地方官。但其“三岁而孤”,由其兄韩会抚养。韩愈在《与凤翔邢尚书书》中自言“生七岁而读书,十三而能文”,可能与韩会的抚育有关。父辈能文者有韩云卿,李白称他“文章盖世”。韩愈也说:“愈叔父当大历世,文辞独行中朝。”由此看来,韩愈既出生于官宦之家,叔父与兄又都以文章名世,这样的门第对于他后来的趋向有一定的影响。韩愈时,家道已中落,而且韩会早死,韩愈随寡嫂颠沛流离,《祭郑夫人文》云:“就食江南,零丁孤苦。”韩愈二十岁时,赴京师求官,又曾“穷不自存”。

      韩愈初到长安谋考进士,在《答崔立之书》中说:“仆始年十六时,未知人事,读圣人之书,以为人之仕者,皆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时,苦家贫,衣食不足,谋于所亲,然后知仕之不唯为人耳。乃来京师,见有举进士者,人多贵之。仆诚乐之,就求其术。”但此后举进士,三次落第,终于寄食于人。

      直到贞元八年(792),韩愈二十五岁,始中进士。这次考试,由陆贽主考,梁肃、王础为佐,号称得人。“所与及第者,皆赫然有声”。除韩愈外,还有李观、李绛、崔群、欧阳詹、王涯、冯宿等,“皆天下之选”。韩愈此后又应吏部博学鸿词科考试,但前后三年,终于落选。此后,韩愈便上书宰辅,以求闻达。贞元十一年(795)三月之内三次上书,竟无消息。于是离开京师,到地方为佐吏,先佐汴州,又佐徐州。直到贞元十八年(802),韩愈才得国子监四门博士。贞元十九(803)年十月,又与柳宗元、刘禹锡等同为监察御史。

      韩愈以书生而得官,立即上书言事,却不料《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一奏,即得罪“专政者”,贬为连州阳山令。十年谋官,两月即贬。当“永贞革新”的期间,韩愈正在贬所。永贞元年(805)八月,宪宗即位,韩愈遇赦,移官江陵,为法曹参军。元和元年(806),奉诏回长安,充国子博士。因避谤毁,求为分司东都,移官洛阳。又因“日与宦者为敌”,降职河南县令。

      韩愈这几年的贬官生涯,对于思想文章都有裨益。可惜贬官不久,又回长安。元和六年(811),迁为尚书职方员外郎,坐论柳涧,调为国子博士。元和八年,迁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元和十二年,因附议裴度用兵淮西,被任为行军司马,功成之后,迁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19),正当宪宗妄图福田,迎接佛骨之时,他又上书直谏。《论佛骨表》一疏,引起宪宗震怒。一封朝奏,夕贬潮阳。一到贬所,他立即上表请罪,长庆元年(821)又返长安做官。由兵部侍郎转吏部侍郎、京兆尹。

      韩愈二十年间,两次贬官,都由极谏,说明其人确有正直的品质。但贬官不久而又升官,则是他的不幸。如果长期被贬,成就可能更高。晚岁定居长安,没有写出更好的文章。

      韩愈卒于长庆四年(824),终年五十七。韩愈的生平事迹,见《旧唐书》卷一六○、《新唐书》卷一七六及皇甫湜所撰《神道碑》、李翱所撰《行状》。著作有《昌黎先生集》。

韩愈一生经历四个重要阶段:

     第一阶段,24岁以前。3岁丧父。受兄韩会抚育。后随韩会贬官到广东。兄死后,随嫂郑氏北归河阳。后迁居宣城。7岁读书,13岁能文,从独孤及、梁肃之徒学习,究心古训,并关心政治,自称"前古之兴亡,未尝不经于心也,当世之得失,未尝不留于意也"(《与凤翔邢尚书书》),确定了一生努力的方向。20岁赴长安应进士试,三试不第。

      第二阶段,25至35岁。先登进士第。然后三试博学鸿词不入选,便先后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至京师,官四门博士。这一阶段重要诗文,有《原道》、《原性》、《答李翊书》、《师说》、《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此日足可惜赠张籍》、《山石》等。

      第三阶段,36至49岁。先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徭役赋税,指斥朝政,被贬为阳山令。顺宗即位,用王叔文集团进行政治改革,他持反对立场。宪宗即位,获赦北还,为国子博士。改河南令,迁职方员外郎,历官至太子右庶子。因先后与宦官、权要相对抗,仕宦一直不得志。这一阶段重要诗文,有《张中丞传后叙》、《毛颖传》、《送穷文》、《进学解》、《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南山诗》、《秋怀诗》11首、《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石鼓歌》等。

      第四阶段,50至57岁病故。先从裴度征讨淮西吴元济叛乱,任行军司马,贯彻了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的主张。淮西平定后,升任刑部侍郎。他一生排斥佛教。元和十四年(819)宪宗迎佛骨入大内,他奋不顾身,上表力谏,为此被贬为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官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显职。为兵部侍郎时,镇州王庭凑叛乱,他前往宣抚,成功而还。最后这一阶段,政治上较有作为。重要诗文有《平淮西碑》、《论佛骨表》、《柳子厚墓志铭》、《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泷吏》等。

韩愈(768--824)创作思想和历程:

      韩愈的散文、诗歌创作,实现了自己的理论。其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

      思想渊源于儒家,但亦有离经叛道之言。他以儒家正统自居,反对佛教的清净寂灭、神权迷信,但又相信天命鬼神;他盛赞孟子辟排杨朱、墨子,认为杨、墨偏废正道,却又主张孔墨相用;他提倡宗孔氏,贵王道,贱霸道;而又推崇管仲、商鞅的事功。他抨击二王集团的改革,但在反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主要问题上,与二王的主张并无二致。这些复杂矛盾的现象,在其作品中都有反映。

       论说文在韩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尊儒反佛为主要内容的中、长篇,有《原道》、《论佛骨表》、《原性》、《师说》等,它们大都格局严整,层次分明。嘲讽社会现状的杂文,短篇如《杂说》、《获麟解》,比喻巧妙,寄慨深远;长篇如《送穷文》、《进学解》,运用问答形式,笔触幽默,构思奇特,锋芒毕露。论述文学思想和写作经验的,体裁多样,文笔多变,形象奇幻,理论精湛。叙事文在韩文中比重较大。学习儒家经书的,如《平淮西碑》,用《尚书》和《雅》、《颂》体裁,篇幅宏大,语句奇重,酣畅淋漓;《画记》直叙众多人物,写法脱化于《尚书·顾命》、《周礼·考工记·梓人职》。继承《史记》历史散文传统的,如名篇《张中丞传后叙》,融叙事、议论、抒情于一炉。学《史记》、《汉书》,描绘人物生动奇特而不用议论的,如《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清河张君墓志铭》等。记文学挚友,能突出不同作家特色的,如《柳子厚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贞曜先生墓志铭》等。但在大量墓碑和墓志铭中,韩愈也有些“谀墓”之作,当时已受讥斥。

      抒情文中的祭文,一类写骨肉深情,用散文形式,突破四言押韵常规,如《祭十二郎文》;一类写朋友交谊和患难生活,四言押韵,如《祭河南张员外文》、《祭柳子厚文》。此外,书信如《与孟东野书》、赠序如《送杨少尹序》等,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韩愈另有一些散文,如《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之类,完全出于虚构,接近传奇小说。韩愈散文气势充沛,纵横开合,奇偶交错,巧譬善喻;或诡谲,或严正,艺术特色多样化;扫荡了六朝以来柔靡骈俪的文风。

      韩愈的散文,气势充沛,纵横开合,奇偶交错,巧譬善喻,或诡谲,或严正,具有多样的艺术特色。柳宗元《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说是"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与司马迁"相上下"而"过扬雄远甚";苏洵《上欧阳内翰书》说是"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很能形容出韩文的主要风貌。这样的散文,对六朝以来柔靡的骈俪文风,具有扫荡作用。韩愈又是语言的大师,善于对前人的语言推陈出新,对人们的口语进行提炼。如"蝇营狗苟"(《送穷文》)、"贪多务得"、"同工异曲"、"俱收并蓄"(《进学解》)、"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原道》)等新颖词语,韩文中为数不少,一直沿用至今,丰富了中国语言的宝库。他主张"文从字顺各识职"(《南阳樊绍述墓志铭》),创造一种在口语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书面散文语言,扩大了文言文体的表达功能。但另一方面,他还有一种佶屈聱牙的文句,自谓"不可时施,只以自嬉"(《送穷文》),对后来一部分文人也有影响。

      韩愈的诗也有独创成就,向来亦称大家。其艺术特色,主要表现为奇特雄伟、光怪陆离。如《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一类诗,不仅是"怪怪奇奇"的几幅"西藏曼荼罗画"(沈曾植评《陆浑山火》诗语),而且具有深刻的时代现实内容。那种雄奇境界,也存在于不少写景诗如《南山诗》、《岳阳楼别窦司直》,抒情诗如《孟东野失子》等作品中。但韩愈诗在追求奇谲的同时,往往也有填砌僻语、生字、押险韵等近于文字游戏的缺陷。韩诗艺术特色的另一表现为朴素无华。一些反映社会现实、关心政治得失、同情人民疾苦的作品,长篇如《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继承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的传统;短篇如《汴州乱》,接近白居易、张籍的风格。一些写景咏物诗如《山石》、《南溪始泛》、《杏花》,一些抒情诗如《题驿梁》、《答张十一功曹》,也都具有不尚雕绘、本色天然的好处。

      韩愈写诗的方法,是"以文为诗"。这是他提倡古文、反对骈文的主张在诗歌领域的贯彻。主要表现为:

      ①把散文的篇章结构、句式、虚词等运用于诗歌写作,使诗的形式散文化。如《山石》、《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清人方东树指出它们使用了"古文手笔"、"古文章法"(《昭昧詹言》)。《泷吏》则用古文《进学解》的结构布局为诗。这种诗体散文化的长处,是比较自由流畅,扩大了诗歌表达的功能。缺点在于有时把散文的虚词过多地引进诗中,如"放纵是谁之过欤"(《寄卢仝》)"知者尽知其妄矣"(《谁氏子》)之类,其实都是文章语句而不是诗句。后代诗人如钱载、翁方纲等,就受了这种影响而变本加厉。

      ②把大量的议论成分引进诗中,以议论为诗,有时甚至通篇是议论。如《君子法天运》一首,通篇用《荀子》的议论和语句为诗,味同嚼蜡。《谁氏子》、《谢自然诗》的后半篇排斥道教,《送灵师》头一段排斥佛教,则是押韵的《原道》、《论佛骨表》。《荐士》上半篇,概论诗歌发展,又是《送孟东野序》一类文论的翻版。这些,都不符合形象思维的写作规律,和《诗》三百篇以及杜甫诗中结合少许议论的作品不同。宋人如欧阳修、王安石的部分作品,尤其是理学家的诗,就受了这种影响。

      ③用辞赋家铺张雕绘的手法为诗。传统的文学作品分类,赋是列在文章体裁之内的。韩愈的以赋为诗,也是以文为诗的一种表现。《南山诗》最有代表性,宋代洪兴祖指出它"似《子虚》、《上林赋》"(《韩集五百家注》引);朱□尊说它是"以赋为诗,铺张宏丽"(《韩昌黎诗集》两色批点本)。这首诗中连用50多个“或”、“或如”、“又如”,又连用14个迭字句,吸收《高唐赋》、《神女赋》、《洛神赋》、《七发》、《文赋》以及佛经《佛所行赞》中的句式并加以扩展,排比形容,层出不穷,别开长篇雕绘的途径,在山水诗的发展史上,一变谢灵运以来五言的清丽风格,跟杜甫的五言短篇也不相同。《城南联句》写长安各种事物,用的也是赋体。这类诗,有光怪陆离、雄奇纵恣的艺术特色,但也有累赘堆砌、晦涩呆钝、僻词怪字满纸的缺点。

      韩愈以文为诗,有成功的地方,也有失败的地方。沈括说:"退之诗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然终不是诗。"吕惠卿却说:"诗正当如是,吾谓诗人亦未有如退之者。"(惠洪《冷斋夜话》)各着眼于一面,得出褒贬不同的结论。

      韩愈以文为诗,因而在各类诗体方面,擅长古体,律诗绝句数量较少。但其律、绝中也有少数佳篇,如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答张十一功曹》、《题驿梁》,七绝《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题楚昭王庙》、《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为历来选家、评论家所赞赏。

      韩愈诗文,唐代以来久有定评,古文方面评价尤高。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读韩杜集》)。苏轼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潮州韩文公庙碑》)。茅坤选《唐宋八大家文钞》,以韩愈冠首。诗歌方面,评论则有分歧。赞扬韩诗的,司空图说它"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撑抉于天地之间"(《题柳集后》),宋代人以为"虽杜子美亦不及"(张戒《岁寒堂诗话》引),赵秉文以为"昌黎以古文浑灏,溢而为诗,而古今之变尽"(《与李孟英书》),叶燮说"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原诗》),总之,都承认他是开派的大家。持贬抑论者,除沈括外,陈师道以为"退之于诗,本无解处"(《后山诗话》),王世贞以为"韩退之于诗,本无所解"(《艺苑卮言》),近代如王□运、章炳麟诸人对韩诗也多贬词。两种评论,各走极端。陈三立说:"不能病其以文为诗,而损偏胜独至之光价。"(《题程学恂〈韩诗臆说〉》)这是对韩诗艺术成就较为公允的论断。

      在文章方面他善于扬弃前人语言,提炼当时的口语,如“蝇营狗苟”(《送穷文》)、“同工异曲”、“俱收并蓄”(《进学解》)等新颖词语,韩文中较多。他主张“文从字顺”,创造了一种在口语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书面散文语言,扩大了文言文体的表达功能。但他也有一种佶屈聱牙的文句。自谓“不可时施,只以自嬉”(《送穷文》),对后世有一定影响。韩愈也是诗歌名家,艺术特色以奇特雄伟、光怪陆离为主。如《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等怪怪奇奇,内容深刻;《南山诗》、《岳阳楼别窦司直》、《孟东野失子》等,境界雄奇。但韩诗在求奇中往往流于填砌生字僻语、押险韵。韩愈也有一类朴素无华、本色自然的诗。韩诗古体工而近体少,但律诗、绝句亦有佳篇。如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答张十一功曹》、《题驿梁》,七绝《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题楚昭王庙》等。

      后人对韩愈评价颇高,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韩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766~780)以来的平庸诗风。但也带来了讲才学、发议论、追求险怪等不良风气。尤其是以议论为诗,甚至通篇议论,把诗歌写成押韵的理论,对宋代以后的诗歌产生了不良影响。

      韩集古本,以南宋魏怀忠《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为最善;廖莹中世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遗文》(明徐氏东雅堂翻刻)最为通行。清代顾嗣立、方世举各有诗集单行注本。今人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是另行系年的集注本。另外,为韩集作校勘或补注而不列正文者,有宋方崧卿、朱熹,清陈景云、王元启、沈钦韩、方成和今人徐震。年谱以宋洪兴祖《韩子年谱》最为详备。赵翼《瓯北诗话》、方东树《昭昧詹言》、林纾《韩柳文研究法》中有关部分,是评论其诗文的代表著作。

韩愈(768--824)年表:

      唐贞元二年(786)韩愈十九岁,怀着经世之志进京参加进士考试,一连三次均失败,直至贞元八年(792)第四次进士考试才考取。按照唐律,考取进士以后还必须参加吏部博学宏辞科考试,韩愈又三次参加吏选,但都失败;三次给宰相上书,没有得一回复;三次登权者之门,被拒之门外。

      贞元十二年(796)七月,韩愈二十九岁,受董晋推荐,出任宣武军节度使观察推官。这是韩愈从政开始。韩愈在任观察推官三年中,一方面指导李翱、张籍等青年学文外,利用一切机会,极力宣传自己对散文革新的主张。

      贞元十六年冬,韩愈第四次参吏部考试,第二年(801)通过铨选。这时期写的《答李翊书》,阐述自己把古文运动和儒学复古运动紧密结合一起的主张,这是韩愈发起开展古文运动的代表作。这年秋末,韩愈时年三十四岁,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这是韩愈步入京师政府机构任职开端。任职四门博士期间,积极推荐文学青年,敢为人师,广授门徒,人称“韩门第子”。贞元十九年(803)写了名作《师说》,这是韩愈系统提出师道的理论。

      贞元十九年冬,韩愈晋升为监察御史,在任不过二个月,为了体恤民情,忠于职守,上书《论天旱人饥状》,因遭权臣谗害,贬官连州阳山令。韩愈三年任职阳山令,深入民间,参加山民耕作和鱼猎活动,爱民惠政德礼文治,《新唐书·韩愈传》因此特书“有爱于民,民生子以其姓字之。”阳山令任上,一大批青年慕名投奔韩愈门下,与青年学子呤诗论道,诗文著作颇丰,今见之昌黎文集有古诗二十余首,文数篇。尤其此时构思并开始著述的《原道》等篇章,构成韩学重要论著“五原”学说,这是唐宋时期,新儒学的先声,理论建树影响巨大。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夏秋之间,韩愈离开阳山,八月任江陵法曹参军。

      元和元年(806)六月,韩愈奉召回长安,官授权知国子博士。元和三年(808),韩愈改真博士。元和四年,韩愈改授都官员外郎分司东都兼判祠部。是年冬被降职调为河南令,以后相继任职方员外郎、国子博士。

      元和八年(813),晋升为比部郎中史馆修选,完成《顺宗实录》著名史书编写。

      元和九年(814),韩愈任考功郎中知制诰,第二年晋升为中书舍人。元和十二年(817),协助宰相裴度,以行军司马身份,平定淮西乱,因军功晋授刑部侍郎。

      元和十四年(819),宪宗皇帝派遣使者去凤翔迎佛骨,京城一时间掀起信佛狂潮,韩愈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书《论佛骨表》,痛斥佛之不可信,要求将佛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宪宗得表,龙颜震怒,要处以极刑。幸宰相裴度及朝中大臣极力说情,免得一死,贬为潮州刑史。韩愈任潮州刑史八个月,概括说来:驱鳄鱼、为民除害;请教师,办乡校;计庸抵债,释放奴隶;率领百姓,兴修水利,排涝灌溉。千余年来,使潮州成为具有个性特色的地域文化,潮州地区成为礼仪之邦和文化名城!

      元和十五年(820)九月,韩愈诏内调为国子祭酒。长庆元年(821)七月,韩愈转任兵部侍郎,第二年,单身匹马,冒着风险赴镇州宣慰乱军,史称“勇夺三军帅”,不费一兵一卒,化干戈为玉帛,平息镇州之乱。九月转任吏部侍郎。

      长庆三年(823)六月,韩愈晋升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京兆之地称复杂难理,在韩愈整治下,社会安定,盗贼止,米价不敢上。后相继调任兵部侍郎、吏部侍郎。

      长庆四年,韩愈因病告假,十二月二日,韩愈因病卒于长安,终年五十七岁。

      纵观韩愈一生,业绩最为巨大是文学,是唐代古文运动开宗立派主帅,唐宋八大家之首,宋代大文豪苏东坡评论已为定评,尊仰韩愈为中国文坛之“泰山”“北斗”,“百代文宗”。

      韩愈一生从事时间最长,著作论述最为完备之一是教育;任职有变,奖掖后代,提携青年学子从来间断。盛唐一朝,文人雅士数不胜数,唯独韩愈之学问,得以流传光大,这种“韩学现象”,是丰富多彩的中国古代文化中,一枝独秀,光艳照人的奇特景观。

      韩愈孜孜以求是复兴儒学。面对唐代佛教勃兴,道教日盛,深感儒家道统之重任,著述“五原”,系统阐述道统,改造儒学,为宋明新儒学的建立奠定理论基础,这是韩愈在思想史上又一大建树。

      韩愈一生尽管仕途坎坷,但即使任职地方小官,也有大作为;至于入职中央三省六部枢要之职,大施才干,礼、吏、刑、兵四部任职政绩卓著,为唐代中兴,建功立业,载入史册。

      韩愈是唐代大文学家,大思想家,大教育家,一生政绩卓著。阳山因韩愈任阳山令而为之变,边远小县,为世人所瞩目;韩愈因任阳山令,从阳山开始,走向人生之辉煌。唐代文学学会韩愈研究会会长张清华先生说得好:“韩愈改变了阳山,阳山造就了韩愈。”(《贤令芳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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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大文学家,大思想家,大教育家:韩愈(768--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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