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陈忠实坦陈心灵痛处

眼下，北京人艺正着手排演话剧《白鹿原》，由著名编剧孟冰改编、林兆华导演、濮存昕主演。这让陈忠实和他的《白鹿原》又一次成为大众的话题。

陈忠实：我在城市最令人伤痛的位置上看见的几乎全是农民，常常说不出话来。

陈忠实，生于1942年6月，陕西西安东郊人，现任陕西省作协主席。1965年初发表处女作，主要从事小说创作，兼写散文。1993年以长篇小说《白鹿原》一举成名，1998年《白鹿原》荣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此外，短篇小说《信任》荣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报告文学作品《渭北高原，关于一个人的记忆》获1990——1991年全国报告文学奖。目前，陈忠实已出版了《陈忠实小说自选集》三卷、《陈忠实文集》五卷。

1993年，一部50万字的长篇小说《白鹿原》让陕西作家陈忠实名声大噪。眼下，北京人艺正着手排演话剧《白鹿原》，由著名编剧孟冰改编、林兆华导演、濮存昕主演。陈忠实和他的《白鹿原》又一次成为大众的话题。

见到陈忠实时，他来上海参加中国作协第六届主席团第九次会议。无须经人指点，就轻易地把他从一群作家中认了出来：那一脸沟壑纵横的皱纹,一口地道的关中乡语,以及手上冒着袅袅蓝烟的“巴山雪茄”———他很忙，忙得无可奈何。于是，我们约定电话采访。他说：“你就这么记多累啊。恶(我)还是给你写吧！”

我把“问题”寄到了陕西省作协。他依旧忙，不过，赶在4月的最后一天完成了“命题作文”。“五一”长假时，他来电：“恶(我)得空隙在小纸片上写了几段，贴在稿纸上，这两天你就可以收到了。”

得到的远超出期待

问：说到您，总是绕不开《白鹿原》，《白鹿原》是您的代表作，又是一个已经竖在那儿的标杆，这对您以后的创作是利还是弊？

陈：这个问题此前已经几次被问及，我几乎没有想过对我这会是一个问题。现在看来，这的确已成为一个问题，但仍然不属于我，而是记者、研究者和关注我的创作的读者，猜测我的写作状态想到的一个疑问。我的理解是，无论我日后的写作朝哪里走，会产生什么样的作品，都与《白鹿原》没有关系了。《白鹿原》是上世纪80年代中到90年代初的一次写作，是那时候对历史和现实的体验所选择的一种表达方式。我后来寻找新的体验，同时也寻找新的表述形式，哪怕一个短篇小说或一篇散文。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几乎想不到昨天以前我曾经写过什么，包括《白鹿原》。

问：您说，要写一部可以“放进棺材里当枕头”的作品，《白鹿原》有没有实现您的这个想法？

陈：我确实说过这个话。这个话是我当时的创作心态的表述形式，所指完全是内向的，让我从小就迷恋创作的心，别弄到离开这个世界时留下空落和遗憾。我从这本书出版到现在所领受到的文学界的评价和读者的热情，已经远远超出原来的期待了。

问：《白鹿原》为您带来了很多，包括名、利，您觉得这些东西有没有干扰您的写作？

陈：我在写完这部小说时，最基本的估计是，如果能够出版，肯定会有反响，不会不被理睬的。但刚一发表迅即引起的强烈反应，尤其是读者从收听广播或文本阅读后的热烈反响，让我始料不及。再说利，当小说被确定先在《当代》发表然后出版单行本，我和夫人暗自庆幸，按当时稿酬标准，各得一万元，我们家将成万元户。后来得一版再版连续印刷，版权费也就超出最初的预计。

我随之承担了作家协会的一些工作责任。我想对陕西文学发展尤其是更年轻一代作家的发展尽一份义务。我是自觉自愿地做，从来没有把做这些事看成对我写作“干扰”。干扰确实存在，有许多打着文化招牌却与文化基本无关的活动，有的常常策动我的领导、朋友乃至远亲近邻来扯拽。时间就被分割得很零碎。

问：有人说，您以前的写作是丘陵，而《白鹿原》是高山，“高山仰止”，您有没有想过要继续写出超过《白鹿原》的作品？

陈：无论是所谓以前的“丘陵”，还是后来所谓的“高山”，都已是跋涉过的熟路旧途了，我不会再留连。写作对我永远都是一种新鲜的陌生和陌生的新鲜。只有对陌生境界的探看才有新鲜感，才激发创造的欲望和热情。当要把一种体验和感受诉诸文字，铺开稿纸的时候，哪怕是一个短篇小说，甚或一篇两三千字的散文，依然是一种唯恐写不到位的诚惶诚恐。我只按我的写作习惯写作，写自己真实的体验，既不跟别人较劲，也不与自己较劲。

问：您好像说，《白鹿原》是“独子”，不会有续集，您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陈：《白鹿原》作为一部单本独立的长篇小说已经完成，无事可续。这是在给《白鹿原》画上最后一个句号时就确定无疑的事。哦！应该是在起草第一章第一行时就确定下来的事。

离开土地最是痛处

问：土地和农村是您小说创作丰厚的资源，您现在长期生活在城市，离开了土地写当下的生活，您认为自己有优势吗？

陈：你的这个话题点到我的痛处。用关中民间话说，“戳到了疤疤子上”。我与乡村失去直接联系已有十余年时间。我抬头所见的左邻右舍，已经不是不作任何修饰的乡村男女，而是满口新潮文化名词的城市人；出门看到的不是树木和田野色彩的淡浓变幻，而是从地皮直砌到天空的各色瓷片。乡村对我来说不仅是创作资源的累加，还有一个情感纽带。这些都在近十年间基本隔断了。已经不是优势存在与否，而是断止了直接的生活体验。我基本上是依赖直接的生活体验写作。我现在偶尔回到乡下老家，和碰见的熟人匆匆聊几句家常。我在城市最令人伤痛的位置上看见的几乎全是农民，常常说不出话来。我现在很难回到如过去一样的生活氛围里去，人们不在意我。我却在意他们的行为和说话方式。

问：感觉上，擅长写农村题材小说的都是年纪比较大的，有较长农村生活经历的作家，您怎么认识生活和创作之间的关系？

陈：擅长农村题材写作的人，有一批卓有建树的年纪较大的作家，也涌现出一茬接一茬的年轻作家。就我有限的经验，在农村题材创作上有显著成就的作家，几乎都有直接的乡村生活经历。生活与创作的关系是一个大话题，也是一个老话题，自我学习写作的少年时期就知道了作家要体验生活，要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尽管近年间有不同意见，然而在我看来，似乎尚不足以推翻这个被古今中外的大作家普遍验证着的规律。差异或歧义仅仅在于，相对于社会各个大的生活层面，有作家坚持写个人生活圈子的体验。在我看来，只是生活圈子大小的事，关键在于，作家体验到了什么质量的东西，还有表述的成色究竟如何。

问：写作对您意味着什么？是倾诉的需要？是生活的一部分？

陈：创作对我来说，最基本的无法改变的一点，完全是兴趣。这发端于一根对文字敏感的神经，兴趣由此而生。最大的陶醉，往往就是获得了自己得意的文字叙述，任何财富任何荣誉都无法比拟，更无法替代。这根对文字敏感的神经如不萎缩干枯，对文字表述的兴趣就不会衰竭，也就难以搁笔。

要把短篇写到非读不可

问：当您为《白鹿原》打上最后一个句号时，忍不住热泪盈眶，6年辛苦，作家所花的精力和代价，读者不难从字里行间感觉到。而现在一些作家43天可以完成一部长篇小说，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陈：每个作家的写作习惯差别迥然。单以写作时间长短或写作速度的快慢难以判断作品的成色。“慢工出细活”，多指技艺性劳动。创作活动中，慢工能出好活儿，也会出平庸活儿；快工出粗活儿，也出过不少绝活儿，这在中外文学史上不乏先例。关键在于，作家体验到了什么，或者说体验的深浅和独到性如何，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表述形式的完美程度。我只是特别关注一点，如果作家获得了深层的又是独立独到的体验，弥足珍贵的又是难得的体验，当耐心细致打磨，不要因仓促而留下遗憾。

问：您写作是“精雕细刻”型的，还是“高产快手”型的？

陈：我可以找到更符合我也更恰当的比喻，我如果获得良种，就要寻找最适宜其生长的土地，尽我的务作能力，耙磨播种，除草施肥浇水，期待收获。我有慢的时候，像关中农民过去普遍使用现在还未绝迹的手推车，一步一哼地前行。也有快的时候，如同骑自行车，相对手推车就快得远了。然而没有飞行器速度，连汽车速度都达不到。

问：很长时间没再读到您新的小说了，为什么不写了？

陈：自2001年以来，写过大约10个短篇小说，可能没有进入你的阅读视野。我争取要把短篇小说写到让你感兴趣非读不可的水准。

问：如果要您给自己作个评语，您会怎么写？

陈：早已对自己有一个基本评判，只是不可告诉你。存在自己心里，踏实自信。洒出去就等于放了气了。（本报记者 姜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