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郭德纲和赵本山：粗与俗的趣味
【编辑点题】万众期盼的春节转眼就成了过去时。春节期间，有两个人很受媒体的青睐：赵本山和郭德纲。赵本山自不必说，春节晚会的语言类节目差不多成了他的独角戏，别的节目都是他的陪衬。赵本山在春晚舞台上的台词往往能在之后的一年成为都市人口里的口头语，“忽悠”就是这么流行起来的。如果说赵本山的受关注还是理所应当的话，一个叫郭德纲的年轻人受到媒体的热捧就令很多人不明所以。据统计，大约有150余家平面媒体发过关于郭德纲的消息，做过郭德纲的专题、专访，央视几乎所以能沾上边的栏目都做过郭德纲的节目，他的火爆可见一般。在今天的演艺界，特别是相声小品领域，能和“小品王”比肩而立的人凤毛麟角，可郭德纲做到了，靠的就是“粗”与“俗”，而这两点也正是赵本山扬名立万的法宝。
肖复兴：媒体相声的兴起
如今，郭德纲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听郭德纲的相声，是一种时髦。郭德纲的相声确实好听，扎实的基本功，不动声色的幽默，逗人忍俊不禁，赢得久违的笑声。这笑声是发自深心的，而不是郭德纲说的《论五十年相声之现状》里讽刺的那种在电视录制现场人为制造的虚假笑声。这很不容易，往深了说，这无异于相声界一场陈胜吴广式的造反。
郭德纲和他的相声，如今的咸鱼翻身，或者说那么多“纲丝”对于他的拥趸，给予他的掌声，其实，更多的基于人们对于相声现状的不满，呵气成霜的愤慨的聚集，终于凝结成郭德纲一盏漂亮的冰灯。这种不满乃至愤慨，是对听得腻烦的电视相声、晚会相声的抵抗，是对要办什么相声博物馆、相声MBA的学院化、经堂化的嗤之以鼻，是对相声演员的贵族化的嘲讽。
郭德纲是聪明之人，从他面对突然而来的拥趸和掌声的低调从事来看，他是知道的，并不仅仅观众是他的衣食父母，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热爱相声的人们的借题发挥，是对于以前所喜爱的相声演员移情别恋的背叛，是慌不择路的一种新的投靠。郭德纲这面旗，是这些人帮他打起来，聚蚊成雷，呐喊成阵的。从天桥乐的小茶园子，到如今的天桥剧场，虽然只有一步之隔，却是相声一个新时代的象征。在这个过程中，媒体更是不遗余力地推波助澜，许多根本没有到过现场没有采访过郭德纲本人的记者，写出的人云亦云的甚至是照抄不误的报道，铺天盖地，更是把郭德纲架在火上一遍又一遍地烤，烤得外焦里嫩，四处冒烟，蒸腾的热气，更是膨胀而缭绕成云，惹人眼目。
美国传播艺术学的教授，有名的《理解大众文化》一书的作者约翰·费克斯，曾经举过这样一个例子，美国那个时代风靡一时的电影《绿野仙踪》女主角的扮演者朱迪·加兰，这样一个穿着方格条纹布衣裳美国地地道道的邻家女孩的形象，被媒体和大众重新塑造成化装舞会上一个新的形象，而这个形象则是那时美国一种反叛社会的一个符号。费克斯称这样一种媒体与大众合谋的过程为“撕裂”和“外置”，他说，这种将原有的资源和商品中“创造出自己的文化，正是大众文化的关键处。”他指出：“大众文化必然是利用‘现成可用之物’的一种艺术。”可以说，郭德纲正是今天我们中国的朱迪·加兰。而郭德纲相声火爆的现象，正是费克斯所说的媒体与大众合谋的“撕裂”和“外置”下的大众文化现象。
因此，人们说郭德纲的相声回归传统，回归剧场，是一种剧场相声，并以为这是挽救眼下相声的出路，我是表示怀疑的。郭德纲自己说相声无所谓新旧，并将相声的标准降低，以为现在人们缺钱缺房缺德，而到剧场来听相声就是为了寻开心的，我也很怀疑。传统的段子，只能够是相声的一种，就如同英国老维克剧团，可以永远只演出莎士比亚的戏剧一样，成为一种品牌，却不能够成为英国戏剧的主流，也不能满足人们对戏剧的需求。
相声的出新和辉煌重铸，不能仅仅表现在现在郭德纲即兴式的幽默和现实挂角一将式钩连的对传统段子的稍微改造上面。无论侯宝林还是马三立等前辈相声大师，还是后起的马季、姜昆，他们优秀的段子，都没有失去对现实生活的讽刺批判。缺席于现实，只是生活现场的旁观者、逃逸者、得益者或收编者，这样的相声是走不远，走不大的。
所以，我说，眼下火爆的郭德纲的相声，与其说是剧场相声，不如说是媒体相声。
认识到这一点，郭德纲和喜爱郭德纲的我们，都会化绚烂为平淡，将躁动的心平静下来，让我们不仅拥有更多传统的、也同时拥有更多现代的好相声。
城里人好糊弄
带三个表
最近在网上流行起来“山歌三人组”，不知道是谁把云南三个唱山歌的两女一男拍成录像放在了网上，结果一下子就火了。这几段录像拍的极其简单粗糙，估计也基本上是零成本的手段鼓捣出来的，但是城里人看的津津乐道，觉得新鲜，比那些上百万大制作拍出来的MV好玩多了。我想，它好玩的是，第一，没有这种拍法，镜头基本不动，没有任何制作特效，一般而言只有大师才敢这么玩，这个摄像估计也就是刚刚掌握摄像的基本原理，结果无意中成了“大师”；第二，歌词引起了城里人意淫的兴趣，因为歌词从头到尾都围绕着下半身打转，那句句朴实中带着暗喻却又非常露骨的歌词，城里人哪见过啊；第三，民歌这东西你要听进去，就好听的不得了。
云南人民或者那些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兄弟也许现在会暗地里嘲笑我们这些城里人，真没见过世面。这件事在网上成了新现象，我想它极有可能成为继芙蓉姐姐、天仙妹妹、馒头之后又一个媒体文化现象，反正城里人没见过世面，好糊弄。其实之所以城乡相互之间看着新鲜，不就是因为有城乡差别么，不然的话还有互相羡慕这一说么。
我倒想到了另外一些问题，“山歌三人组”这么被关注，说明城里人对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越来越陌生了，不信你问一个城里的文艺青年，汤姆·汉克斯演过什么电影？他能如数家珍地告诉你，可是你要问他傈僳族主要分布在中国的哪个省，大概没几个人能说出来。城里人盲目崇洋，乡下人盲目崇拜城里，人总是要往高处走的，这种落差造成了看上去并不是那么精美的“山歌三人组”在城里人当中流行。
民歌到底是什么样？这也是城里人的盲点。长期以来，我们听到的民歌基本上都是被净化的民歌，能通过传播介质流行的民歌基本上都跟民歌无关了。“山歌三人组”无意中让城里人看到了民歌的本来面目，其实所谓的民歌中的“情”，都不是我们以前听到的那么纯洁。不信你到西北、东北、西南这些民歌比较发达的地区，有相当多一部分的民歌都是黄色小调，登不了大雅之堂。而恰恰是这些黄色小调，给那些怀春的男女带来创作和演唱的动力，能让它们继续口耳相传下去。
去年，文化部在北京搞了两场原生态民歌的汇演，去的人无不赞不绝口，我听到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从来没听过这么好听的歌曲”。去年在山西左权，我采访当地的羊倌歌手石占明，我想跟他“碴歌”，其实我也就会两三首山西民歌，但我会一首黄色小调，一张嘴便唱出来，结果石占明立刻把我阻止住，“你这是黄色歌曲。”这说明石占明肯定会唱这首歌，可是你什么时候看他演出的时候唱过这首歌？即便我们今天在拯救民间文化，对这类“低级趣味”也是很谨慎的，但它就像我们说的台湾领土一样却是民间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还听人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两个北欧人，在江浙一带专门收集色情歌曲，据说收集了三百多首歌，然后带回去了。如果再过多少年，当我们像研究唐宋淫诗浪词那样去研究江浙一带的黄色小调的时候，我们的手里已经没有了，要去到那两个北欧人或他们的子孙那里去买。
以前认识一个画家，对艺术的理解应该不错了，至少比农民牛逼，他为了提高艺术层次，还专门到西藏去思考人生，回来后觉得很多方面都茅塞顿开，境界更上一层楼。当他告诉我，有一次去他东北看了二人转，立刻崩溃了，觉得自己这么多年变得智慧了，可在那些不识几个字的二人转演员面前，自己不过是有点小聪明，那些演员才真正掌握了智慧。他说早知道该到他们面前思考人生。
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这是我们发扬传统的时候常喊的一句口号，可是，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那些大量的黄色小调民歌就是精华，为什么？因为它体现的就是民间的智慧。你想想，当一个目不识丁的村民想表达情、性的时候，他们不会像城里有文化的人胡乱拽词，而是用最古老的表达方式——赋比兴，来抒发胸臆。我小时候听大人讲民间故事，很多故事里面都带有性内容，他们不会像贾平凹那样用些艳词来形容，也不能太直接也不能太含蓄，所以所用的手法都很独特，和教育出来的思维方式或大学中文系里教出来的创作手法完全不一样。你可以去判断，当一个有文化的人和一个没文化的人用语言去表达清楚同一件事情，哪个更需要智慧呢？哪一个更需要直觉和本能呢？
至少，在我看来，这个三人组里的小伙子，比那个叫周杰伦的人牛多了。这种牛，不是因为他们让我们城里人看着新鲜，而是真正的纯朴智慧的牛。
郭德纲与赵本山："粗"和"俗"的趣味
这个春节无疑是属于郭徳纲的。虽然他没有上春晚，可是打出了可以和赵本山相比的人气，到处都可以看到他的影子和听到他的声音。相声已经沉寂得太久了，我还记得差不多十年以前，倪萍主持中央电视台文艺评论性节目《文化访谈录》的最初一期就曾大张旗鼓地讨论相声的危机问题。
或许这个节目早就被遗忘了， 可是直到今天，相声衰落的趋势也没有扭转。郭徳纲的出现似乎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相声终于又“火”了。但春节过后，大家突然发现他的强烈的剧场效果未必能在电视里重现。剧场里放纵的笑在屏幕上却没有机会展现,人们惊奇地感到被口耳相传、无限吊高了的胃口，并没有通过电视得到满足。于是，大家又感到了疑惑。郭徳纲真的名副其实吗？
其实，郭徳纲可能并不是我们习惯上期望或想象的人物，他并不可能来“振兴”相声的电视形态。他并不是姜昆、侯跃文之后的另一个我们意义上的“新人”。如果这么理解郭徳纲，我们也就可能错过了郭徳纲提供给我们的新的机会。我们从电视里看到的郭徳纲并没有那么有趣，正是因为郭徳纲真正回到了相声的老传统，回到了相声最早与市民观众相联系的“俗”的鲜活魅力之中。郭徳纲的剧场演出效果一面来自和当下观众密切的、即兴的互动；另一面来自种种从当下日常生活中随意抓取的片断。其有些内容未必能登电视的大雅之堂，但却是生活中人人都可以体会的趣味。于是，郭德纲就让不大的剧场成了狂欢的场所，台上台下，热闹成了一片。这其实都是相声的真正的传统。
相声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的传统文化，它尽管有可以追溯的老传统，但其形成今天这样的形态是和现代都市的市民文化连在一起的，是二十世纪新的文化娱乐的类型。没有现代市民生活的“俗”，就没有相声的趣味和活力。相声天然是和市场环境下的“俗”相联系的，是一种没有多少深意却让人开心一乐的日常消遣。相声虽然也讽刺，但并不是匕首投枪；相声也批评，却并不是新文学式的深刻反思。相声其实处理的是世俗日常生活平淡无奇里的趣味，现代人没有传统的迷信和严格的礼俗，所以除了工作，还有许多空闲需要消遣，相声其实就应运而生。
但一百年来中国深重的民族苦难和悲情，使得这种趣味显得似乎不合时宜。所以，相声从五十年代起就开始了自己“雅化”的过程。如从后期的侯宝林到马季再到姜昆，相声走的都是这条“雅化”的路子。相声一面寻找自己的重大文化意义，一面追求教化和启蒙作用。相声也开始为宏大的目标服务。
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这种“雅化”的相声有着重要的作用。其实我们就是伴着这样的相声成长的。我还记得七十年代在广播里听马季关于坦赞铁路的相声和侯宝林关于“种子迷”的相声时的兴奋。当时我们有这样的笑已经够陶醉的了。八十年代以后，相声在姜昆等人的努力和电视的推波助澜下渐渐达到了“雅化”的高峰。像《虎口脱险》，我以为就是“雅”的不可再现的杰作，类似荒诞派戏剧的结构，复杂微妙的寓言，都让这个作品像是现代派的小说。但伴随着市场化的进程，九十年代以后相声的“雅化”面临困局，却认为进一步“雅化”和追赶新的年轻人的时尚才是解决之道。
于是像用“网络”资源的相声等等都出现了，但都不受欢迎。这里根本的原因是相声还想启迪众人，但今天的许多年轻人比相声演员的文化水平不会低，也更时尚，相声想说的他们更明白，大家都远远比相声“雅”得多，追其实是追不上的。相声追求的大意义今天都市里的白领谁不明白呢？于是相声二十年来一直呈现衰落的趋势。
人们奇怪“钢丝”里最多的却是都市“白领”。郭徳纲的不可思议之处正是在于他回到市民传统和日常生活的趣味，却以他的“俗”恣肆的吸引力吸引了在都市生活里已经太“雅”的“钢丝”们。他们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中，生活压力其实很大，根本没有一个开怀大笑的机会，于是郭徳纲实实在在的“俗”，意外地给了他们袒露自己、敞开自己的机会。好像有些“粗”和“俗”的趣味却显得格外鲜活，如同所谓“原生态”民歌一样，用大“俗”接上了雅。于是郭徳纲“火”在了剧场里，成了网上口碑塑造的“文化英雄”。
他其实并不合适在电视里表演，而他最大的优势就是他比其他相声演员“俗”。其实“俗”并不坏，许多当年“俗”的后来都是经典。《诗经》的《国风》、莎士比亚都不必说，金庸的武侠也是一个好例子。郭徳纲今天的“俗”是快乐的，由于中国已经告别了百年悲情，我们可以合理地追求一种自在的日常生活趣味，这显示了比当年相声的老传统更多的合理性。而我们也需要正视都市人对于日常生活的消遣需要。这其实都是在提出新的问题，呼唤新的理论思考。
我们还是回到剧场去看郭徳纲吧，也希望郭徳纲不要这么快就进到主流的相声圈里，消失在众人中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