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刘索拉访谈录

　　记者：我有个疑问，你是83年毕业的，又在国内受长期教育，可你怎么能在85年写出那样的小说？为什么能一直这样有着自由的思想而不受时代的观念的束缚？
　　刘索拉：我得感谢我妈妈没让我受那么传统的教育。我爸爸从小让我学古文、诗词、国画，我妈妈让我从三岁起学钢琴，但同时他们又给了放任我的环境，我的性格在家从没受压抑。大家都觉得我不像共产党的孩子——我父母都是共产党员嘛。（笑）

　　记者：很幸运，降生在这样的家庭。
　　刘索拉：对，但我一出门，反倒是社会束缚我。

　　记者：那学校教育呢？
　　刘索拉：对，其实只有学校教育控制了我，我常觉得很拘束。但碰巧文革时不是都停了么？那时我正上小学，我就开始玩儿，中学时代又赶上上山下乡。文革时我和朋友们在一起玩儿的很好，我总有机会放纵，哈哈。所以从小到大没有受过束缚。

　　记者：那大学呢？
　　刘索拉：我在音乐学院主要学作曲嘛，文化课主要是文学，对我来说也很好办——有家庭的训练，从小就喜欢文学。考音乐学院时幸亏没考数学，否则我肯定考不上，（大笑）也没有英文。然后还考作曲，我有钢琴的底子，所以考上了。

　　记者：你们当年那个班现在几乎是一个传奇，出来一批人，比如郭文景、瞿效松、叶小纲、谭盾呀，你们这个班级怎么会有这样的能量？
　　刘索拉：有时你要把灾难看成幸运——文革让我们对生活体会更深。那时不光是玩，其实我们都受苦了，只是我不爱总说。我的同学也是，从小去工厂，插队呀，家庭受到冲击啊，都受了苦了。但这样反倒使你在青少年经历了生活，而不是一个书呆子。进了音乐学院后都是有生活经验的年轻人，所以思想、想象力就要比一般的小孩、书呆子要丰富。因为文革你的家庭要受到冲击你的生活要受到冲击，所以，你很早就已经开始思考了，这个思想过程对我们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很幸运，成了一批早熟的年轻人。所以在上学的时候我们就不光是在学，还要在想，这十年的经历都要想一遍，把它注入到音乐里。所以你作曲的感觉要跟一般的学生是不一样的，因为有太多要说的话。

　　记者：你们互相之间有影响么？
　　刘索拉：特别有影响。我们也特别团结。说到这儿我正好可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现在正在做一个项目，明年三月我要把他们聚在一起，参加德国中国文化回顾展的音乐节，请欧洲最好的现代管弦乐队演奏他们的作品。现在这个项目已经被定为世界巡回演出的项目，最后可能还要回到中国来演。相当于我们班同学的一次聚会。

　　记者：有女的吗？除了你？
　　刘索拉：有啊，陈怡，张丽达。陈怡在美国非常成功，是美国大学作曲系的教授，而且有非常结实的功底，擅长写大型交响乐，她的音乐一出来就是勃拉姆斯式的强大，而且她演奏才能也很好，小提琴钢琴都演奏的非常好。张丽达在国内得了很多奖，中央乐团的作曲家。

　　记者：我觉得在创作上，尤其是作曲，女人好象很少，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班出来这么多？很可能你们这一批是非常特殊的一批，可能中国积压了十年的力量都爆发在你们身上。
　　刘索拉：这是一个陈腐的观念。陈怡也在美国得了很多奖，只是你们不知道。而且现在作曲系尽是女学生，这些学生毕业以后都是作曲家！有人问我女作曲家有没有前途？我说这样想都是因为男作曲家给你脑子里灌输进来的忧虑。我们上学的时候就有人说：你算了把，别做了，你看历史上有几个女作曲家？当时我就信了这话。但是其实你太傻了，你上学看的书都是哪个年代的书？都是20世纪以前的书，最基本的西方音乐历史书，早都过时了。20世纪末以后的艺术家不是那样一个系统，不是有一个作曲家在顶尖上，而剩下的都不是人了，现在不是那时代了！现在在国际上有那么多为女作曲家的音乐节，为女艺术家的艺术节，就是因为有大批的女艺术家出来。她们没有这个概念说女性就不能有创造力。还有一个，作曲不是单一的一种概念，不是光写交响乐就是作曲，各种音乐创作形式都是作曲。如果一个女音乐家就会唱歌，但是她只会唱自己的音乐，她也是作曲家——她做她自己的曲子。作曲家的概念已经变了，不是作曲系的才是作曲家，只有写交响乐才是作曲家，只要你在创作你自己的声音你就是作曲家。如果你的概念变了，你的天地就特别广大，你想那么多干吗？去做就是了！那些灌输这种东西的男人都是没看过几本书的男人。看了一本音乐简化小册子，还是三十年代翻译过来的，还是繁体字，就在那儿胡说八道（大笑）。那不是误人子弟吗？孤陋寡闻，所以就造成了自杀现象，还没做，自己就放弃了。如果你知道这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就可以知道，很多事情只要你想做都可以。

　　　　　　　　　　　　　　　我的事业是建立在强大的感情基础上的

　　记者：你的语言天赋很强？从小就这样吗？
　　刘索拉：我不知道（笑）

　　记者：你会找到很好玩的方式把事情描述的特别准确。
　　刘索拉：我的语言很苛刻。（笑）

　　记者：是很准确，这让我联想到你以前的小说，一般人只有一种表达能力或者说表达通道，但你的语言、你的音乐表达都很棒——这对你好象很简单。
　　刘索拉：不简单。

　　记者：但你的小说虽然给我们的刺激是很强烈的，但语言本身好象随心所欲，很玩闹的写出来的。写作在你身上占多大分量？写作和音乐哪个更重要？
　　刘索拉：各占百分之五十。以前没有感觉到，但现在文字的比例越来越重了，尤其是现在我作歌剧，文字就很重要了。包括写一些关于音乐的散文，我还是在文字上投入了很多精力，但我还是搞音乐的。我对音乐的要求太多了，太累了，所以我也没有时间写一些大部头的作品，但文字在我生活中占的比重挺大的——两种表达方式对我都很重要，我想也许我年纪大一些后我会写更多。

　　记者：那我一直想问个问题，你的作品灵感的基本来源是什么？我觉得没有强大的精神支撑，如果没有大胸怀，作品就不会有大境界。
　　刘索拉：我有强烈的感情基础，我父母给了我这个基础。他们带给了我一个巨大的世界，包括我的保姆。文革后，我们建立了非常非凡的家庭关系，而且他们也领我进入了一个非凡的政治世界。由于我的家庭，我一生下来经历的就跟别的孩子不一样。所有这一切都给了非常丰富的人生经验。包括我自己的人生经历，包括我为什么做很多事情，我觉得很多都是跟我的家庭背景是连着的，这个东西好象给了我一个永远没有完的故事。除了我父母之外，我还有一个老阿姨，是一个劳动女性，她文革时期一直跟着我，她为了我，一直到文革结束我父母放出来才结婚。我周围经常有这样一些非凡的人，特别幸运。比如说我阿姨把我带进另外一个世界，所谓劳动人民的世界。有的时候你觉得我的语言特别奇怪，她的语言更有意思。我妈妈语言特别苛刻，但是她很爱开玩笑，临去世前还在开玩笑，我阿姨也是张口就是土话就是笑话的人，所以我对语言的感觉是她们俩的语言加一块的结果。家里的人，每个人带给我一个世界，包括我后来见到的朋友，包括我的经历……因为有这么一个根儿，我看东西可能总是跟别人不一样，包括我对外来文化的兴趣。有的时候我找不到答案的时候，我会到外国文化里找，比如非洲文化比如说印度文化，他们给了我很多我在中国找不到的答案。因为我觉得我身上承载的东西太重了，经历太多了。我生在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个家庭，太重太重了。这个历史太重了。

　　女人是世界上最复杂最复杂的动物

　　记者：你对女性主义怎么看？
　　刘索拉：我自己就是女人，我的声音本身就是女性的代表。在我的生命里面，有特别多的女性表现，各个角度的表现，你听我的人声就能感觉到。我主张不加工的女人的声音——除非上高音的时候需要，但更多的时候不需要加工。

　　记者：你要的是自然的女声？
　　刘索拉：嗯，有一次我在香港演出，要求我二十分钟即兴，有个导演要求我帮忙救场，那个演出是关于张爱玲的，让我在台上去表现张爱玲小说里的话。我就说来吧，然后坐在台上唱了20分钟，于是评论就说我的声音表现了张爱玲小说中女人的各种心理什么的，其实我什么都没想。20分钟给观众生命的经验，我没想刻意说什么，但自然的，他们就听出好多东西来。因为你本来就是个女人嘛！你诚实的对待你最容易处理的经验就可以了，不用去强调什么。

　　记者：因为你自己就是一个纯粹的女人，能传达出女人的信息。
　　刘索拉：对，我很放松的传达，什么东西就都出来了，不需要想。因为我是女人，我能看到女人特别多的好处和坏处，所以能很自然地钻进去刻画女性。女人是世界上最复杂最复杂的动物。比男人复杂得多。男人永远不可能这样，他们就没张女人那根筋——女人太复杂了！

　　记者：你对流行的女权主义怎么看？你有女权的概念吗？或是女性主义的概念？
　　刘索拉：我有女性主义的概念——其实在国外没有女性和女权主义分别。我其实挺喜欢国内这样的说法，其实女性和女权不是一回事，如果按国内的分法的话，我想我更是一个女性主义者而不是女权主义者。我妈妈是女权主义者，中国第一代女权主义者——我妈妈受的是女权主义教育。她年轻的时候是女诗人，在30年代是就是个诗人，在上海艺专上学，又是抗大鲁艺的参加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她非常主张男女平等，从小她不让我做饭，我是受女权主义影响张大的，我一辈子不许进厨房。

　　记者：难以想象！
　　刘索拉：我结婚的第一个理由就是我想有一个能进的厨房——住在妈妈家，我妈妈永远不容许我进厨房。我结婚以后才知道胡椒面和盐面是怎么使的。小的时候不许我照镜子，她认为女孩子就应该学习，不应该有乱七八糟的想法，工作事业学习是最重要的，她说女孩子最大的敌人是你自己的样子，长得漂亮不是好事情。

　　记者：我觉得你妈妈的想法挺极端的，我觉得她们身上女性的意识和特征特别少。
　　刘索拉：就是挺极端的，第一代老女权主义的人都是这样的。可是我妈妈特别女性，她特别会打扮，她年轻的时候是穿着绿段子旗袍去延安的，到延安后把军装染成黑色的穿，她嫌军装的颜色难看，就染了一身黑，特酷。因为她们是第一代女权么，都特个性，所以穿军装也要显出自己的风格和个性来。可能是受她影响，我也是喜欢黑色的，老是一身黑，满柜子的衣服都是黑色的。她说你不要打扮成一个小丑，一个女人穿什么样的衣服能表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小时候特别对抗，特别不愿意按照妈妈的要求去做，因为我完全是另外一代么，所以涂指甲油啊带耳环啊什么的，我妈妈就特别生气，说我们一辈子搞女权，就是为了不让你们再受这种男权意识的束缚，为什么你们又把它给捡起来了？！

　　记者：在给男人打扮？做男人的附庸？
　　刘索拉：反过来，我愿意！（大笑）这是我的权利！让男人为我发疯，哈哈哈，对不起，这是第二代女权。我不是恨男人的人。我妈妈也不是恨男人的人，她对我爸爸非常非常好，但是她是女权主义者。

　　记者：你们这样的代沟有过强烈的冲突吗？有没有影响你们之间的关系？
　　刘索拉：有啊，我们有很深的代沟。

　　记者：你妈妈不痛苦吗？
　　刘索拉：我妈妈很痛苦。我们两边都痛苦。打呀，打得特别厉害，尤其是在我青少年最有问题的时期。我和我妈妈都特别极端——她们在延安的时候穿黑军装，那种浪漫那种潇洒，是一种上海来的革命者的风格。我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格？我是十六七岁背着吉他穿着游泳衣在北京市内骑车到处跑的女孩，那时候警察都跟在后面追。

　　记者：故意的？
　　刘索拉：故意的，那时候就是极端反叛了。有人都奇怪，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怎么会有这样的孩子？可是我们就是这样的，而且是一大帮孩子。非常开化的，跟国外的小孩一样的，穿很少的衣服，露很多的身体。

　　记者：那时候有身体意识么
　　刘索拉：有啊，所以我妈妈阻止我这种意识，可是他们被关起来了，所以这种阻止就没有用了，不生效了，正好这时候我长大了！我在音乐学院的时候的表现也是这样，我妈妈也看不惯。当然比起现在的小孩还是规矩多了。

　　记者：但放在那个年代反差就很大了。
　　刘索拉：是那个时候的反叛分子。那时候弹琴唱歌啊，抽烟啊，都是很反叛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