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祖父公木的“弃儿”记

○ 张  菱

    诗人公木（张松如）是我的祖父。提到他，人们就会想起那首以“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开头的《八路军进行曲》。因为我在撰写《我的祖父——诗人公木的风雨年轮》一书，我的姑姑白桦前些时给我寄来一封祖父写于1951年1月的信件，确切地说，这是一封感谢信，是写给曾一起在延安工作的诗友戈壁舟和高敏夫的，当时他们二人在西安的西北文联工作。
    事情的缘由还需要退回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我祖父携妻将雏辗转到达西安，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经林伯渠介绍，准备和20名同志一块儿奔赴晋绥前线。这时1岁多的女儿白桦，就成了“拖累”。
    “当初从北平逃亡出来的时候和几个朋友都已约定，这回是坚决要把自己交给民族的伟业了。自然，那时候却没有预计要把孩子割舍的，本来想把她放在家里。不料孩子还没有送到家，家乡却又已经沦亡了。不得已，这才又逃到西安来。如今，朋友们都已经实践着自己的誓言，我们却颤抖在时代的后面，躲躲藏藏，为着孩子就变成了卑鄙无聊，苟安偷生……”面对“小家”与“大家”，经过痛苦的抉择，夫妇二人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民族比孩子重要的多”。于是他们发动在西安的所有朋友，去找收留孩子的人家，最后说好一户董姓夫妇有意要孩子，后由于时局吃紧，又反悔了；去孤儿院，被告知名额已满，也不再收养了；夫妇俩被与孩子割舍的痛苦和去不成前线的焦急矛盾煎熬着，甚至想采取“干脆政策”，“把孩子抱到东厅门育婴堂门口扔了”算了，还没付诸行动，孩子生病了，只好带着她去看医生，等病好后再说，恰在这时我祖父在街上遇到了四年不见的老友刘右山，热心的刘君了解到我祖父夫妇的打算后，第二天就帮助找好了一个回族家庭，养父李宏瑢，是一位善良朴实的厚道人。为此我的祖父含泪写下了诗歌《留别白桦》和散文《弃儿记》（载《战地》杂志第2期，1938年4月6日出版，丁玲、舒群主编），记述孩子的可爱乖巧和把孩子送人的经过。《弃儿记》的末尾写道：“五天以后，我们的孩子就被留在了一个新的家庭里。在嚎啕的哭声中，我和涤新离开那里，走回客栈。客栈里冷冷清清。白桦常拿的一个化学娃娃忘了带去，扔在床下，好像很久以前就失去了它的主人。祝福我们的孩子！”之后我的祖父便到晋绥军区，参加了由程子华任司令员的敌后游击队，任宣传股长。1938年8月，为护送几位不适合在前方工作的女同志西渡黄河，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祖父随舒群、沙蒙为团长的东北文艺工作团到达东北，参与创办东北大学，任东大教育长等职。此前他曾遭遇婚变，在经过近十年的单身生活之后，于1950年在长春重新结婚。
    生活步入正轨后，他十分惦念留在西安的女儿，经过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女儿是死是活？成了他心中一个沉重的悬念。他写信给高敏夫和戈壁舟，请他们帮忙寻找孩子。二位诗友凭着我祖父提供的“收养人是一户姓李的回族人家，如果孩子活着的话应该上中学了”这一点线索，在朋友们的热情帮助下，终于在西安市立第一中学找到了正在读初一的我的姑姑白桦，学校老师将她领至西安市东木头市街的西北文联，她第一次见到高敏夫和戈壁舟，两位诗人热情地和她握手，不停地说：“太好了，太好了，我们马上就给公木写信报喜讯。”于是，两位老友立刻分别写信告诉我的祖父。
    我的祖父非常激动，马上给他们写了这封回信表示感谢，一并感谢的还有在西安市文教局工作的苏一萍和当时西安市立第一中学的校长李一青，并随信寄去了《留别白桦》诗中的一段，回忆当时的情景：
    白桦，你这么小，你哪里能懂，
    你的爸爸和妈妈心里是多么犯难。
    你听见炮响就呶起小嘴学：咕咚！
    你看见飞机就扬起小手喊：燕燕！
    这首诗后来经过稍稍改动，作为了白桦姑姑以自身经历为蓝本创作的电视剧《楼旁小巷》（陕西电视台1990年拍摄）的主题歌歌词。
    我祖父的这封信后来由戈壁舟和高敏夫转给白桦姑姑，她一直保存到了今天。我祖父还请东北大学一位返陕探亲的同志到家看过白桦，问她想要什么东西。她想了半天，说：“口琴。”大约在半年之后，她的养父带她到西北局机关见到一位女同志，那位女同志交与她一个口琴，说是我祖父从东北托人带来的。她拿着向往已久的口琴欢喜极了。回到家把会唱的歌曲一遍又一遍地吹，吹个不停。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此时重读我祖父的这封遗信，还有他的《弃儿记》和《留别白桦》，我仿佛又看见了那些已经过去了的“风烟滚滚”的岁月。“一旦强虏寇边疆，慷慨悲歌上战场”——这是我祖父当年为《八路军军歌》撰写的歌词。隔着几十年的光阴，心头回响着这悲壮的旋律，我的眼中不知不觉地就蒙上了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