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歌
——“这是/ 对时间法则的逆行和陈述，
少到不能再少，/ 对任何人的一生都必不可少。”
“咖啡馆”是不是一次“对时间法则的逆行和陈述”？“对时间法则的逆行和陈述”会不会对时间自身做出修正？在“咖啡馆”里，一切人物和场景是怎样流动、在何处连续而又在何处发生着断裂呢？要弄清楚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明确地认识到，在这个空间上迷离倘徉的处所，其时间也绝非纯然单一，它几乎包含了自身的所有否定成分。①
如果只是简单地加以考察，我们也许会认为，咖啡馆的时间遵循其一般性的法则沿着线形轨迹井然有序地运行着。为了加强这种幻觉，欧阳江河用反复出现的“这时”向我们表明，他似乎能够非常准确地把握处于时间中的每一个瞬点；在诗的另一处，一种或许是伪装的乐观笔调带来了虚幻的轻松感觉：“校准了时间，/ 然后掏钱到杂货铺买一包廉价香烟。”但是在这种貌似客观随意的描述中，出现了某种焦虑的不谐和音，“我未必相信咖啡馆是真实的，当我/ 把它像一张车票高举在手上，/ 时代的列车并没有从身边驶过。”而且从另一个角度看来，那种反复的强调甚至也可以被视为心理结构中深层次焦虑的外化：这种焦虑是对于时间自身的焦虑，是“咖啡馆”中每一个人都会深切感受得到的焦虑，甚至可以说，“咖啡馆”本身就是由这样的焦虑构筑而成。于是，“时间的焦虑”以“焦虑的时间”的形式表现；于是，“咖啡馆”呈现出多重时间的平行与渗透、并置与重叠、互相模拟与颠覆，其中任何一种都表现出对既有时间形式的背叛和基本信任的缺乏。而统摄于其上的，是一片力图重获中心的茫然和近于绝望的希望。
时间之第一重：停止和被取消
哈维尔在对当代捷克斯洛伐克（主要指的是1968年“布拉格之春”之后的捷克）的社会现实进行考察的过程中，发现了他之所谓“后极权主义”的本质和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在这样的世界里，作为历史组成部分的故事消失了。
“……理想主义和狂热者的歌，极为激愤的政治犯，英雄受难——所有这些都是历史的组成部分。50年代在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坏的时期，但是，在人类历史中，这样的时期有许多次。它与历史上发生过的有某些共同之处，或者说至少具有与其他那些时期的对比，它仍然像历史。没有人会说什么也没发生，或者这时代没有自己的故事。”但是在经历了学生运动和苏联干涉之后，哈维尔接着向我们这样描述道：“……我记得70年代早期捷克斯洛伐克像是发生了一个‘历史休止’的时期；公众生活似乎失去了它的结构，它的冲击力，它的方向，它的张力，它的节奏和神秘，我不能记得当时发生了什么，或者这一年同那一年有什么区别，而且我觉得这已无关紧要，因为当难以预料的事情消失时，意义的感觉也随之消失……历史被伪历史所取代，被依次发生的周年纪念、代表大会、庆祝活动、群众性体育活动所取代，被某种人为的活动所取代——并不是一些不同的角色互相遭遇、有着一个开放性结局的戏剧，而是一个真理和权力的核心代理人其单向度的、明白的、可预见的自我谕示（和自我庆祝）。”
这一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使得生活和时间不得不日益呈现出单一而乏味的面貌：“……因为人类的时间只能通过故事和历史来体验，所以，对于时间本身的体验也开始消失：时间像停止不动或者原地循环，好像崩溃成可以互相替换的碎片。不知从何而来又往何处去的事件的进展失去了其故事的特征，因此也就失去了更深的意义，当历史的地平线丧失时，生活变得毫无意义。”——思想者如此概括在意识形态自我保存和缺乏持续发展动力的制度的无意识机械运动这双重惯性支配下的普遍性生存图景。②
欧阳江河的描述是，“人的一生/ 是一盒录像带，预先完成了实况的制作，/ 从头开始播放。”这样的生活和时间本质上是停止的。很显然，对于欧阳江河来说它早已不是秘密，因为他就时间的本性做出了精确的概括：“……随后/是一只手，触到时间机器的一个按键，/上面写着：停止。”于是，生活成了某种确定无疑的事，所以我们可以从任何一点出发，到任何一点结束，而不会影响它的成分、浓度与结构。这意味着，对我们来说生活是外在于我们的一件预成之物，它和我们毫不相干，因此，“他的高龄/ 是一幅铅笔肖像中用橡皮轻轻擦去的/ 部分，早于鸟迹和词。”有墨写的生活，有血写的生活，而我们所有的不过是用铅笔写下“用橡皮轻轻擦去”的生活。因而在此仅仅说时间“停止”是不够的，更为准确的说法是：时间被取消了。
被取消了的时间表面上看来呈现出某种绝对又绝对的连续性，以至于它可以被无数次重复处理而不会变质失效，以至于它永远具有合法的效力。《重庆森林》里失恋的警察希望拥有的那听永不过期的罐头在此成为非现实的现实③，其间唯一的差别仅仅在于：那个失恋的警察期望拥有的是一份在变动不居的时间中获得永恒的鲜活生命的情感（或感受），而取消时间的过程则持有将时间本身密闭封存的希望。两种想法都表现了人类对于时间流变的恐惧，不过它们同样不会有任何效果。因为，无论何种形式的封闭、幽禁、隔绝，包括哈维尔谈到的那种“国有”——对时间的国有④，都只会导致被封闭之物的枯萎，即使时间也不例外。而实际上，我们的时间确确实实成了某种以公积金和自来水的形式加以分配的东西（像我们的爱情一样）⑤，这就提醒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并且清醒地认识到：时间不是固有的获得物，而是一种需要我们不断地争取和保护方能获取的稀缺资源。
枯萎了，彻彻底底地枯萎了，“他属于没有童年一开始就老去的一代。”我们也一样：我们的生活被证明不过是“两个影子中的一个”“复制品”；我们的时间被证明不过是“手臂一样环绕的事物”，具有一种人为的封闭和循环性质。这是一件不仅仅是可悲的事。“两者的吻合使人黯然神伤。”
时间之第二重：少到不能再少
“时间不值得信赖。有时短短十秒钟的对视/ 会使一个人突然老去十年，使另一个人/ 像一盒录像带快速地倒退回去，/ 退到儿时乘坐的一趟列车，仿佛/ 能从车站一下子驶入咖啡馆。”怀疑中混合着感伤，一个低沉抑郁的嗓音因为缺乏信心和来自语言之外的力量的支持而显得单薄，这种蕴含于“对视”的对于时间的回溯在黯淡的背景上显得无法具有赋予真实的确定性。尽管任何力量都无法将之取消，但它毕竟只能以其极度个人化的视角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对停滞和被取消的时间做一些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的抵抗。
停滞的时间信奉的是加法，是一种宏大的叙事，一种根源于盲目和自大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坚持意识形态的纯正和共同准则的铁硬，因而在它的领地内放逐了一切例外、偶然、单独的瞬间和暂时摆脱了连续性的激情与狂欢。个性已不复存在，所有的感觉、情绪、神经和皮肤都被纳入了既有的轨道按照所谓的共同秩序运行，这种秩序相信：通过无机的叠加也能得到有机的生命，甚至只需有近于无穷的“加”这一行动、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明在等号的另一边得到了生命的最大无限。这样，惟有在时间板块的边缘和罅隙还留存着一线希望，而这希望必然是以放弃既有的安身立命之所为代价的。
而“减法”意味着对“加法”的瓦解，无论这种瓦解多么微小，多么纤细，它都能促使时间断裂、逆行或加速，从而打破既有的格局，同时将那“少到不能再少”的东西展露出来。“减法”意味着大幅度地跳跃和对连续性的否定，“十秒钟前我还不知道世上有你这个人，/ 现在，我认为我们已经相爱了/ 许多个世纪”，即使身处其中也未必能理解它的全部意义，因而往往难以承受突如其来的巨大冲击与撼动，“像一根冰棍冻结在那里”。“减法”意味着最大限度地承受来自世界和人生的压力，不再托庇于现有的概念和观点，不再接受共有的神经和皮肤。“减法”意味着完全裸露，直至深藏体内的血和骨髓。这是一件痛苦的事，因为我们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皮肤和神经；而拒绝接受共有的一切，必然会导致完全的无遮无蔽。因此，它“催人衰老”；它使一个人在“短短十秒钟”内“突然老去十年”。
不过，这样的时间仍然未能真正属于个人。它只能蕴涵在某些意味深长的“对视”中这一事实向我们表明：完全独立地从时间的涡流中逃遁是多么的难！而且这还不过是个拒绝的姿势，不过是个抽象的背影，尽管它已经是对停止和被取消的时间的反动，尽管它“显得格外触目，就像黑色晚礼服中/ 露出一小片雪白的衬衣领子”，尽管它“对任何人的一生都必不可少”。
时间之第三重：一切都在动摇和变化
对在咖啡馆中进行时间重构之现实性的怀疑来自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一方面，在既有时间严峻的律令统治下，任何反抗都显得无力，任何逃遁都显得仓皇，时间的暴政甚至用虚幻的安全感和必然性的假象使人不自觉地投向它的无底深渊。这是无边的意识形态造成的空虚而又寂寥的背景，它抹杀了声音、图像、语言和色彩，使人不是沉默就是沉没。
另一方面，威胁不仅仅来自于咖啡馆之外，也来自咖啡馆内部。“如果咖啡馆仅仅是个舞台，/ 随时可以拆除，从未真正地建造”？事实证明，这样的担心绝对不是多余的。即使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在咖啡馆里成长和写作的一代人”，在他们对意识形态的疏离中也仍然包含着某些让人不得不担忧和警惕的东西。因为时间的诡谲政治往往会以变形的方式出现，在似乎是民主公选的自治领地却出现了自觉或不自觉的贿选和合法的独裁者，而疏离与冷漠也还远远不是参政的最好方式。
毕竟，我们已经太久失去自主选择的权利了，这是意识形态意图统摄和包办一切（它甚至想包办时间和宇宙）的必然后果；毕竟我们“来自/ 等号的另一端，来自小数点后面/ 第七位数字所显示的微观宇宙，来自/ 纪律的幻象，票据或统计表格的一生”，即使我们“视咖啡馆为一个时代的良心”。我们的反抗还没有能够成为自觉的建设，因此咖啡馆依然悬浮在空中，尽管它给了我们“靠一根细线”把它“从天上拉下来”的空洞的希望。这是并非无意地失去了一切而没有得到应得的一切的一代，他们的信条是“反正无事可干”，因为“我们当不了将军，传教士，总统或海盗”。一种浓重的无力感和幻灭感笼罩着这些多余的人。
我已经说过，时间的暴政是无所不在的，即使在咖啡馆中，它也有其忠实的代理。所以，尽管“一切都在动摇和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长久受到桎梏的力量已经得到了释放，这不是整合之前的有着明确运动方向的混乱，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努力，它将仅仅是作为混乱而存在的混乱。
另一个更为惊人的事实是：我们仍然未能摆脱时间的停止和被取消，只不过接受了它的改头换面的统治。此前，我们有一个宣称其权力绝对地合法因而在这个没有任何其他法则可以遵循的世界上当然唯一地合法的君主；而今，我们有了一个宣称其权力绝对地不合法因而在这个没有任何法则可以遵循的世界上当然唯一地合法的君主。两种专制具有同等程度的危险，而后者的迷惑性尚未被足够清醒地认识。
于是我们发现了一种以非决定论为其主要特征的决定论，它告诉我们：时间的无序是我们唯一可以接受的秩序，无规则则是我们所能遵循的唯一规则。在此，停止的时间彻底地转向了它的对立面，并获得了重生的机会。现实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被异化成为无声的狂欢，过分的放纵使我们麻木并且失去对现实的感知；我们不再相信清晰的过去和未来——这是固化的时间所允诺的，但我们也不再相信现在。生活的每一个瞬间不再需要依赖于其他的瞬间（过去的、未来的、共有的）得到承认，但这每一个瞬间也被告知不再有任何意义。在既有的时间板块中，现实之空洞性的根源在于“现在”被所谓的更有意义的阶段（过去或未来）抽空；如今，“没有什么事物是固定不变的”，“现在”被自身抽空了，它不再能向任何人提供意义和支持。“现在”是写作中的一个时间之谜，正如米沃什的著名难题“蛇的腰有多长？”⑥，其难解之处在于它是由不确定的东西组成的，但是任何对“现在”的虚无化，不论是来自过去和未来，或者是来自现实本身，都是重建时间的大敌。切记这一点，否则，我们就会沦为“一出皮影戏里的全部角色，/ 一座木偶城市的全部公民。”
时间之第四重：不是为了进入，而是为了离去，到远处去观看
“在明亮的穿衣镜前，他怀疑这座咖啡馆/ 是否真的存在。”镜像不仅仅喻示着所见之物的虚幻性质，还揭示出一种平行和并置的关系。平行与并置：这就是咖啡馆中最具虚幻性的时间形式与既有时间的对应。这种时间形式把自身的现实性寄托在他者身上，因而它是“一座异国情调的/ 阴沉建筑，一座/ 让人在伤心咖啡馆之歌里怀想不已的建筑”。因而它只具有可观看性，而不能让人进入；甚至它的存在也只是为了让人假想和预先体验“离去”的感觉。
“在咖啡馆里写作/ 和成长的一代人”一旦意识到咖啡馆动摇不定的根基尚不足以结构起社会生活的形而上建筑，就会“起身离开咖啡馆”，向外寻找可以寄托的东西。“一九八九年的冬天。一八二五年的冬天”，两个严酷的政治冬天的相似寒度再次显示了他们和俄罗斯多余人的亲缘关系，而在经历过残酷的政治和痛苦的思索后，正是那些有足够能力和勇气进行反省和开始新思路的精英分子成了俄国的十二月党人。现代的多余人希求加强这种亲缘性，希望在十二月党人的身上发现自己不能或未能实现的部分。时间的平行导致空间的并置，时空的交错自然会呈现“雪橇拉着参政广场/ 从中亚细亚草原狂奔而来”的奇异景观，带来“起身离去”的幻觉。
但是更为清醒的人意识到了这种廉价安慰的假想性质。“在明亮的穿衣镜前，他怀疑这座咖啡馆是否真的存在。”十二月党人有参政广场和中亚细亚草原作为其行动的背景，现代的多余人却既不能信任自己所处的时间，又不能信任自己所处的空间。在明亮的穿衣镜前，镜像因为其反光的耀眼程度反而比真实的存在物具有更多的现实性。这就迫使这种对应关系发生断裂。而所谓时间的平行和对置往往并非双向的关系，很多时候因为镜像物的多重性而呈现出错综复杂的交叉，具体体现为场景的大幅度转换。于是咖啡馆中的人开始转向与他们的生存境况更为对应的时空，于是“黑色大衣里翻出/ 洁白的衬衣领子，十二月党人/ 变成流亡巴黎的白俄作家。”
“俄罗斯文化/ 加上西方护照。草原消失。”在背景的转换中，两种时间之间的巨大裂隙似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愈合，安慰的假想性质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于是，我们似乎获得了解脱，但实际上不过是产生了更深的焦虑：暂时被缓解的必定会再次激起进一步的模拟欲望。勒内·基拉尔在《浪漫的谎言和小说的真实》中出色地分析了欲望的中介性质和三角结构，他成功地向我们证明：随着作为我们欲念激发者和被模拟者的介体与我们的心理距离越来越近，我们的欲望结构会越来越陷入隐形的三角（之所以“隐形”，是因为代表介体的三角形的顶点与代表欲望中主客关系的底边的距离越来越趋近于零），也就唤起更多的焦虑。因为“客体只不过是达到介体的手段，欲望觊觎的是介体的存在”，⑦但是介体和主体永远不可能重合，而对我们来说，欲望介体的存在是不能“进入”的，它只能提供一种外在的观赏性，这就形成了恶性的循环，迫使我们寻找更多新介体，从而带来更深的焦虑和欲望的更大变形。
现代的Narcissus临镜自照，不是为了孤芳自赏，而是为了最大限度地离弃自身，取消自身。多余人为了以镜像取代自身，甚至颠倒了自己的感觉：他完全放弃了对自身存在的确认，而只承认镜像是唯一的存在。于是我们再次陷入了时间的无根的洪流，甚至空间也被混淆和错乱。这样的付出获得的回报是不值一提的，介体和主体之间巨大的裂痕永不能完全愈合，我们甚至只能“在地下/ 形成对群鸟的判断”。
时间之第五重：时间的圆圈被一个无穷小的亮点吸入
如何从既有的时间中获得解脱？没有人能够确定无疑地回答这个问题，特别是在我们尝试过多种不自觉地导向幻灭和虚无的方式之后。这就是为什么欧阳江河在描述这种时间形式时显得小心翼翼的原因。因此这也是全诗中最不明确的一种时间形式，它常常游离在作者的气息、语义和措辞之间，“保持了从旁观看的/ 符合比例的等级意识。”⑧这种被“保持”的“等级意识”并非来自于某些经验或先验的差别，而是停留在对自身限度或清醒或模糊地认识的边缘。因为任何对时间的超验构想，都必需一种对自身界限的直觉加以中和与进行调剂。这是我们不会以另一种貌似合理的方式使时间再次停止的必要保证。
在我看来，这是一种东方式的救赎时间。它坚持时间的循环性质，承认时间是无法摆脱的轮回或者身处其间而不自知的“圆圈”，因而渴望一种时间尽头（当然圆圈无所谓尽头）或时间之外的“绝对”的拯救，也就是那个“无穷小的亮点”。于是这个“亮点”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漏斗，既往的、现存的、将来的时间只要通过这个漏斗，就得到了彻彻底底的过滤和涤净，因此它似乎可以成为我们取消承担现实严峻性的责任的藉口。“如果人的目光向内收敛，/ 把无限膨胀的物质的空虚，集中到/ 一个小一些的/ 个别的空虚中去，人或许可以获救。”而所谓“空虚”是一个无限反光的词，不再具有限定性，完全可以用“绝对”、“虚无”、“灵魂”或“上帝”甚至是“意识形态”等等词替代，这就大大削弱了其现实性，也增大了它被有意无意地滥用或误用的可能性。
“是否有一根手指/ 能从无限的宇宙的消息中将灵魂勾去？”这种时间强调了身处时间中的人的无力状态，因此在它看来，自上而下拯救是必然而又必需的。但是即使在对救赎的信任中，也不无游移且犹疑的成分，“‘我们又怎么能抓住/ 这无限宇宙的一根手指？’也许不能。”这一成分虽然并未能宣布这种时间的破产，但的确显示了时间－人的困惑和空虚感觉。
我不能责备欧阳江河向我们兜售救赎的灵丹妙药，因为我相信诗人的真诚。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的是：所谓自上而下的拯救是毫无效果也永不可能的，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要推举一种所谓“自下而上”的拯救。因为如果拯救不是来自现在，来自我们自身，那它就没有任何价值。首先要做的是必须祛除任何形式的空间和时间上的等级观：过去不能成为我们逃遁的方向，未来也不能成为我们放弃现在的理由；而不论什么救赎，是既不能来自上方的天国，也不能来自下面的深渊的。
关于时间的结语
最后，我要对时间做一综合论述。由于这个问题是如此的巨大和沉重，我只能表达一些简单的看法，希望留有更多的思考给未来的自己和每一个有价值的头脑。
在其杰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波普尔分析和批判过本质主义的非科学和历史主义的贫困，⑨在此我不再重复。对于他的结论我基本上保持赞同，所以我觉得，探寻时间的所谓“本质” 是毫无意义的。重要的是我们用时间指称什么样的事物？对时间又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这不仅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也是唯一有效的问题。
前文已经指出：“时间”并非某种纯然单一的东西，它自身就已经包含了矛盾的因子。我们所惯于以时间一词指称的不过是现象的集合，它的现实性必须在对时间的处理方式上表现出来。在这个问题上，我反对任何形式的对时间的虚无化。由于时间不过是无限的现在的集合，那么，从对“现在”的处理可以看出对时间的态度，而这正是我们不得不慎重考虑的。
随着近代西方思想和历史的兴起，以往散漫无边的牧歌式时间和循环往复的Romance时间都已经无效，基督教救赎时间也渐渐式微。但在后者思想的强大影响下，即使是最离经叛道的对于时间的构想，都难以越出这一思维范畴。所以我们不得不接受的时间始终是以某种既有的将有的点（也可能在时间的终点或时间之外）作为其支点，而这一支点往往会抽空“现在”的现实性。或者我们承认，时间是绝对的连续性的产物（不如说，时间即是连续性），那么现在之所以是现在仅仅因为它包含了过去和未来，那它对我们就毫无意义；或者我们承认，时间是不可解脱的深渊，只有某种一旦出现必将宣告其终结的拯救才能帮助我们摆脱这一绝境，那么“现在”对我们就更无意义。
正如我们已经表示过的那样，任何对“现在”的虚无化都是不可容忍的，因为它必将导向对历史对时间的虚无化。我们也认识到：时间不是固有的获得物，而是一种需要我们不断地争取和保护方能获取的稀缺资源。我们绝对不应放弃这种应当永远持有的警惕性。“现在”是唯一可以被我们直接把握的瞬间，不仅从生活的角度应当这样告诫他人，从本体论的角度这也是唯一能说出的真实。时间的存在完全维系于“现在”，而现在之所以是现在仅仅因为它是现在；时间就是我们自身，因而“现在”就是我们自身。
2000年9月23日
① 玄歌《清晰的幻觉》，“……在某些声音里面已经包含了其自身的回音。……”
② 哈维尔《论故事》，他这样描述极权主义虚无化现象，“……历史的令人激动的多样化由于一种有规律的、容易理解的‘历史法则’、‘社会集团’、‘生产关系’间的互相作用而被废弃，……这样渐渐地从历史中放逐了那些给予人类生活、时间和历史自身结构的最主要的事情：故事。……由于一个故事的神秘是人类可以讲述出来的神秘，失去故事意味着历史开始失去它的人类内容。人类生命的独一无二变成仅仅是历史法则的装饰，真实事件中的张力和激动被排除而视为偶然，因此对学者来说，它们就没有被值得注意的价值。历史变得令人厌倦。”
③《重庆森林》，王家卫导演，杜可风摄影，金城武、梁朝伟、王菲主演。
④ 哈维尔《论故事》，“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政府将时间国有化了。因此时间遭遇到与其他许多国有化实体相同的命运：它开始枯萎。”
⑤ 参见《计划经济时代的爱情》，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一个官员要穿过100间卧室，/ 才能进入妻子的、像蓄水池上升到唇边/ 那么平静的睡眠。”或者，“爱情是公积金的平均分配，是街心花园/ 耸立的喷泉，是封建时代一座荒废后宫/ 的秘密开关：保险丝断了。”见于欧阳江河诗文集《谁去谁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⑥ 参见《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见于欧阳江河诗文集《谁去谁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⑦ 参见 [法] 勒内·基拉尔《浪漫的谎言和小说的真实》，罗芃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⑧ 参见《晚间新闻》，见于欧阳江河诗文集《谁去谁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⑨ 参见 [英] 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