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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诺贝尔奖颁奖之日，便是中国舆论伤心反思之时，为什么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得不到诺贝尔奖成了一个永恒的伤疤。这也是地球村里中国人的独特心理，当对一个东西存在超乎寻常的渴盼时，或者说明这个东西确实有价值，或者说明人的心理潜藏着太多的欲望，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对于诺奖来说，其价值毋庸置疑，但还不应该到如此渴盼的程度。多年来对于诺奖望眼欲穿的热切期盼，折射出一些国人的心态，用八个字来形容就是：好高骛远，急功近利。
好高骛远的种子从幼儿园开始就落地生根了。中国孩子的理想往往是成为科学家、发明家、艺术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孩子们会选择总经理、董事长作目标，当然也有不少孩子说“长大了要拿诺贝尔奖”。
可惜的是，理想和现实有着太大的差距，在一些尖端科技领域，设计人员即使拿出精美绝伦的设计，也无法付诸实施，原因很简单，工人技术水平不够，工艺达不到标准。另一方面，多年填鸭式的应试教育和僵化的科研体制也扼杀了不少天才。因此，中国整体而言，既缺乏高端的精英科技人才，又缺乏底层的精通技术的工人，倒是普通的科研人数位居世界前列。客观地说，这样的结构对于一般的技术进步、工业生产尚可，但想拿诺贝尔奖，差得远呢。
再以经济学奖为例，记得前几年有一项谁是值得信赖的经济学家调查，排在前列的分别是郎咸平、张五常，中国大陆仅吴敬琏入选。本土经济学家得不到本国民众的信任，凭什么得到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专家的青睐？
实际情况如此，我们必须勇于面对，对诺贝尔奖的渴望显然是好高骛远。对此，我个人的建议是：忘记诺贝尔奖的存在，不去想它，埋头苦干20年，这个奖项会自然而然地到中国人手中。
遗憾地是，和埋头苦干截然相反的现象是，我们急功近利。科研界如此，民众亦如此。
在科技领域，我们的科研人员数量世界领先，专利数量世界第一。教育部副部长郝平称，中国高校按科技论文数排序，自2004年以来，科研能力一直排在世界第五位。然而，我们的专利有许多是垃圾专利，论文也存在着大量的东拼西凑或剽窃。专心搞科研的人备受挤压，投机钻营的人却可以耀武扬威。这种不利于科研的社会大环境，让有潜质的科研人员难以专心进行研究。
我曾经和法国巴黎一所大学的校长聊过，他说，他给教授们充分的自由和宽松的环境，从不提出短期的具体要求。这，恰恰是国内所缺乏的环境，我不相信每天为了开会、论文、职称和升官而疲于奔命的队伍会产生诺贝尔奖得主。
浮躁和急功近利也是当今中国社会的弊病。其实，对诺贝尔奖的追求和当年对奥运会金牌的追求一样，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在体育领域，从许海峰“零的突破”到2008年的奥运会金牌大丰收，大家的心态从亢奋变得平和，因为大多数人意识到，金牌的数量不等于国民身体素质的提升。诺贝尔奖和奥运会金牌其实是一个道理。
体育和科学的不同之处在于，科学是老老实实的东西，急不得。爱因斯坦是发现相对论、名满天下后很久才获得诺贝尔奖的，他绝不是为了得奖而搞研究。2009年，华裔科学家高锟以“光纤之父”的名头获奖时，已经患了老年痴呆症，只知道自己的太太，而不明白什么是光纤。这就是说，诺奖是对一个人过去成就的认可，多数情况下，只有本国学界、本国人民认可后，世界学界认可后，才可能登上诺贝尔奖的领奖台。多年来，中国的科学技术最高奖空白，就说明了我们的差距。诺奖是科技金字塔塔尖，要登上去，必须从最底部开始，一步一步走。
我们的近邻日本，在1871年明治维新78年后的1949年，获得了第一个诺贝尔奖，而后屡有斩获。田中耕一一直默默无闻，他和美国科学家约翰·芬恩，分别独立发明了“对生物大分子的质谱分析法”，从而分享了2002年诺贝尔化学奖。发明“对生物大分子的质谱分析法”时，他只有25岁。对于田中的个人工作和生活，日本媒体没有太多的报道，甚至连2000年获得同个奖项的白川英树也称：“不知这个田中耕一是何许人。”人们只知道，他每天8点前到岛津制作所上班，风雨无阻，坚持多年。
和日本人相比，中国人少了那份踏实、实干精神。我曾经和一个日本小孩聊天，他说他的理想是当个面包师，开个面包店，做出好吃的面包给朋友品尝。
这个在中国人看似渺小的理想让我多年来一直回味不已。其实，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诺贝尔奖”，社会应该形成这样一个氛围：在本职工作上做得出色的人理应得到认可和尊重。为民者都专心做好自己的事，为政者打造良好的科研环境，研究者投入地进行研究，行政人员做好后勤保障，如此，诺贝尔奖肯定会不请自到，老子两千多年前就说了：夫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