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里凝聚着不安的气息。
远处有打桩机在怒吼，咚——，咚——。沉实的大地在微微颤抖，我从校园里，就可以望见打桩机，它好像一个十几米高的钢铁巨人，矗立于街道对面，那是一片正在开发的土地，拆迁户搬走后，遍地瓦砾，塔吊像丛林般立了起来，白天，我从工地外走过，可以听见吊车的铃声，工头的哨子声。
简易活动板房位于工地的后面，两层的小楼，轻钢彩瓦夹心板，傍晚时分，散工的技术员，三三两两地回到他们的临时住所——活动板房，他们站在走道上，端着茶杯刷牙，洗脸，光着上身旁若无人地冲凉，走道上方挂满了凉晒的衣服，各式各样，好像万国旗。
我不喜欢那片工地，它是雄性的，好像是土壤里生长出来的钢筋混凝土怪物，它是富有侵略性，不断蚕食着周围的领地。现在，它与校园只有一街之隔。我可以望见它，它也可以望见我，它是那么庞大，而我是那么渺小。
想起小时候，我是多么喜欢这些机械，喜欢工业文明的产物，我在黄昏暗淡的光线下，翻看找来的旧书，蒸汽打桩机，内燃打桩机，机械打桩机，我一遍遍地比较它们的异同，想像着它们伟岸的身躯，我热切希望它们来到我的家乡。
可现在，我一点都不喜欢它们，它们太有力量，一锤落下去，把水泥桩砸下近两米，每天要打下百十根桩，这些长长的水泥桩穿透厚厚的泥土层，直抵地下坚硬的岩石层，未来几十层高的楼房，其实就是被这些深埋于地下的水泥桩所支撑起来的。而我们看到那坚实的土地，我们以为能够负重承载的土地，那种踏实和放心，其实都是某种眼见为实的假象。
一街之隔的校园，或许还是安静的，这是一所老学校了，有几十年的历史，人们习惯认为有历史的事物是厚重的。可现在，这历史仿佛也不够牢靠，上学期有传言说，学校将被卖掉，搬迁到二十里外的小顾集，那里人烟稀少，广阔的田野里，只有一座孤零零的殡仪馆，说的人多了，我也有些将信将疑，我甚至做了这样的心理准备——每天早起半小时，早出发二十分钟，多骑行四十里的路程。尽管我有心理上的准备，可我还是不习惯即将到来的的现实：一所学校与停尸房紧紧地靠在一起，东边有国旗旗杆，西边则是火化炉高高的烟囱。
传言毕竟是传言，校园目前还是安全的，陈旧的老样子，在正午的阳光下昏昏欲睡。现在是暑期，学生放了假，校园里空空荡荡，光秃秃的旗杆，地砖的缝隙里长出了青草，楼后那一口锈蚀的破钟，悬挂于木架上，几乎要被野藤缠绕了。它是学校“老”的象征，十几年前，有人每天准时准点把它敲响，钟声回荡于整个校园的上空，每个学生都能听到，而现在，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学校的面积并没有扩大，但招生的人数年年增加，数字增长的背后包含着对经济利益的贪婪追求，学校不再是宁静的地方，也不再是研究学问的场所，而是一个金钱与利益的交易所，家长、学生与教师，形成了难以言说的关系，既互相尊重又互相鄙视。
我不喜欢现在的学校，下课时，校园里的学生多如过江之鲫，教师们有开不完的会，领导有说不完的话，整个学校弥漫着焦灼的感觉，每一个人都坐立不安，害怕被优化掉，组合掉，或者连同学校一起被卖掉，这并非杞人忧天，已经有三个老板坐着豪华轿车来考察过他们的潜在猎物。
正因为如此，我喜欢放假的学校，有足够的安静，让那些乌鸦似的嘈鸹飞到九霄云外，有大段近乎空白的时间，我可以从容地过日子，买菜、做饭、拖地、洗衣服、看一两本闲书。我是数着日子过暑期的，日历翻过，就那么轻飘飘的，一天就过去了，夜晚来临，黎明来临，……，日子过得飞快，七月流火刚过，我就觉得暑期快完了。剩下的八月，准确地说，不是一个月，有太多的乱七八糟，军训、开会、还有插班生的考试——为了一些钱而做做样子。我越是害怕就越是憎恨现代人的生活，像笼子里的猴子，篓子里的龙虾，被人拿捏着，困厄着，身不由己。
我的担心是毫无用处的，该来的总归要来，挡也挡不住，躲也躲不掉，前两天，我接到领导的电话。那些大大小小的领导，总有打不完的电话，下不完的指示，领导要求把六间办公室改为教室，而与此相对应，把六间教室改为办公室，我对这样愚蠢的决定，尽管有一万个不满，却也无可奈何。他们已经开过会，做过决议，写成了白纸黑字，剩下的工作是我的，我来联系做工程的人，顶着炎热，打钻、布线、安装所有的设备——电话、电视、电脑、投影机、电动银幕。
我联系的人叫做胡师傅，我并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只晓得他是得才的小舅子，他听得才的吩咐，为得才做事。得才在城北的电脑一条街上开着很大的门市，经销惠普、戴尔、联想等品牌电脑，这些都还是次要的，得才的大宗生意是为机关和事业单位做工程，网络工程，多媒体工程。平日里，得才的雇着三四个伙计，那些伙计像走马灯似地换，唯一不换的是胡师傅。
我很难描述胡师傅这个中年人，他的经历多得让我羡慕——从小在东北的牡丹江生活，八十年代跟随父母回到苏北老家，在白酒厂做过工人，跑过供销，后来……，后来的处境就是我的另一种感受了——让我同情，酒厂倒闭了，他下岗了，投身于姐夫门下，做打杂的活，虽然还是一家人，但得才是雇主，他是员工，唯一比其他伙计优惠的是，他的姐姐能帮他说上几句好话，年底多少能分两个钱，但他也比其他伙计更受累，别人常常偷懒，他却从来不会躲差使。
胡师傅是个秃瓢，个子不高，皮肤白皙，有付宽而厚实的肩膀，我与他接触过多次，他的话很少，几乎是个少言寡语的人，我猜想也许是性格使然，也许是环境改变了他，在白酒厂春风得意的那年月，他话一定不会少。“拖酒得凭条子排队，汽车出厂门，哪怕是往城北绕一圈，也得给钱”，他这样向我描述当时的兴旺景象，“其实，本来不该完的，都是他*的贪”他的后一句语气弱了许多，但我依然能听出年轻时脾气。
他的沉静的性格，或许更多的是出于工作需要，焊接视频线，那些细如发丝、多如牛毛的导线，需要的就是耐心和专心。我曾经干过这样的活，那是在上学期，期中考试后，一个教室的讲台下，被老师拉断了四五根缆线，其中就有视频线和控制线，我自信有电器的基础，做这样的事情，乃是小菜一碟，可当我趴在地面上，手插到支起的讲台下，用烙铁去焊那些铜丝时，我就知道自己惹上了麻烦，导线抽头全压在铁皮槽板下，又短又滑。
麻烦，最后是被胡师傅结果掉的，他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了，学生都放学回家了，我向后勤要了电，若大的教学楼上灯火通明，实际上只有我们两个人，他趴在地上一丝不苟地焊接着。我反复向他表示歉意，那么晚了，还麻烦你来。他说，没关系，正好与孩子一道回家。就是在那一个晚上，我才听他说，他的家在运河以南，约莫有十里路程，回家必须过老桥，老桥下的一段路黑漆漆的，路上常有痞子游荡，靠近农场的水杉林，又有飞贼出没。所以，每天晚上，他都要等女儿下晚自修后，一道回家。我问他，女儿在哪所学校读书？他平静地说，就在你们学校。
正午的阳光下，我提了两串钥匙，找到办公室挨个透，把六间办公室的门全部打开，然后，我从手提袋中拿出一本《中等数学教程》，慢慢地看，我习惯了在等待时间看书，等待是最难熬的，而看书可以减少这种不愉快。我刚看了两页，就远远地望见胡师傅的摩托车，他背了一大捆线材。他进办公室后，我看到他的衬衫脊背处汗湿了一大片，他抱歉地说，让你久等了。他的身后跟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他憨厚地笑笑，说，孩子中考没考上，准备让她读连港市的卫校，好有个出路。
胡师傅接过我的工具，便开始忙碌，他搬了张椅子，放到办公桌上，然后站到高高的椅子上，举着冲击钻在天花板上打孔，他的女儿，那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用双手扶着椅子。办公室里回响着电钻的轰鸣，水泥碎屑和灰尘纷纷洋洋地撒落，胡师傅对女孩叫道，别扶了，倒不了的，把膨胀螺栓拿来。我放下手中的书，塞进手提袋，走到墙角，弯腰拿起了那几颗闪闪发亮的金属螺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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