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想写一篇关于红拳的稿子，迟迟没有动笔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自己虽是土生土长的陕西人，而且小时候跟乡下的老师学的是陕西红拳，记得有小红拳、大红拳。梅花拳、南阳棍等，但后来多年离开了红拳，有些生疏，生怕说些外行的话，贻人笑柄；二是觉得红拳是一个古老的拳种，如陕西的人不张扬一般，因而多年来蒙在深闺，湮没于关中的黄土文化之中，而实质上，红拳的文化底蕴是深厚的，长安悠久的历史文化又反过来哺乳了红拳这一陕西独有的拳种，使之更显精深。那么作为今天的我，恐怕难以把握这种文化的命脉，使自己的认识游离于这种文化的精神内核之外，那样就事与愿违了。到了最后还是准备写了，因为觉得人虽然在上海，但对于红拳还是有一种天然的情怀在心里，难以割舍，也有一种历史的责任感，展示一个文化的红拳和红拳里蕴涵的文化是一个陕西武术人责无旁贷的。以我对红拳浅显的认识和幼年朦胧的体验，谈几点看法。
红拳的来历目前有几种说法：有人认为它起源于明清时期的秘密结社；有人认为它起源于少林拳；有人认为它发动更早，从秦朝武士的“击皮为鼓”得到启发，而有了今天红拳套路中的“放炮”之说。无论起源于何时，红拳在明清之际得到发展似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明王诉《续文献通考》所载之“西家拳”与红拳应该是相吻合的。戚继光的拳经三十二式也多有记载红拳的动作，如“雀地龙”“懒扎衣”（即红拳之“裙拦”）。《清碑类钞·技勇类》亦载有“大小红拳”。对这些史料的钩沉和筛选，我们期待更为深人的研究，但可以肯定，红拳是长安文化的产物。因为西安是历史上的十三朝古都，历来帝王将相都把西安视为建邦安国的风水宝地，才有了今天西安诸多的历史遗迹。因为历史上的西安曾多次被确立为首都，因而成为文人墨客的聚集地，也是天下武林英豪的荟萃之处，成为天下各武术流派精英人物展示、交流武艺的一个绝好去处。红拳作为一个拳种，包涵了极为丰富的内容，从功法训练到套路的风格劲力，还有许多简洁实用的排子手，都是红拳在历史上不断与外来流派交流丰富的结果。至今流传在陕西的传奇人物“陕西三三” 的故事是一段值得称颂的武林佳话，有“鹞子高三、饿虎苏三、黑虎邢三”，三位高手在一起相互砥砺、交流，吸收南北各家拳法的长处，整合了陕西红拳，使今天的红拳有了磅礴的体系和鲜明的技术特征。尽管这三位武林先贤的事迹存遗不多，但他们留下的传奇掌故和他们的名字无不令历代拳师肃然起敬。
红拳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式架工整，多直来直往，这一点和陕西人的性格是吻合的。陕西号称“八百里秦川一马平川”，在农业经济时代是难得的沃土良田，也造成了陕西人固守家园、不愿舍离故土的性格。地域的方阔，使得陕西人的思维严谨务实、四平八稳、不事华虚。反映在红拳的文化内涵里，也就有了注重拳架工整、劲力饱满的要求，还有“打人如灯草”般的胆识、豪情与气慨。在我的记忆里，大凡接触过的红拳名家，常常有一句口头禅：“手上的串子，脚上的绊子。”说明了红拳丰富的实战技法，通过“撑斩勾挂，缠拦沾挎”发挥得淋漓尽致。还有红拳的典型招式“接抹捅斩”，是鲜明的直来直往，猛攻硬上，讲求如“斧头破硬柴”一般排山倒海的气势。要形成工整的拳架，红拳有一套完整严密的体系，人门的“十大盘功” 对训练腰腿的柔韧性有很好的作用，而且注重暗劲，强调气息的运行。再到基本套路练习，红拳十分强调“架子”，以“撑补为母” 概括了整个技术规范。但我所理解的“撑”应该是一种劲力，身体内蕴涵了“撑劲”，才会显得气宇轩昂，拳架饱满，遒劲有力。这一要求与王芗斋先生在意拳中讲的“八面张力” 和太极拳的“一身备五弓”是不谋而合的，因为它是整个中国武术流派劲力的根源。
谈到劲力和技击的思想，这是中国武术流派中最富有文化品味的内涵，也是我们喜欢、神往传统武术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于红拳的劲力，是通过“侧肩换膀、拧腰摆胯”来体现的，这点与其他拳派的劲力可以做一个比较，耐人寻味。例如劈挂拳是通过“含胸拔背、拧腰切胯” 来体现出吞吐开合、猛劈硬挂、搅靠劈重的劲道的。在步法上，红拳强调“迈跤”，即在交手时走偏门，寻找时机发招，与明代唐顺之讲的“你行当面我行傍，你行傍来我直走，倘君恶狠奔当胸，风雷绞炮劈挂手”有契合之处，虽然唐公讲的是劈挂拳的技击之道，但和
红拳的许多手法也是十分吻合的。例如，在猛攻硬打上，红拳运用“接抹捅斩”势如破竹；而在巧取智夺的走旁门上，红拳则运用“六合手”“叶子手”等，体现刁钻鬼拿、上惊下取。形意拳则是通过“三体式”而变化出五拳，八卦是在“单换掌”和“双换掌”之间出招，劈挂拳是通过“大跨步”和“串林”来打出“戳指掌”或者“开门炮”等招式。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出，红拳是一个颇有古意的拳种，在劲力和技击上，它和一些较为古典的拳种相比有统一的一面，但又受陕西文化的影响而自成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