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今墨小传】施今墨(188l～1969)，浙江萧山人，原名毓黔，字奖生。十三岁从其舅父李可亭先生学医。成年追随黄兴先生，参与辛亥革命。民国初专业医，素主中西医结合，取长补短，毕生致力于中医之革新．解放后曾受毛主席接见，参加过最高国务会议并任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儿童医院、首都医院、北京医院顾问。
先生十三岁即从其舅父河南安阳名医李可亭先生学医，后来进入京师法政学堂，接受革命理论。先生见到清廷之腐败无能，认识到欲使我中华民族繁荣昌盛，非青年有志之士奋力革命不可，于是追随黄兴先生奔走革命。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在南京成立了国民革命临时政府，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黄兴先生协助之。但多数官员仍似昔日之争权夺利，不顾人民疾苦。先生深感夙志未酬，慨然叹曰：不为良相，便为良医。遂脱离宦海，专以医为业。
先生一生志抱革新，业医亦趋革新。先生认为西医有许多科学仪器辅助诊断，辨病明确，但治疗方法不如中医之多。故于五十多年前即采用西医诊断手段，中医辨证治疗，疗效显著，声名大噪。许多疑难病患者，经先生精心治疗，多获显效。先生尝谓：治疑难大症，必须集中优势兵力，一鼓作气，始能奏效。因循应付，非医德也。
先生善用《金匮》、《伤寒》之经方。每每合剂使用，加之先生所创对药(药物配伍)，难免方剂稍大，药味众多，常被当时医生所讥。其实，先生用药组方，极有法度，绝非堆砌药物，胸中无数。先生尝曰：临证如临阵，用药如用兵。必须明辨症侯，详慎组方，灵活用药。不知医理，即难辨证，辨证不明，无从立法，遂致堆砌药物，杂乱无章。
有时先生亦常用单味药或单方出奇制胜。如治内蒙古某妇患热痹，关节红肿疼痛，发高热，日夜号叫。当时众医均以风、寒、湿痹治之，而先生诊之曰：此热痹也。处方一味紫雪丹3克顿服，日二次。服后痛减，即不号叫，但药力过后，疼痛再发，热亦未退，先生加量紫雪，每次6克，日二次。旋即高热渐退，疼痛大减，已能安卧。但某医认为紫雪不宜多服，病家遂即停用。然药停后，热再发，痛又大作。患者家属再次求诊于先生，先生曰；药力不够耳。遂嘱用紫雪丹6克顿服，日三次。前后共用紫雪丹60克，病遂痊愈。可见先生并非仅善用大方，而亦善用单方、小方，关键在于辨证准确，又善用药，故效如桴鼓。
先生治病，重视审证求因。如某青年患腰椎增生，腰痛如折，行动困难，屡经中西医治疗未效。后求诊于先生，经四诊观察，断为肾虚所致。嘱其每日服枸杞子30克，一个月后，腰痛大减，行动自如。嘱其再服一个月，巩固疗效。此人今已五十余岁，腰痛迄未再发，每每言及，盛赞先生之高明。
又治民国初年某议员上呕血，下便血，病情险恶，当时群医束手，后延先生诊治。先生观前医诸方均以止血为主，并无少效。先生沉思者再；中医理论，上病取其下，下病取其上。呕血宜降，便血宜升，而今上下俱病，升降均不相宜，当如何处置?先生认为，上下俱病当取其中，补中之药以吉林野山参为最佳。嘱其家人，急购老山参60克，微火嫩煮，频频饮服，不拘次数。经一昼夜，呕血便血均止，人亦清醒，患者伏枕频频致谢。可见先生辨证精确，独具巧思，谙熟药性，用当通神。
先生医德极好，虽名扬海内外，但接人待事，谦恭诚恳，从不诽贬同道。专视他人之长，常忖个人之短。如对某病自己经验较少，即推荐病人至有专长的医生处诊治；甚至对学生的治疗经验，也常常接受使用。
先生虚怀若谷。如在解放前曾于重庆乘滑杆，见轿工口含一物，爬山越岭，并不气促，询之，知为蚧蚧尾。后用于治肾虚之喘，屡屡奏效。
先生在学术上有其独到的见解，毕生致力于临床实践，认为祖国医学理论必须与临床实践相结合，没有临床实践只是空谈理论并非良医。对古人之论述，必须付诸实践才能深有体会。从实践中又敢于突破旧框框，方能推陈出新。诸如《内经》、《伤寒》、《金匮》、《本草》、《温病》以及历代名家著述，虽称圭臬，亦须从临床实践中深入体会。先生尝谓：绝不能拼凑症状以命证，亦不可拘执成方以治病。
先生认为气血为人身体物质基础，实属重要。因此提出：阴阳应为总纲，表、里、虚、实、寒、热，气、血为辨证八纲。这是先生对于中医基础理论八纲辨证的新发展。
又如治外感发热性病，先生认为：凡内有蕴热，方易招致外邪：若无内在因素，仅有外因则多不能伤人。表证不可只知发汗，切应注意清里。既应解表亦应清理，在解与清二字上仔细推敲，故创立七解三清(即解表药与清里药之比例为七比三，下同)、三解七清、五解五清等法，用之得当，效如桴鼓。先生擅长治脾胃病，曾拟治脾胃病十法，即温、清、补、消、通、泻、涩、降，和、生。其意为：寒宜温，热宜清，虚宜补，实宜消，痛宜通，腑实宜泻，肠滑宜涩，呕逆宜降，嘈杂宜和，津枯宜生(具体用法详见《施今墨临床经验集》，人民卫生出版社)。
先生一生革新不息。如认为中药汤剂服用不便，并且浪费甚多，曾设置制药厂，提炼药物，用量小，服用方便。虽因用人不当，半途而废，但革新精神，可见一斑。又如三十年代尚无中医医院之设，先生创立中医医院，使用西医诊断仪器，采用中医辨证治疗。当时规模虽小，但此创新精神，实为可佩。
先生在办学方面亦主革新，不存中西医门户之见。大力提倡中西医学互相取长补短。一九三二年创办华北国医学院，课程设置以中医为主，兼设西医基础课程，如解剖，生理等。到解放前为止，培养出五百多名中医，现多已成为骨干力量。先生此举，可谓创中西医结合之先河。
先生为中医事业，鞠躬尽瘁。国民党统治时期，曾有废止中医之举。先生奔走南北，联合同道，在南京组织请愿，在报纸上大声疾呼，引起人民之响应，迫使国民政府撤销废止中医一案。
解放后，先生亦多次上书，维护中医事业，虽屡遭某些人责难，甚至讥笑诽谤，而先生坚持拥护党的政策，从事中西医结合事业，不遗余力。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二日在京逝世。临终嘱其儿女、门婿等，必须将医案整理出书。他说：余虽身死，但我的医术留给后人，仍为人民服务。并嘱将遗体解剖，为医学研究做出最终贡献。
一九八一年四月十六日为先生诞生百年纪念日，其子女，门婿及学生们在京举行纪念会，交流施氏学术经验，并将先生解放后所诊之有效病例，积累成册，定名《施今墨临床经验集》，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以资纪念。
从施今墨老师获得的学识和教诲
朱师墨·
施今墨老师医学渊博，经验丰富，融通中西，推陈出新，兼以热心挹菁拔萃，提携后学，为祖国医学的继承和发扬，做出了重要贡献。师墨虽蒙殷切诱导，侍诊学习有年，但由于天分有限，努力有亏，自稽所获，只是粗识途径，不敢说已登堂入室，妄称师传门人。
我跟施老师侍诊学习之始，施师即及时指出：经典著作是祖国医学之基本，是必修的功课。中医内科则概括妇、幼等诸病证治。故历来医家，其凡精于内科者无不兼工妇、幼等科。张仲景为内科证治专家之鼻祖，在《金匮要略》中则有妇人诸病脉证并治之作。孙思邈著录《千金要方》达六十卷之多，后来更著《千金翼方》以增充之，其内容对妇、幼等各科方治俱备，而尤备妇科。秦越人过秦为小儿医，过洛阳为耳目痹医，过赵则为带下医，可见中医内科概括之广，且为诸科之主。施老师认为；其有好逸恶劳者，怕下苦工，舍本求末。例如学习妇科，若只固守傅青主书不放，只习用生化、四物等数方不变，以统治妇人诸病，此乃借傅青主妇科之盛名，以自高身价而以专家自炫，欺世盗名，不足为训，非吾之徒也。
如上足见施老师对门人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他对治学态度的教诲是：必须锲而不舍，志坚金石；纵览群籍，精究专业；博采众长，不偏不倚。对于脉证并治严格要求切重实际，遵循真理，正确辨证，对证施冶，深中肯綮，突出重点，整体考虑，全面衡量。他对德才并重，主张必须广结师友，德才自尚，互相砥砺，真诚相见。(师墨附识；昔贤有言，多师为良师，良朋同师保。抗日战争期间，武汉沦陷，师墨迁沪开业，对《伤寒论》等经典著作有不够了解之处，常去请教陆渊雷先生，先生虽以友道客礼相待，而师墨则尊之若师。师墨对孟河费氏学术，深为服膺。其传人丁氏之《丁甘仁医案》，粗看似亦一般，深入细读，乃觉不同凡响。于是每日凌晨，即展卷究读，不敢或懈，视同良师传技，收到侍诊见习之效。故尝自订铭辞；亲炙施今墨，私淑丁甘仁。
施老师还经常告诫门人：戒主观，戒机械，戒玄幻，戒泛滥，戒故步自封，戒空论侈说。所以，施老师既反对厚古薄今，亦排斥非理性的标新立异。他又经常郑重地指出；病是活的，多数是复杂而多变的，而且机枢相通，顺逆相从，关系相应，矛盾相对，其间错综曲折，潜晦隐微，古今中外之上工高手，亦时苦未能尽窥其奥。所以在诊治上，千万要全面精察，苦心探索；灵活运用，谨密掌握，选药准方，选方准病，不可执一药以论方，不可执一方以论病，不可徇一家之好而有失，不可肆一派之专而致误。其有厌学图便者，只是习用极少数成方、单方以统治万病，非吾之徒也。
记得有一次，有一位施老师的好友之子，要从施老师学习中医。施老师命师墨随便在书架上抽取一本书，那是《内经知要》。施老师叫他把书首薛生白的序言，念读一下。因为那本书是木版的，没有句读符号，他念不下来。施老师宛转地对他说：你把中文再学上一个时期，再来跟我学中医，那就好了!从这里也可看到施老师对门生的要求是既严格而又全面的。这也说明：中医有必要学好中文，才有深入钻研祖国医学的工具，这同西医有必要学好外语，才能广泛吸收国际的先进医学是一样的。
回忆初从施老师学医时，对施老师治疗妇科崩漏病常用赤石脂，禹余粮、煅龙骨，乌贼骨、棕搁炭，陈阿胶等不理解，请教他根据是什么。施师因我是初学，医学知识还幼稚，所以只用简单的物理比喻作解说：假如屋内墙壁坏了漏水，泥工补漏，须用泥土，稠胶和麻缕等掺合一起，才能补牢。对功能性子宫出血症，如其症候宜用涩法，要达到补漏止血的效果，就必须采用质粘而性涩的矿土赤石脂、禹余粮，质稠而善补的阿胶和纤维韧密而性能敛涩的棕榈等，综合施用，始能奏效。《伤寒论》第92方赤石脂、禹余粮汤主治下焦滑脱性下利，亦是取其填涩作用而已。
对天癸的解说，施老师曾经指出：天癸是男女共有的，似乎是指相当于现代医学所谓主导生殖的性激素类内分泌。但有人常把月经称为天癸。《中国医药大辞典》亦竟有今人则专指天癸为月经徇俗从讹的按语，可发一笑!
关于八纲名称问题，师墨认为八纲名称欠妥，应改为一纲六目才对。阴阳为天地万物之纲纪；表、里、寒，热、虚、实，俱为阴阳总纲下之项目，岂容纲目混淆，等量齐观。施老师亦认为：八纲之称不当，应改为一纲八目，六目之上应再加气、血二日，始更正确而包涵周到。
至于中西医结合问题，施老师约早在六十年前就已提出中西医应互相学习，使其融会贯通。西医应该学习中医，中医也应学习西医，知已知彼，取长补短。
师墨自出师门凡五十年，对上述教诲，终生牢守，奉为圭臬。故自执业以来，虽乏殊功，亦罕重衍，尚能未辱师门，问心较安，且虽仅咫尺之长，纤屑之就，而幸有薄获，亦岂能少忘师门培育之厚惠!
最后，特附陈纪念施师百岁诞辰《悼师》长律一章如下；
一旦愕音至，百年生谊终!悲伤深且切，
感仰永而隆!生谊非无限，遗徽却不穷。
声名南北重，方技古今雄。诱掖成人美，
勤劳济世功。中西能结合，新旧自交融。
实践证真理，推陈启迷蒙。倡新一贯志，
临殁尚萦衷!先哲典型在，后贤传统同。
际兹崇四化，更恸失斯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