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长篇散文]九一年叔叔大病
1991年，我10岁。春节刚过，年味儿似乎还很浓地弥漫在周围。
虽然已经到了春天，可春寒料峭，风像没开刃的刀子，打在脸上有疼痛的感觉。我们的小学校还没有开学。农村里的教育比城里慢半拍，城里现在已经坐在温暖的教室里了，而我们却还在到处游荡。
我刚刚和二毛打完架，因为他骂我兔崽子，我说句脏话，他就恼了，和我摔跟头。他摔不过我，被我推倒在地上，啃了一嘴泥，哭着回家告状了。
我得意洋洋地回家。一进大门就感觉气氛不对，我看见爹黑着脸，娘抱着小弟唉声叹气。我怕我爹。悄悄地进了里屋，看躺在床上的小妹妹。
小妹妹是前几天才从小姨家抱回来的。我不知道爹为什么要收养这个才出生一个月的小女孩，弟弟才二岁，已经够他们闹心的了。现在又来了个小妹妹，那还不把他们愁死。
她刚醒，瞪着小眼睛看屋顶。我走过去，摸摸她的脸，
她就朝我笑。我捏了一下她的脸蛋，她就大声哭起来。爹朝我吼，说你惹她干什么？娘过来哄小妹，对我说，去你爷爷家吧，你叔病了。
我叠了个煎饼，卷几块爹年三十炸的土豆丸子。爹一直蹲在屋门口，啪嗒啪嗒吸他的旱烟袋。我以为他会朝我吼，每当我卷煎饼出去，他都会呵斥我，说我是猪肚子，那么能吃。小时候他从不训我，自从有了小弟和小妹，他对我的态度就恶劣了。
叔和爷爷两个人住在一间老屋，叔叔快四十岁了，还没有找到女人，我听爹说他年轻的时候谈了一个，差点就成了，后来人家家里人嫌他个子小，吹了。那以后，叔叔就再也没找过女人。
村里有几个好事的老人到是替他张罗了几个，每次都是在爷爷家吃一顿饭就没了音信，后来连爷爷也没了兴致。两个人在一起时常还折腾点事，爷爷是个急性子，最看不得叔叔慢腾腾做事的样子，爷俩斗嘴是常事。
爷爷就坐在门口。我一直对他屁股底下的那个小马扎耿耿于怀，每当看到爷爷夹着它到村东去晒太阳，我就羡慕的不得了。可我不敢跟他要。估计要了也不会给我。
爷爷看见我，从裤袋里捏出一把熟花生，放到我手里，说吃吧，熟的。我接过来。问他：叔叔呢？
他出去了。
他不是病了吗？
没大病，腰疼。
几个小伙伴在玩钢蛋，叫我。我看有二毛，就没去。
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对爹说，爷爷说叔叔没有生病。爹说你爷爷不知道，他怎么会知道，糊涂了。
我说叔叔得的什么病，娘说是大病，你别闹了，小孩子问也没有用，吃饭吧。娘给我夹了一个土豆片。我心想什么大病，大病还能出去溜达？
但叔叔真的病了。
他的背上长了一个肉瘤，就在脊柱旁边，压迫着一根神经。肉瘤开始的时候不大，也没有引起叔叔的注意，直到那根神经的发作才去了诊所。村里小诊所的王眼镜说可能是肿瘤，也可能是癌。
他的话一下子让叔叔失去了希望。
爹不相信那个红
褐色的肉瘤会是癌，他说我们家从来没有人得过这种病，不能是癌。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哭了，在我和娘面前，两只大手捂着脸呜呜哭起来。
这已经是阳春四月了，天气暖融融的。院子里我栽的月季开的正艳，满院子的香气。
从这时起，叔就倒在了床上。他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致。
我是很害怕他的。原因是他整天地本着脸，从来不笑。他还喜欢扭小孩子的耳朵和鸡鸡，几乎所有的小孩见了他都会抱头鼠窜。要不是爷爷，我很少到老屋。
但自从知道他得了病以后，我却有意无意地去了几次，每次都在他床头站一会儿，也不说话。他有时候装作睡着的样子，有时候抬起头看看我，眼睛潮湿地问我怎么不出去和小伙伴去玩？
我只好出去，我从小就听他的话，现在他病了，更是要听。
爷爷这些日子似乎忙碌得很，做各种好吃的菜，还要爹到镇上买羊肉，说要给叔叔包羊肉饺子。
每一次爹都是含着泪走进爷爷的老屋，含着泪默
默地按照爷爷的吩咐做一些事。我知道爹心里苦，他没有办法，眼睁睁看着叔受着病痛的折磨。
叔生病的消息在村子里传遍开来。本家的一个在城里工作的大伯知道了，匆匆赶来，他看了看叔的肉瘤，问爹怎么不早去城里治疗，爹说村里的王眼镜说是癌，治也治不好。
大伯就没说话。开着车回到城里，接来一个中年大夫。大伯是区生资公司的经理，有一些医院的朋友。
中年大夫看了看叔的肿瘤，用一个针头扎了扎，愣了半天，对大伯说不是癌，是普通的肿瘤，不过长的不是地方，离脊柱太近，神经太多，做手术不敢说有把握。
大伯点点头，说有一线希望就得看。他把爹叫到门外，问：家里一共有多少钱？爹说不多，几百块。大伯说都带上吧。
大伯对中年大夫说那现在就去手术吧。
爹和几个亲戚抱着一线希望把叔叔抬上了车。去了城里。
叔叔做手术的情形我没有亲见，只听爹说手术很艰难，主刀的医生急得头上直冒汗，手术做完以后，医生松了一口气，拍着爹的肩膀对他说，真是万幸，那个肿瘤离神经太近了。爹感激地直点头。连夜赶回家来，和娘商量着把圈里的那头大白猪卖了，给叔叔做治疗费。
医生说手术虽然成功了，但还要在医院住上一段时间。住院费太贵，爹先前带的几百块钱根本没有用，大伯说可以先用他的钱，可爹不愿意再去麻烦他，他能给叔叔介绍一个好医生，爹已经很感激了。
卖猪的钱并没有撑多少时间。
十天以后，爹的口袋又瘪了。大伯知道家里的难处，便和医生商量，让叔叔住到他的公司里。那里有一间闲房，环境还不错，离医院也不远，换药很方便。医生同意了。
第二天，叔叔便住到了公司里。
这已经是五月底了，天气变得热起来。住在公司一直到我放暑假这一段时间，爹一个人照顾住在公司的叔叔。
为了不耽误家里的活儿，他骑着自行车头天晚上从城里往家赶，第二天早上再赶回医院。那些日子，爹明显瘦了许多。
五月的乡村，正是农村忙碌的时节。娘要照看小弟和小妹，地里的活儿想做也做不了多少。
我每天去镇上中心小学上课，每个周末路过镇小卖部都要给小妹捎上一袋奶粉，娘没有奶水，只好让她喝这个。
为了叔叔的病，家里连买一袋奶粉的钱也吃力了。每次娘都是咬着牙往我手里塞上五块钱，说买些廉价的吧，委屈你小妹了。
爹看在眼里，也是唉声叹气，没有什么办法。
我提出来到城里照顾叔叔。爹眼睛一亮，说可以倒是可以，你叔那里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事情。就是给他打打饭，伺候 起床，你干得了。可是你还要上学。我说可以给学校请假。娘在一旁给小妹喂奶，插话说，不行，等放假吧。
我只好盼望着学校快点放假。
收割小麦的时候，我去了城里，爹回家割麦，天气热起来，公司里的梧桐树上趴满了知了，日夜叫个不停。
公司很大，从大门口进了以后，大约走了十几分钟才到了叔叔的病房。公司里到处都是人，女人们穿着整齐、漂亮的衣服，和村里的姑娘简直就是两个星球的人。
公司里满墙满墙的爬墙虎，像是涂了一层绿色的油漆，青翠欲滴的样子。一间间小格子似的房间，塞满了花花绿绿的男女。
叔叔的病房就在大伯办公室旁边，里面并排放着两张床，叔叔正在打着吊针，我进去的时候，那个中年大夫正在给他换药，大伯背着手站在旁边，和大夫说笑着什么。我怯生生地靠过去，叫了一声大伯，他呵呵笑着，说来了。我嗯了一声，就把脸转向叔叔。
叔叔看了我一眼，笑了一下。可能是生病躺在床上的缘故，他似乎变得白净虚胖起来。中年大夫让他翻过身去，一个核桃大的凹下去的伤口呈现在我的面前。
大夫说开始长肉了，只要不感染，再过一个月就可以回家了。
大伯仍旧呵呵笑着。
换完药，大伯把大夫送出去。房间里只剩下我和叔叔两个人，我才开始打量起房间。叔说放假了？我说放假了。他说，家里开始忙了吗？我说该收麦子了。他就不说话。
一会儿，大伯从另一间房子走进来，我这才发现他的办公室和病房是连在一起的，中间有个小门。他问我同样的话，我只好重复一遍。他说，中午到家里吃饭。就出去了。
我和叔叔没有话说，就看带来的书本。不知不觉到了吃饭的时间，叔却睡着了。我犹豫着怎么去打饭，听见窗外有人喊我的名字。是大伯家的三姐，在叫我去家里吃饭。
我看着熟睡的叔，跑出去，叫了声三姐。她笑了一下，三姐笑起来很好看。她比我大五六岁，大伯没搬到城里来时，她还带我玩过游戏呢。
走出去好远，她突然问我，怎么没拿饭缸？我愣了一下，什么饭缸？她笑笑，说给你叔叔盛饭的饭缸？我恍然大悟，赶紧往回跑。
大伯一家五口人，坐了满满一桌子，添我一双筷子似乎变得特别拥挤起来。我生性腼腆，不习惯人多的场合，很拘束地吃着他们给我夹的各种或油腻或清淡的菜，却什么味道也吃不出来。
第一次在大伯家吃饭，我只混了个半饱。
三姐问我吃饱了没？我挺挺肚子说饱了，很饱。
吃完饭，把叔叔那份带上就走了。从大伯家到公司要穿过一条马路，每次过马路的时候，我都提心吊胆，马路上的车太多了，呼啸着跑来跑去。现在我还会想起拎着饭缸停留马路的样子，那是一种很孤独的无助。
这个夏天因为叔叔变得特别枯燥起来。如果在家里，我这时候肯定在和伙伴们在小河里游泳，或者在村东小树林底下打牌。公司里没有小伙伴陪我玩，每天除了给叔叔打饭以外，几乎没有任何事情可做。
带来的几本书也看完了，大部分的时间我躺在床上，或者睡觉或者透过窗户看外面的树和人。
天气太热了，屋里的吊扇呼呼地扇着，那风却很烫。这样的天气很容易犯困，我干脆就睡觉。
中午睡到四点钟，却怎么也睡不着了。想跑出去溜达，公司里人太多，我有些怕他们，不敢出去。
有一次终于鼓起勇气，一个人偷偷溜出去，顺着公司门口的大道往前走，用不了多久，就看见一家影院。
以前听爹说过公司旁边有一家很大的影院，也是我们一个本家在那里当经理，想必就是这一家了。
电影院门口贴满了五颜六色的海报，一张张美女和野兽的图案夸张地竖立在那里。一场电影刚刚结束，人流从影院门口一下子涌了出来。
我远远地看着，愣了一会儿，继续往前走。
一个个小摊摆满了路旁，已经是下午五点钟了。各种各样的小吃散发着诱人的香味，我咽了口吐沫。口袋里有两个一角的硬币，我知道它们什么也做不成。
又往前走了一会儿， 天色渐渐暗下来，我心里发慌，开始往回走。经过电影院的时候，听见里面有人广播，电影又要开始了。我心里一动，想起小时候在镇上偷着看电影的事情。
大约三年前，爹带着我去赶镇上的庙会。快回来时，我碰到二毛。两个人商量到影院看电影。爹叮嘱我们几句就一个人回去了。
他留给我一元钱，我没舍得花，和二毛混进了影院，看了一场《少林寺》，可真过瘾。为了这场免费电影，我得意好长一段时间。
看着许多人走进影院，再看看那些花花绿绿的海报，我突然想：也许可以混进去？反正自己的本家在电影院当经理，抓住了也不怕。
这样想着，就尾随一共中年男子往影院走，检票的是两个身强力壮的小青年，走到他们面前的时候，我心里发慌。
一个声音说，你的票呢？
我一下子愣在了那里，下意识地指了指前面的中年男人。没想到他说了句：我就一张票，不认识你。他说的倒是实话，我却惨了，满面通红地往外溜。
我听见其中的一个小青年说，谁家的孩子，乡下人吧？我的心里很不好受，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几乎是跑着回到了公司。
回到公司，叔叔看到我一脸沮丧，问我去哪里了，回来这么晚？我说出去溜达了一会儿。他就没有说什么，叮嘱我去大伯家打饭。三姐已经不来叫我了，让我每天下午六点半准时去。
来到公司已经三四天了，我还没有习惯大伯家的环境，除了三姐，几乎不和其他人说话。他们好像也各自有各自的事情，不大搭理我。
夏天天黑的晚，六点多天还大亮着。大伯家来了客人，叔叔的那份菜没有做完，我就坐在大伯门口的台阶上等。大伯家正对着那条公路，我一个人呆呆地看车来车往，脑子里却是在影院被小青年呵斥的情形。
隐隐约约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转过脸，三姐站在门口，手里拿了个鸡腿，说给你吃吧。我摇摇头说不吃，你吃吧。她笑笑，我吃过了，给你拿的，吃。我还是不吃。她硬塞给我，我满面通红地接了。
这可能是我第一次吃到这样的鸡腿，真香。
除了给叔叔打饭，我还要照顾他的起居。虽然伤口已经开始愈合，可叔叔还不能下床活动，连大小便也必须在床上。
公司里有一个公共厕所，离病房很远，每天晚上我拿着便壶去厕所的时候，心里就有一种神圣感觉，我以为没有什么比为亲人做这样的工作更神圣了。
也许我拿的东西太敏感，有好几次，在路上碰到公司的管理人员，问我：你手里拿的什么？我说，屎。他们就不理我了，远远地躲开。我心里想笑，有恶作剧得逞的愉快。
有一天特别热，电风扇呼呼扇了一夜，我晾了肚子，第二天早上拉稀，不小心沾到裤子，不敢跟叔叔讲。我只带了一条裤子，只好在病房隔壁的仓库里用卫生纸处理。
一个中年女管理人员，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匆匆忙忙赶来，以为抓了个小偷，看见我撅着屁股，羞得满面通红，说这个孩子，怎么……她自言自语地嘟囔着走了。
我尴尬地愣在那里，心里嘭嘭直跳。这件事直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
大伯公司里很忙，虽然和他只有一墙之隔，却时常看不到他办公的身影。
这天我百无聊赖地在公司中心花园数那些盛开的鲜艳的小花朵，看见三个人大大咧咧地往公司里闯，一个男的肩头扛着一个摄象机，一个美丽的女孩子手里拿着话筒。他们询问经理在哪里，门卫看样子不敢拦他们，老老实实地指给他们大伯办公的地点。
我很奇怪，难道大伯要上电视了？赶紧跑回去，报告叔叔，叔叔却在睡觉。我跑出来，站在门口，看着三个人走进大伯的办公室。我*过去，听见大伯浑厚的声音，他边请记者坐边吩咐办公室的女人倒水。
我蹭到大伯办公室门口想看个清楚，却被一个漂亮的阿姨给推了回来，顺手就带上了门。我只好回到了病房里。
晚上，我便听三姐说，大伯上了本城的电视，不过不是什么好事，是因为有人在公司里买了假地膜，向电视台举报。大伯却好像对此很不在乎，依然是一副笑脸。
后来我听叔叔说，那是一个误会，假地膜的责任不在公司，在生产厂家。电视台还专门为此向大伯道了歉。
电影看不成，闲着没事，我就在公司里溜达。平时公司里很忙，人来人往的，一到周末公司就沉静下来。
除了公司仓库以外，我几乎转遍了公司的每一个角落，还看了公司的冰糕厂。那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厂房，里面冷飕飕的，全是女工在不知疲倦地忙。
有一个非常年轻的穿着红色上衣的女人，看见我，向我招招手，问我是不是想买冰糕，我摸摸口袋里的两个硬币，摇摇头。我知道他们这里都是大雪糕，五角钱一个，我根本买不起。
我走出去，在冰糕厂门口碰到一个小女孩，和我差不多年纪，一手拿着一块大雪糕，有滋有味地吃着。她看见我，得得得跑过来，说，你愿意和我一起玩吗？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和我一起玩，我不认识她啊。就愣在那里。
她自顾自地说她叫云云，也住在公司里，公司里的小孩非常少，没有人陪她玩。她问我上几年级。
我看着她手里的雪糕，不说话。
她愣了一下，说你别走，我就回来。说完她就扎进冰糕厂。我低着头。
一会儿的工夫我看见一双红色的凉鞋，停在我面前，说给你一块大雪糕，我妈妈在冰糕厂。
我抬起头，看见那个穿红色上衣的阿姨朝我笑。
我脸上发烫，不好意思吃。小女孩塞给我，说吃吧，你吃呀。我们做好朋友吧。
我看看她，红着脸说我不是城里人，我家在乡下。
她说，那你为什么到这里来？
我说是为了伺候叔叔，他生病了。
她说，那你应该在医院里啊。
我说，我们家穷，住不起医院，就住在公司里，我大伯是这家公司的经理。小女孩不说话了。
那以后的周末，我常常看见这个小女孩，有时候和她在一起，在公司里瞎转。有一次，她指着我的头发说，你该理发了，看你像个小刺猬。
我问她哪里可以理发？她说公司里就有，免费为职工理发。
可是我不是职工啊。
她说你大伯是经理你怕啥？她带着我去了理发处。一个围着白围裙的老大爷坐在屋子里，看书。看见我们进来，笑着问，小朋友，干什么？
小女孩说来理发，她指指我。
老大爷仔细看着我说，不是公司里的人吧，不是公司里的要收费的。
小女孩理直气壮地说，他大伯是公司的经理。
老大爷看看我，是真的？是哪一个经理？
我说是姓刘的那一个。
老大爷说，噢，是刘经理的亲戚，那我就给你理一下吧。
小女孩像是打胜了仗，高兴地坐到了旁边，目不转睛地盯着老大爷给我理发。
叔叔显然发现了我情绪上的变化，除了必要的时间让我留在他的身边以外，大部分时间就让我自己去玩。
过了些日子，他差不多可以下床行走了。公司下班人少的时候，我就搀扶着他到公司大院里转转，他说自己在屋子里呆的太久了，闷的要死。
又过了几天，叔叔便尝试着一个人慢慢走动，我和小女孩在一起玩的时候常看见他愣愣地站在公司门口，静静地看车来车往，看川流不息的人群。
叔叔有些想家了。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可以回家治疗，有一次，他让我看他的伤口，问我长得怎么样？我看看那刚长齐的鲜红鲜红的肉，说差不多快好了。
于是叔叔在中年大夫换药的时候，问他可不可以回家治疗。
大夫犹豫了一下，说家里条件怎么样？现在天气这么热，卫生状况要求高一些。
叔叔说，我回去住在我哥家里，有人伺候。
大夫就没再说什么，征求大伯的意见。大伯不表态，只说如果想回去，他就安排车，叔叔决定回家了。
第二天是周末，我们早早收拾了东西，主要是一些针药要带回去，其他没有多少东西。上车之前，我到处寻找那个叫做“云云”的小女孩，她却没有遵照我们事先约好的来送我。
我有些失落，默默地坐在叔叔旁边。他平躺在座位上,腰部垫了一块大海绵。车子驶出公司，我不经意地从反光镜看见了她，站在公司门口，不停地朝我挥手。我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
叔叔回来以后，就睡在我的房间。爷爷也接过来了，我们家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不过，这种情形也只会出现在吃饭的时候，其余的时间爷爷都在外面打牌或者干别的事情，而叔叔能下床以后，也是闲不住，他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为家里垒了一个鸡圈。
叔叔的针药用完以后，大伯带着中年大夫到家里来复诊。那天，我有点事去了一个亲戚家。听爹说，大夫一进大门，就皱起了眉头，他看到院子里有好几片鸡粪。
在对叔叔进行简单的检查以后，中年大夫对大伯说差不多，可以了。大伯点点头。爹想留他们吃顿饭，大伯拒绝了。
大夫临走的时候，嘱咐爹，注意卫生，天太热。
爹知道他是什么意思，脸红红的。他小声说，乡下比不得城里。
后来某一天，我娘又回忆起这件事来，说那天好像还有个小女孩，穿着红色凉鞋的。
我眼睛一亮，说她长得什么样？是不是弯弯的眉毛，眼睛大大的，睫毛很长，说话细声细气的。
娘说差不多吧，她还问我咱们家的墙壁上的那些奖状是谁的？我告诉她是你的，她好像认识你。
我愣在那里。
后来，我便和小女孩失去了联系。
转自：
http://www.ic37.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