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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格律体新诗的历史性复兴

1楼

一叶知秋 发表于：2007/9/23 12:32:42

格律体新诗的历史性复兴
- -----在第二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关于格律体新诗的主题发言
                  万龙生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诗友：上午好！
非常荣幸，能够在这里就格律体新诗这个主题，作一次发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我抛砖引玉，着重谈格律体新诗在新时期的复兴。
进入正题之前，先简单谈一下命名的问题。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还在新诗的初创时期，格律就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建立新诗的格律，是几代中国诗人和理论家的梦想，也是他们矢志不渝地追求的一个目标。这是继传统诗词之后，一种崭新的诗体从无到有，不断成长、发展的过程。但是，直到上世纪50年代初，何其芳才将其命名为“现代格律诗”，随后一些研究者又曾分别将其称之为“新格律诗”，“白话新体诗”等等，她一直没有一个公认的名称。去年，在“东方诗风论坛”诗友的合肥聚会中，大家提议将其称之为“格律体新诗”，后来又编印了一本《新世纪格律体新诗选》。他们觉得，这个名称最能体现其文体特征与归属，比较合理。在中国新诗研究所已经完成的课题《新诗诗体研究》中，采用了这个名称。我以为，一种诗体，有一个科学的名称，意义重大。便于称说，便于识别，便于发展。格律体新诗，有别于正在复兴的当代诗词，有别于自由体新诗，其独特性就非常显著了，其在诗歌家族中也就名正言顺，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立身之基。希望这一名称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同。
格律体新诗在艰难条件下不绝如缕地曲折前进的历史堪称悲壮。事实证明，她有着无着强大的生命力，简直令人叹为奇迹。推究起来，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新诗的产生，在诗体上只有对于传统的彻底决裂，破坏而没有建设，违背了诗歌体裁演进的客观规律，早期便为许多有识之士所诟病，这种认识转化为一些诗人、理论家试图救弊补天的自觉而持续的努力；中国诗歌长久的格律传统的惯性力量不能不对新诗造成影响，推动了新诗格律的探索；民族阅读习惯、欣赏心理成为对新诗格律形成的强大外在要求；外国诗歌格律形式的影响与启迪，对于格律体新诗的成型有所帮助；自由诗长期一统天下的畸形局面，建设何其芳所言的偏枯状态，必然带来抵制与反抗；目前，新诗的总体不良状况，使新诗格律问题再一次被提到了重要位置，促进了格律体新诗进一步发展的强有力的动因。

——关于目前新诗状况，我曾在一次讲座中作过如下描绘：

   多元无序，诸侯割据；
   没有准则，批评失语；
   内外交困，众叛亲离；
   自怜自恋，自怨自艾；
   茫然四顾，英雄末路；
   临渊履冰，面临危机；
   能否存活，屡遭质疑。

格律体新诗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初试锋芒。1926年5月15日，闻一多在《晨报诗镌》发表《诗的格律》，建立新诗格律的主张得到广泛响应，开启了格律体新诗的第一阶段，并导致了新诗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格律诗流派——新月诗派的产生。其标志性成就是陈梦家编选的《新月诗选》和闻一多的诗集《死水》。因为后来新月派被打资产阶级文学流派，一直受到批判，所以其在新诗史上应有的地位得不到承认，使其在建立新诗格律方面的宝贵遗产长期被湮没，未能得到继承发展。

二、五、六十年代的卷土重来：50年代初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多次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讨论，产生了格律体新诗历史上的第二篇纲领性文献——何其芳的《关于现代格律诗》。格律体新诗的第二个阶段也由此开始。这一巨献使他成为格律体新诗第二阶段的旗手。其影响是产生了半格律的代表性诗风，创作成就若以格律的纯熟程度而论，当以闻捷的诗集《花环》为最高。惜乎何其芳的理论触犯了与1958年大跃进伴生的“新民歌”，而使他提倡的“现代格律诗”遭受“池鱼”之灾，被打如禁宫，因而终止了发展的良好契机。

三、新时期的重振旗鼓，渐入佳境，正处在历史性的复兴过程之中。这正是今天所要讲到的主要内容。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没有诗歌”的日子终于过去了，新时期的开始，带来了新诗发展的第二个高潮。被冷落的格律体新诗也迎来了她的第三个发展阶段。

七、八十年代之交是她复苏的开始，是一段酝酿与预热的时期。

根据现有资料，最早旧话重提的是对于格律体新诗始终不能忘情的卞之琳先生。1978年12月，他在自己的诗选，以格律体新诗为主的《雕虫纪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的序言中全面重申了对“白话新体格律诗”的观点。在1979年3月写的《完成与开端：纪念诗人闻一多八十生辰》的长文中，他把格律体新诗的创建作为一多先生“没有完成的开端”，认为“多谈谈这些开端也就是纪念他青春长凇保徊⑶宜纸璐嘶嵯晏噶怂杂诟衤商逍率目捶ǎ刮竦嘏懒说笔笔璐醋鳌爸灰笞杂伞钡那阆颉＃ā都湍钗乓欢辔募罚榈辏?980）此文在读者中引起了反响，他还应《文学评论》之约，写过《答读者》（该刊1980第一期），其中谈到，“去年年底《诗刊》《光明日报》，还有东北的什么学术刊物（据知系《社会科学战线》——万按）上，也有过讨论”，使他“对读者的这种热切要求感到意外”。由此可见，格律体新诗的建设，一些诗歌界、理论界和一些读者也是不能忘情的。

无独有偶，也是197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何其芳的遗作《何其芳诗稿》，与《雕虫纪历》一道，成为格律体新诗第三个发展时期报春的两只燕子。

对格律体新诗的关切，也侧面反映在第一个格律诗派——新月诗派命运的转折。本来，资产阶级，颓废，没落，甚至反动，无产阶级文学的对立面等等帽子戴得稳稳当当的，铁板钉钉，殊不知坚冰终于打破：1981年和1982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出版了《徐志摩诗集》和《徐志摩选集》，都是由卞之琳作序，对这位饱受诟病的诗人做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因为徐氏一向被视为新月诗派的领袖，所以这实际上是为新月诗派“平反”的先声。而新月诗派名誉的恢复，又意味着格律体新诗命运的改变。

钱光培、向远看来心明如镜，但是在1982年还只敢用“《晨报副刊.诗刊》之群”作为新月诗派的代称（《现代诗人及流派琐谈》，人民文学出版社）。而吴奔星先生则在1980年就在《文学评论》上发表重评“新月派”的论文了。稍后的1981年，也许因为是“拿来”，顾虑小些吧，上海书店重印发行了那本有如“出土文物”的《新月诗选》，这是“新月”整体重现诗空的开始。1989年，在陈梦家的《新月诗选》问世38年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由蓝棣之编选的《新月派诗选》，还是那18位诗人，入选诗篇却达200余首；蓝棣之的长序拨开了历史的迷雾，对新月诗派的地位与价值给予了正确的评价。同年，吴欢章主编的《中国现代十大流派诗选》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按照时间先后，新月诗派排列第四，只是把卞之琳划入了现代派，因而所收诗人减少了一位。此外，新月派重要诗人朱湘、陈梦家、饶孟侃、林徽因、于赓虞的诗集要纷纷重新出版。同时，对新月诗派的研究也有很大的成绩，发表了许多论文，对其功过做出了与昔日完全不同的论述。这对格律体新诗的发展，无疑有所鼓舞,增添了动力。

与发生上述变化同时，在七、八十年代之交直至80年代中期，中国诗坛汹涌着“朦胧诗”和“归来者”两股潮流，在形式上都是自由诗占居绝对优势，格律体新诗远离主流。其后，“诗态”的演变就更加匪夷所思，新诗朝散文化、无韵化的方向一路狂奔，使自己远离时代，背离读者，格律体新诗就更是被挤到了边缘的边缘。但是，兴许是因为中国有着太长久太深厚的格律诗传统，历代诗人们用各种格律样式写出了世代流传的无数优秀诗作，对格律的需要成为民族的诗歌美学基因，也因为自由诗始终不能如“胡琴”转变为本土的民族“乐器”那样，在中国牢牢扎根，所以尽管外部条件很差，建立新诗格律的理想却怎么也不会泯灭，理论的研究与诗体的试验并没有停止，仍然在艰难而顽强地前行，一直坚持到今天，终于在新旧世纪之交，无论理论研究还是创作实践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

回顾格律体新诗20多年走过的道路，可以看到如下的事实：

         （一）理论研究的突破

这首先体现在研究力量的壮大。论文的发表，文集和专著的出版数量都超过了前两个阶段。不妨列举几种著作：

卞之琳：《人于诗：忆旧说新》（三联书店，1984）；

许可：《现代格律诗鼓吹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

许霆、鲁德俊：《新格律诗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

陈本益：《汉语诗歌的节奏》（台湾文津出版社，1994）；

许霆、鲁德俊；〈〈十四行体在中国〉〉（苏州大学出版社，1994）；

万龙生：〈〈诗路之思〉〉（中国三峡出版社，1997）；

程文、程雪峰：〈〈汉语新诗格律学〉〉（雅园出版公司，2000）；

周仲器、周渡：〈〈中国新格律诗研究〉〉（雅园出版公司，2005）；

孙逐明：《汉语新诗格律概论》（《新世纪格律体新诗选》，中华文化出版社，2005）......

那么，在理论研究上究竟取得了什么突出的成果呢？

首先，在文体命名上，过去有“现代格律诗”、“白话新体诗”、“新格律诗”等多种提法，去年首先由“东方诗风”诗歌论坛提出了“格律体新诗”的概念，得到了许多同道的认可，以吕进为首的〈〈新诗诗体研究〉〉课题组已经采用，该书将于明年出版。如果此名得以通用，将为进一步的研究带来便利。

其他的重要成果有：“无限可操作性”的提出与论证，对于破除格律体新诗是硬切的“豆腐干”的误解与成见，以及克服一部分格律诗作者自身的错误认识具有重大意义。

由邹绛开始，尔后由万龙生、程文、孙逐明等逐步完善的分类研究，是在已有的品类丰富的作品基础上，勾勒了格律体新诗的总体框架，即把格律体新诗按照各自的节奏规律，划分为整齐式、参差（对称）式和复合式，再加上目前已经比较通行的固定诗体：四行诗，八行诗和十四行诗，这样，就组成了格律体新诗的大家族。这些诗体运用起来，的确变化无穷，真正能做到闻一多当年所设想的“相体裁衣”，体现了“无限可操作性”。对此，《新诗格律研究》（西南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的课题，已经结题，将由重庆出版社出版）设专章作了详尽的论述。（5）有研究者还进一步把整齐式、参差式就其形式特征分别与中国古典诗歌中的诗、词对应起来，把四行诗、八行诗、十四行诗就其容量分别与古代近体诗中的绝句、五律、七律对应起来，使格律体新诗在中国的传统诗歌中找到了契合点，找到了源头。

唐是（+水旁）和江锡铨两位诗评家不约而同地着眼于新诗发展的历史，从”自由“于”“格律”的矛盾运动，其此消彼长的状态，得出建立格律体新诗的合理性于必要性结论。（分别见于前者的《新诗的自由化于格律化运动》，《心意度集》，三联书店，1989；后者的《关于现代格律诗的随想》，《中外诗歌研究》1998年第3期）

这一时期的理论研究，其深入与细化的程度是过去所不能比拟的。比如骆寒超在《20世纪新诗综论》（学林出版社，2001）第三部分《形式论》中，对格律体新诗作了纵向的宏观的“史”的研究；陈本益采取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参照中国古代和外国诗歌，来考察格律体新诗的节奏，写出了学术价值很高的专著；许霆、鲁德俊对于十四行诗在中国移植、“驯化”历史的研究，充分肯定了几代中国诗人十四行诗的创作成就，雄辩地纠正了这种外来诗体“不适合中国”的谬见；外国诗歌翻译与中国格律体新诗的关系，对译诗所产生的正面影响与负面影响的剖析，是这一时期触及的崭新课题；程文、程雪峰《汉语新诗格律学》所作的的分类研究，细致到穷尽了各种字数的诗行包含的顿数的所有可能性；他们还提出了同一首整齐式作品中，每个诗行必须顿数与字数都相等的“完全限步”说；在诗人论领域，闻一多、徐志摩、朱湘、何其芳、卞之琳的研究比较盛行，其中不少涉及他们的格律体新诗的理论与创作，远彼过去深入；对其他重要格律诗人如邹绛、屠岸、黄淮、丁芒、万龙生的评论也时有出现。凡此种种，充分证明了格律体新诗的理论研究，在新时期的可喜进展。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这一阶段理论研究的显著特点，也是一大亮点。同卞之琳一样，不少研究者如邹绛、丁芒、黄淮、万龙生、程文，同时也是诗人，把理论用于创作，而创作又启发了理论思考。而有待印理论专著《新诗格律问题》的丁鲁，则是诗歌翻译家，为译诗而进行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的密切结合，对两方面都起到促进作用。关于把“的”“地”后靠，以消解四字顿的办法，就是胡乔木与卞之琳在创作基础上互相探讨，琢磨出来的。

理论家同时充任选家，也是一大优点，对于格律体新诗的发展大有裨益。有好几个成功的范例不容忽视：许霆、鲁德俊在撰著《十四行体在中国》的同时，就编选了《中国十四行体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与之互相印证。屠岸的序言和编者的后记学术性很强，对阅读具有指导意义。此前，钱光培也编选了一本《中国十四行诗选》，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于1988年出版，每首作品都附有简短评析。前有长序，后有附录（中国十四行诗人谈十四行诗），也是选、论结合的优秀选本。

格律体新诗的宏观性选本迄今已达4种。

1985年，一东一西，几乎同时出现了两个填补空白的格律体新诗选本：邹绛编选的《中国现代格律诗选》（重庆出版社）和周仲器、钱仓水编选的《中国新格律诗选》（江苏文艺出版社）。邹绛的长篇代序《浅谈现代格律诗及其发展》是本阶段的重要学术论文，首次把格律体新诗分为五类，并且照此编排，具有开创意义。后者的骆寒超序同样具有重要学术意义，言简意赅地回顾了格律体新诗的历史，阐述了她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对其格律内容作了简明扼要的概括，指出就是句法、章法和韵法三大块，而以前二者为要。这两个选本当时都颇受读者青睐，在发行上取得了佳绩。

程文、程雪峰为了配合其专著，配套编选了《中国新格律诗大观》（北方文艺出版社，2005），并根据他们的研究心得，进行比之邹绛更为详细的分类方式编排入选作品。不但对每一类别均有分析介绍，对有的入选诗作也进行了格律个案简析。

周仲器、丁元、黄淮、思宇也于2005年编选出版了《中国新格律诗选萃》，由吉林大学出版。此书入选作品系以诗人生年先后为序，书前冠以周仲器长序《新格律诗探索的历史轨迹与时代流向》，可以看出格律体新诗肇始至今的发展脉络。这同样不仅仅是一种欣赏性读本，也是与研究密切结合的产物。
以上四个大型选本，比较充分、准确地展示了近百年来格律体新诗的创作成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以创作实绩向世人宣告了格律体新诗存在的基础，并且预示了她的美好发展前景。在进入对本阶段创作的论述之前，需要指出，这四个选本，无一例外，都包含了本阶段的优秀成果。

2楼

一叶知秋 发表于：2007/9/23 12:34:10

（二）创作态势令人鼓舞

这一阶段的格律体新诗创作，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在创作中对于格律体新诗有着诗体自觉的诗人明显增多，出版的诗集中，格律体新诗的专集或者以格律体新诗为主的当然也相应增多。而且因为受格律的约束，迫使诗人在语言、技巧上下功夫，其中很少粗制滥造的率意之作。两位格律体新诗的领袖诗人，何其芳来不及施展才情就不幸辞世，令人惋惜；卞之琳去世前仍然关心诗坛，扶掖后进，却吟咏极少。不过，他的格律体新诗自选集《雕虫纪历》197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格律体新诗的复苏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

邹绛主编了《中国现代格律诗选》，后来在担任西南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所刊《中外诗歌研究》主编期间，又给格律体新诗的研究提供条件，善莫大焉；他自己还坚持创作实践，写下了不少以整齐式为主的作品，自然明丽，冲淡平和，自成风格。1993年辑为《现代格律诗选》由香港天马图书公司出版，是格律体新诗的重要收获。

80年代，胡乔木先后在《人民日报》、《诗刊》发表了几组格律十分规范、严谨的带有典范性的格律体新诗，于1988年出版了他的自编诗集《人比月光更美丽》。这些作品，实现了格律与诗情的和谐统一，充分显示了格律体新诗的艺术魅力，以及她可能达到的艺术高度，成为格律体新诗的又一座里程碑。说来真巧，其中收入格律体新诗28首，与《死水》恰好相同。其中的《仙鹤》可谓妙品，每行四顿，行行压韵，首节22行，第二节为回文，倒回去读，亦文从字顺，天衣无缝，妙趣无穷。

这个阶段，从事格律体新诗创作，并且取得显著成就的诗人还有：

黄淮是一位高产诗人，九言四顿体的创作很有成绩，此外还进行了多方面的尝试。他对格律体新诗的组织、出版工作也有很大的贡献。

河北的浪波以八行体见长，《神游》（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就是一本罕见的八行诗集。另有诗集《故土》，2005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陕西刁永泉的《山谣》（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别开生面，作品完全采用口语和民歌节奏，诗内每节完全对称。这也应该是格律体新诗的一个路子.

江弱水是卞之琳的私淑弟子，1981-1991年间的诗作汇编为《线装的心情》（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其中格律体居多。他在之琳先生影响下，“十分投入地进行了一系列格律试验”，其十四行诗，卞先生评为“纯正光润”。

程文在从事理论研究的同时，自己还进行着格律体新诗的试验。2004年，他在新天出版社出版了诗集《未荒集》，完全切合他自己提出的“完全限步”说。

李忠利是上海的一位近年来很活跃的诗人，全用六行体写作，均用七、五言句式，而段式为上四下二。他的作品贴近现实，为读者所喜爱。另外两位大量采用六行体写作的诗人是梁上泉和杨明，但是没有自觉的格律意识，只能算准格律体或半格律体。

万龙生几十年如一日地追求格律体新诗，在诗集《戴镣之舞》和《献给永远的情人》的基础上增删，于1999年出版了《万龙生现代格律诗选》（作家出版社），这是第一本按照类别编排的格律体新诗个人专集。近年来新作不断。

十四行诗的盛行是本时期的特色与亮色。有的诗人沿用英式、意式十四行格律，有的按照中国格律体新诗的要求，在格律上予以变通。两者都属于格律体新诗的范畴。无论数量或是质量，其成就以唐是（+水旁）为最。他的十四行组诗《遐思——诗与美》、《幻美之旅》与叙事长诗《海陵王》都独步一时，成为新时期十四行诗的代表。

屠岸也是十四行诗的代表人物。他是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译者，熟悉其格律规范。国际题材是他的长项。其作品精微深邃，笔致婉转。1986年由花城出版社推出的《屠岸十四行诗》是格律体新诗创作的宝贵收获。

还有一位重要的十四行诗人是浙江的岑琦。他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一共写出了500首“汉式十四行诗”，收入《岑琦诗集》（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诗评家骆寒超在序言中称其“在约束与自由之间处理得颇有分寸”，给予好评。

其他喜用十四行诗体的诗人还有邹绛、吴钧陶、钱春绮、丁芒、江弱水、骆寒超、万龙生等。这里需要指出，那些完全不讲格律的“十四行诗”，不在本文视野之内。

不知道港台地区的诗人们是否有格律体新诗的概念，但是我确知在他们的创作中，有完全与格律体新诗的要求向吻合的作品在。例如余光中那首脍炙人口的《乡愁》就是典型的参差（对称）式，琼瑶的许多广为流行的歌词，如《一帘幽梦》就是整齐式。如果他们没有新诗的格律意识，那就只能解释为在某种情况下，一定的格律是诗情表现的内在需要。台湾诗人也有十四行诗体的喜爱者。

（三）格律体新诗的一片热土

目前的诗坛现状，使格律体新诗的发表和出版都很困难，影响到她的进一步发展。不曾料到她竟然找到了一片热土，一块小小的绿洲。这就是一个名叫“东方诗风”的诗歌论坛。

“东方诗风”创立于三年前，原来叫“古典新诗苑”。一群不满意当前诗歌潮流的年轻诗爱者举起了唐吉诃德的长矛，祭起了“古典”的大旗与之对抗。

他们在自印的《古典新诗选集》的序言里明确地表示，反对与现实，与大众，与传统隔绝，要贴近现实，语言晓畅，注重音乐美，兼顾形式美。去年7月，这群诗友在合肥聚会，决定论坛改名为“东方诗风”，开辟“格律新诗”版块，并且集资出版格律体新诗集。聚会结束以后，随即开始集稿，不到半年，一本厚达450页、装帧精美，约请吕进为之作序的诗集《新世纪格律体新诗选》就问世了。该书收入14位网络诗人的作品和孙逐明的系统理论长文《汉语新诗格律概论》——其分类与前文所述一致，每一首诗都标明所属类别，每行诗都划分音顿。出书以后，寄赠一部分给诗人、学者，反映良好。就这样，虚拟的网络世界就转换为真实的诗歌空间。这样一个其成员们有着共同诗歌观念，共同的努力目标的诗歌论坛是非常独特的。现在，已经有十多人比较熟练地掌握了格律体新诗的写法，新的作品每天都在产生，作者与读者的互动随时都在进行。今年4月，该论坛部分成员又在柳州举行了第二次聚会，决定再接再厉，年底再拿出一本选集来。

这个论坛的主要负责人齐云、刘年、宋煜姝都只有三十多岁，热爱诗歌艺术，才华横溢，朝气蓬勃，信心十足。论坛的积极分子都不是玩家，而是执着的诗歌艺术的追求者。最可贵的是毫不急功近利，诗友之间亲如兄弟姐妹。几位版主完全是无偿服务，几乎把所有业余时间都花费在网上而毫无怨言。诗人们大胆尝试，勇于创新，拓宽了题材面，创造了新手法。例如王世忠的“局长系列”讽刺诗穷形尽相，针砭时弊，刘年把五、七言句分行排列，使古诗句式新诗化，都得到了大家的肯定。有时，同一诗题，你唱我和，其乐融融。一年多来，我厕身于他们中间，充当他们的“诗兄”，似乎自己也变得年轻了。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格律体新诗的希望。

如今，这个论坛的骨干余小曲，又独力自办了“中国格律体新诗网”，与“东方诗风”并肩携手，为宣传、发展格律体新诗共同努力。如果能够聚集志同道合的诗友，一个论坛就可以成为发表、传播诗作，探讨诗艺、提高诗技的理想场所。可以设想，这样的论坛如果能够多办几个该多好啊！

网络阵地的开辟，不能不说是开辟了格律体新诗发展的一条新路，值得重视。

在21世纪之初的今天，格律体新诗所面临的形势，所拥有的条件，所具备的基础，我以为好过历史上任何时期。有了已经沉淀下来的丰厚积累，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不断在研究，评论，尤其是在创作上拿出更多更好的成绩，她的前途一定是无比辉煌的！一个无愧于我们前人，与中国悠久的诗歌传统相适应的，一个格律体诗歌（包括当代的诗词创作）占据其应有地位的崭新时代一定会到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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