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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的宗教学家蒂利希认为：宗教就最广泛、最根本的意义而言，是一种终极关切。“人有种种关切和追求，但人不同于世间万物，因为人有精神性的，超乎自然和超越自我的关切和追求；人不但有自我的意识，有探索人生意义的愿望，而且有对终极存在或宇宙本原的意识，有探索它并同它和谐一致的愿望。”①因此，正是在对人类、对宇宙的终极关切上，在探讨生命的永恒与自由时，文学艺术与宗教找到了共伺点。对终极的关切，构成了人类一切精神活动最深层、最内在和最本质的东西。终极价值的迷失，使人类精神四处漂泊流浪，无处依归；而终极价值的复归，则也标志着人类精神的回归。本文所讨论的李煜词的宗教色彩，便是一种非宗教教义的广泛的精神现象，是一种真诚地面对自己的灵魂，执着于探索生命的永恒与自由的人生态度，是一种对人生、对世界的终极关切。也正是由于这种态度，使得李煜词在中国古代诗词中享有独特的价值。
一、对自己灵魂的仟悔
李后主用他的词，向世人展示了他那深层的苦难，然而在这深层的苦难之中，饱含了一种极为浓厚的悲剧氛围和仟悔意识。他用自己的血泪之作，对自己的灵魂进行了深深的仟悔。这一点，在中国的古代文化中是很少见的。
仔细考察一下中国的古代文化，发现其中往往缺乏一种因灵魂的折磨而带来的情感的痛苦和悲剧意识。无论是宗教还是文学，往往被作为一种逃避现实人生的心灵避难所。中国古代的诗人是较早面对大自然的，其中那清淡闲适的田园生活，恬静悠远的自然风光，清江明月的宇宙之思，确实具有美感，常常令人留连忘返。然而，古代诗人面对大自然，却往往是因为仕途之路堵塞或时代正临衰世，心中常常带着一番无可奈何的委屈，在面对大自然时，“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②，诗人们净化了自身的情感，也忘却了痛苦，可同样也失去了与社会抗争的勇气。中国古代文人也喜欢吟咏前贤，在历史的反思中寻找自己的人生位置，但往往只是借此排遣自己心中的愤怒和不满。“古来圣贤皆寂寞”③，圣贤寂寞，“我”也寂寞，于是心中的忧患与不满也得到了慰藉。
然而，在众多的古代诗人之中，我觉得李煜是一个例外。由于他那特殊的经历，由于他那赤子的心灵，由于他那大起大落的巨大的生活落差，他的词，呈现出与众不同的面目。要么，全身心地去拥抱欢乐，企图寻找理想中那一片安宁而又平静的精神家园；要么，时时拷问着自己的灵魂，用他深层的苦难对人生展开一番彻底的追究。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宵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这是李煜亡国之后的反思之作《破阵子》，不仅展示了后主亡国之时的悲苦情怀，而且追悔了自己当年的安逸生活，饱含着一种沉痛的悔恨之情。词的开头便追述了南唐先王所创下的宏伟基业， “四十年”、“家国”、“三千里”、“山河”、“凤阁龙楼”、“玉树琼枝”，祖先留下的这些大好河山，本应是物阜民丰、国柞绵长，代代兴旺发达下去。可是谁料想，一个好端端的国家，竞轻而易举地断送在自己的手中。此时李后主以沉痛的心情，追悔自已往日的生活，为什么当时的“我”就不能想到会有战争这回事呢?“几曾识干戈”，这一短短的五字句，饱含了他心中多少深层的悔恨和懊恼。可是悔又何用?恨又如何?到如今也只能无奈地在这令人揪心的短歌声中“仓皇辞庙”’“泪对宫娥”。
当然，李后主那深深的仟悔之情，不仅仅表现在对家园沦亡的悔恨之上，还表现在许多方面，如对世事的反省和对人生的自责。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这首《浪淘沙》是首感慨人生的凄婉之作。也包含了对世事人生的自责和反省；五更梦醒，帘外雨声漏漏，春意将尽，这是现实的凄然之景。然而“我”在这样凄婉的梦中，却竟然忘记了自己是囚徒之身，依然去寻往日的快乐生活。至此，词人的心中不免有些自责伤怀，并由自责伤怀引出对江山故国的感慨，那无限的江山啊，今生都已无法再见，就是那过去的一切也如那流水落花，一去不返。这种愤慨、反省、自责之情，已经成为一种无以囊括的悲哀。
李煜就是这样，真诚地面对自己的灵魂，在展示自己苦难的同时，对自己的灵魂进行了深层的反省，他没有掩饰什么，真诚地把自己心中的泪水、自责和那份深深的仟悔，毫无保留地袒露给世人看。这与宗教要求人们对自己的灵魂作深层的反省有何差异?而在中国众多的诗人中，除了李后主，还有谁能够真正去面
对自己的灵魂?
二、对命运人生的关注与探索
作为悲剧人物的李煜，在经历了极盛之荣与绝悲之辱之后，失去了生活的自由，生命遭压抑、围困，毁灭的痛苦时时吞噬他的生命，他的灵魂倍受煎熬，他在绝望中苦苦地挣扎。那国破家亡的深悲巨痛，抚今思昔的无穷悔恨，身陷囹圄的忧惧，遭受玩弄的屈辱，忍辱负重的凄凉，以及在痛苦绝望中对人生的思索、对生命的思考、对前途的迷茫，使得他在词中频频回望故土，环思宇内，力图找到一份人生的答案。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是李煜的一首名作《虞美人》，也是他的绝命之词。词中的李煜，由于南唐的亡国，由一国之主跌落为阶下囚。他失去了欢乐，失去了尊严，失去了自由，甚至失去了生存的安全感。他对人生已经绝望，于是对那本来美好的“春花秋月”也产生了厌恶，厌恶它的无穷无尽。为什么会厌恶它的无穷无尽呢?这是因为他的命运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再像以前那样安定不变，而是无法把握。而故国的那些雕栏玉砌、凤阁龙楼，那些玉树琼枝、春花秋月，都已经从他的生活中永远地逝去。纵使那些春花秋月、玉砌雕栏应该还在吧，但他却再也不能拥有，再也没有机会与它们相伴相依，而自己的生命也在那无穷无尽的春花秋月的变更中渐渐地枯萎、老去。因而他厌恶那无尽无休的春花秋月，感叹自己那变幻无常的生命将随着世间的每一度花谢月缺而长逝不返。这是一种怎样的哀愁呢?他渴望安定永恒的生活而偏偏不能，这是为什么呢?他怎样也弄不明白。于是，他质问那岁岁如是的春花秋月要到何时才能停止、了结。他时时都在思考着：人生为什么这样变幻无常?生命为什么这样短暂而又无法把握，然而他却无法得到回答。这些疑问，这些悲愁和哀怨，时时困扰着他，使得他不堪重负，只得在那月明星稀的夜晚，独倚小楼，向那寂静悲愤地喊出了“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深沉慨叹。
就这样，李煜在对故土的频频回望中，环思宇内，对生命展开思考，对人生展开探索，孜孜以求，悲苦而又执着。
我们再看他的另一首名作：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这是李煜的名作《乌夜啼》，虽然作于他被沦为囚徒之后，其中也包含了家国之恨，但是这其中所包含的绝不仅仅是家国之恨，而是一种由对自己人生的反省、思索，继而扩大为对人类命运的一种思索，一种对人生的寻根究底。词的开头便借“林花”、“春红”这两种美的事物，以此象征人生和自然的美好。而美无论是对于自然或对于人生，总是转瞬即逝的。因而词人深深地叹惋：“太匆匆”。然而不仅如此，美的悲哀不仅在于匆匆地逝去，更难堪的是，当生命十分美好的时候却倍受摧残。“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自然界与人世间的无情摧残毁灭了多少美好的生命。然而，无论自然界，还是人世间，总是希求美的存在和永恒。“烟脂”这美好的颜色，无论是指代“林花”、“春红”，还是象征红颜、青春，尽管饱含着热泪，却依然不肯离去。“留人醉”是绝望之中的希望，是一种对美的深深的挽留。然而“几时重”又是当头一棒，给词人留下的仍然是深深的绝望。至此，词人才恍然大悟：生命原本短暂，而人生所追求并为之沉醉的美丽其实只是一种凄艳，就像那混合着泪水的烟脂一样，更何况这种凄美也是弹指即逝。而人生终究是痛苦的，那么人生的慰藉何在?人生的归依何在?在这痛苦的思索中，词人悲痛地喊出了“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这样无可奈何的怅叹。
诸如此类的词还有“深院静，小庭空，继续寒砧断续风。无奈夜长人不寐，数声和月到帘栈!”这首(捣练子＞，虽然是围绕着人世间的离愁别绪来展开。院静庭空，寒风阵阵，砧声断续，月照帘栊。主人公置身在这样一个孤寂的氛围中，独立小楼，长夜不寐，他究竟被一种怎样的情感所困扰?
由此可见，词人经过苦难的熏染，个人之愁已升华为人生之愁。那无奈的人生、悲惨的现实使他执着的个性备受拷打，却又愈益坚实。他在辗转反侧的挣扎中俯仰天地，纵观古今。那漫漫无际的哀愁和苦恨汇成了他精神上一道解不开的结，同时也成了他灵感滚滚而来的源头。在萦绕着往事烟尘的苍凉凄婉的哀歌中，他的精神情结升华成普遍的情结，他的痛苦沉淀成人生的痛苦，他的忧伤转化成生命的忧伤，从而显示出对人生毁灭的挽歌式的情调，并形成了一种关注宇宙人生的普遍悲苦情怀。在李煜词中，时不时都表现出他对生命的思索，对人生的探索，为什么美好的生命总会受到无情的摧残毁灭而显得那样的短暂?他热烈渴求生命的永恒与存在，这一点与宗教追求人生的永恒也有着相同之处。
三、对精神家园的寻觅与追求
为什么李煜的词给我们留下的是这样一位“满鬃清霜残雪思难任”的末代帝王形象?是一位如此孤独寂寞的精神流浪者?为什么充斥于李煜词中的是这样一种极为浓厚的悲剧氛围?他究竟有着一种怎样的人生重负?这还得从他做帝王开始说起。
李煜当帝王，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误会。他本是那个时代的一位艺术天才。“聪颖敏慧嗜书成性，善诗文，兼通书画，更妙于音律”。④因此，他花很多时间去填词弄曲，饮酒赋诗。他的才能和素质及其理想和目标都与帝王身份相去甚远。且生性率直，敏锐善感。但就是这样一位敏锐善感、率直耽溺的风流才子却偏偏被推上了乱世之时的君主宝座。当然，如果说李煜完全不想做皇帝也不符合历史，而且他是中主李璟的第六个儿子，按理说帝位怎么也轮不到他。而他的长相也与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天生一副帝王相。只“因他生有奇表，广额丰颊，风神洒落，故从小就遭其长兄文献太子弘冀的忌恨”。⑤于是，李煜为了避祸，便自号钟隐，别号莲峰居士、钟山隐士，一心只想邀游在自然与艺术的天地里，无心参与政事。但人生常常就是如此，渴望安宁与和谐，可安宁与和谐却往往被急风暴雨所打破；希望在自然与艺术的天地里驰骋，可他偏偏却被推上了王位。在后主“23岁时，文献太子卒，他才徒封为吴王，并以尚书令知政事居于东宫，后因弘冀以下的四位兄长皆相继早亡，25岁时，嗣位于金陵”。
而等到他嗣承王位以后，本来也想振作一番，可是此时的南唐已国微兵弱。“南唐在五代十国中本来是一个历史较久，领土较广，实力较厚的国家，无奈李煜之父中主李璟只好学能诗，天性儒儒，素昧威武，因而错过了大好时运。”⑦而李煜又生性软弱，没有治国安邦的政治素质、振作之举，终于无济于事。于是在强大宋室的威压之下，他深感不安，对未来充满了忧惧，却又无可奈何。只好一次又一次地向宋室纳贡称臣，屈求一份太平安宁的日子，然而这一份安宁最后也随着宋师的南渡而破灭了。
就这样，李煜从身为皇子遭人忌恨，到身为皇帝被人欺凌，他依然没有政治和人身的自由，甚至没有生存的安全感，伤恨、忧愁、无奈的情绪塞满了他的肺腑。而他那纤弱敏感的神经又使他比别人感受更快，体验也更深。常常是一叶落而悲秋，见飞花便伤春，寒砧阵阵催他失眠，垂柳依依引他相思，总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再因那离愁别恨的困扰，内忧外患的打击，国破家亡的痛楚，使他常悲盛筵不常，叹人生短暂。因此在这样沉重的人生重压下，他总是愁恨满怀却又无以排遣，他渴望得到欢乐，他渴望得到安宁。
浪花有意千重雪，桃李无言一队春。一壶酒，一竿身，快活如依有几人。
一棹春风一个舟，一纶茧缕一轻钩。花满渚，酒满酝，万顷波中得自由。
这两首《渔父词》，是李煜在遭受长兄弘冀的忌恨之时所写的。他在词中描绘了自己L1中理想的生活图景。他希望自己寄身渔樵，渴望过那种举酒垂钓、逍遥自在的生活。他厌倦尘世的烦扰，追求超逸的佛仙之境，盼望那“万倾波中得自由”的无拘无束。然而这理想的图景却总是被现实所打破，他渴望安宁自由的生活总是不能实现。他又怎能不愁呢?可愁又何用?从皇子遭人忌恨到皇帝被人欺凌，再到囚徒充满恐惧，命运变幻无常，无法把握，谁也不能知道自己的明天会是怎样。于是，词人带着一种深深的忧愤与疑问，带着一种无法解脱的悲苦和哀愁，带着自己理想破灭的绝望与哀怨，去纵情生活，及时行乐。他甚至颓唐地说：“醉乡路稳宜频到，此外不堪行”(《鸟夜啼》)。人生世事有如转烛飘蓬，到头来只剩得“心事数茎白发，生涯一片青山”(《开元乐》)。
因而阅读李煜的词，我极为强烈地感觉到在那深深的悲愁后面，在那颗骚动不安的灵魂之下，李后主有一种强烈的内在需求。希望在纷坛陆离、变化万端的短暂人生和冥冥的大自然之中，寻找到一块永恒的绿洲，以便建立起自己的精神家园，让漂泊流浪的心灵有一个真正的归宿。是的，人需要归宿，需要一种寄托，因为这种寄托可以为人们解释那些无法解释的一切。而这个寄托，就是宗教，就是作为人的精神形态和生命依托的宗教。李煜就是这样，不断地追怀往事，感情在不断地挣扎；他也不断地反省人生，反省自己，心情矛盾抑塞。也正是由于他的仟悔和反省，以及对人生的彻底的追究，对自身存在的关注与自救，才使得他的词弥漫着一种浓厚的悲剧氛围，也使得他在那深层的苦难中不断地拷打着自己的灵魂。尽管李后主的苦难有着自己不可推脱的责任，但在他的苦难中却体现了人类为寻求灵魂而展开的上下求索，这种苦难是与作为生命形态和精神现象的宗教同在的苦难，因而特别提出来加以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