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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家园的深处——读《李杜诗歌精选》
李杜在送我这部诗集的时候，顺便送了我一本他的《世界三》。李杜似乎很喜欢卡尔·波普尔。波普尔的“证伪论”和库恩的“范式论”是科学史研究的两个重要的理论范畴。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描述或者解说科学史的发展，但这和一个诗人关系并不大。
把《世界三》翻过去几页，看到一篇《温情的乡愁》，文章不长，
对于董桥的“乡愁”，我一向不以为然，在他华美的文词和极具小资情调的述说中，乡愁已化解得无影无踪，成了他所说的英国的“下午茶”，有的是恬淡与潇洒，但没有那种深入骨髓的痛。而“乡愁”不仅仅是淡淡的惆怅，也不仅仅是对已往的追溯。
自然，要说到“家园”这个词。
“我们为什么不能说说家园／我们为什么不能流泪”（《丑枣树》）。人总是或者只能以这样的忧伤说起家园。
“乡愁”是系于家园的情感，但当拥有家园的时候，或者躺在家园的怀抱里，被它的淳厚与温情所滋养、所关爱的时候，乡愁也只能是一只风筝，永远不会独自飞行，也永远不会悲伤地栖息于某一片沼泽或某一枝被黄昏笼罩的树梢。没有行期，自然也就没有归期，因为没有回头望自己留在大地上的脚印的机缘，此岸与彼岸也就没有意义。
前些年，李杜的第一部诗集《生为弱者》出版，我被他诗中对家园的感伤、对人性的追寻所感动，因此斗胆写下了一篇书评。对于曾经生活于乡村的人来说，乡村即是家园，它离泥土最近，而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选择地来自泥土，又归于泥土。那个家园既是人生的出发地，也是精神的一种归宿，生于斯，长于斯，起于斯，亦归于斯。这不仅是一个生命过程，也是一个精神情感的旅程。但，走出乡村的人未必再回到乡村，另外，也像潞潞所说：乡村对我们的下一代，只是一个概念，或者只是一个故事。在他们的回忆和期待里都不会给我们曾经梦牵魂绕、如痴如醉的乡村留下哪怕是一个十分卑微的位置。乡村或者故乡对他们哺育和滋养是通过我们这一代来实现的，但我们显然无法以一个整体出现，因此，作用也就大打了折扣，在强大的现实环境面前，更是力不从心，也微不足道。 家园的存在与意义变得模糊而复杂。
就人类整体而言，并不存在一个人人向往的共同的家园，它因个体的差异呈现不可重复的丰富性以及不可替代的个体性。它可以是现实的，也可以是非现实的；它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非物质的。当一个人超越了对物质世界的认知之后，对人类自身特别是人类精神的认知就变得重要起来。这时候，超越现实的、物质的精神家园既以一种已知存在，又以一种未知而被追寻。物质与精神、思维与存在的对立性与统一性被“我思，故我在”弄得扑朔迷离，失去了它的确定性。 似乎只能这样。
于是，李杜“第二天便开始北上／像一个醉酒的汉子”（《缘起》），并且“一路往北”。
不论向着哪个方向，只要启程，家园就不再是那个可追可忆的静态的过去时存在。对于李杜来说，《丑枣树》、《矮高粱》、《自家的茅屋》、《祖母》……总之，一切可以诉诸语言表达的东西被抛在身后，也必须抛在身后。“一路往北”，路有多长，终结目标是什么，谁也不知道，包括李杜自己。
“在这个世界／我当独步一生”（《步行为生》），这是一个诗人的宿命。然而，“独步一生”并不意味着自由。那些留在身后的、未来的未知所召唤的，深深植于诗人的双脚，使道路失去了世俗的内涵，并使目的与追寻的过程融为一体，既可以无限大，也可以无限小。
照着艾略特的说法，诗人的感情必须经过一个非个人化的过程，将个人的情绪化为宇宙性、艺术性情绪，才能进入作品。他说：“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这几乎是一种哲学观点，至少也可以看到德国古典哲学的折光。事实上，关于“自我”、“非我”、“超我”这样的概念及其思辨，至今也还是现代人逃避不开并且深深为之而痛苦的。但倘能真做到 “逃避感情”，那么，也许他既不会有《荒原》，也不会有《爱的四重奏》。事情也许是这样，越是对世俗世界表现出冷漠，内心的波澜也许更为汹涌。
“你见过我满面尘土的村姑吗／你见过我站成尘土的村姑吗”（《步行为生》），这真是不可救药。他永远也放不下他曾经的家园，永远也逃避不了命中的乡村，这样一来，这追寻的旅程就被赋予一种别样的意义。它很可能是始于斯，又终于斯，也正像艾略特的诗句：“我的开始就是我的结束，我的结束就是我的开始。”而恰因为如此，旅程便格外漫长。 追寻与追忆毕竟不同，“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实际上这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失衡把握。对于李杜，从“一路北上”开始，对已往家园的沉缅已经不再，但究竟脚下的路还是由它们来铺筑的，不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我的村姑／……／送我到乡村的边缘／然后返身归去”（《步行为生》），这就注定漫漫长路所通向的地方绝不是一座海市蜃楼，也绝不是一个虚无飘渺的存在。在茫茫的人海中，他选择了村姑的送别方式，这其实是期待重逢的另一种表达。 不能不说到“希拉穆仁”。
不管“希拉穆仁”的原本含义是什么，但是在李杜这里，它是一个精神符号。它自身的含义以及它的指向有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同时也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使它变得飘忽而不可捉摸，深沉而不可穷尽，使人愁肠百结，使人思绪缠绵。但由于它的存在，同时也让人进入另一个精神世界，从而使这个世界以一种稳定的姿态出现，变得可感可视，一如由许多物质符号组成的故乡家园。
在走西口的路上，李杜感慨：“那些被饥渴弄昏了头脑的汉子／……／为一穗填充胃囊的荞麦／荒芜了自己的妹子”，“一个人，怎么能敌不住一颗麦穗”（《走西口》）。李杜这时不再去理会那追求物质欲望的艰难，把麦穗、银元等等所能得到的东西放在一边。在他看来，妹子心里的至高无上，并不是这些。哥哥走了，妹子就荒了，心灵荒了，情感荒了，什么也没有了，存在变得毫无意义。“希拉穆仁”的不确定性或是它的确定性正是建立在这种超越物质世界的情感之上。
一路走来，既是《苦旅》，也是《慈航》。一方面“我说不清为什么非要这样／我们梦寐以求／和苦苦追求的又是什么”（《苦旅》）；另一方面“希拉穆仁，希拉穆仁／你就是慈爱，你就是方舟”（《慈航》）。“希拉穆仁”与诗人忽尔融为一体，不分彼此；忽尔远隔天涯，形同冰炭。它被诗人所歌唱，所追寻，它又被诗人所拥有，所爱恋，它也为诗人所忧伤，所悲歌。同样是《老屋》，诗人已不再记得或者不再描述瓦楞上的荒草，屋檐下的冰凌，也不再怀恋其中的温馨与宁静。此时有的是骨髓里生出的伤痛，“于是想在墙上画几扇窗户／可一举笔就一阵心痛／（多一个窗口是不是就多一个伤口）”（《老屋》），这种心痛几乎是必然的，这是对已往精神世界的超越之痛，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清醒者要忍受加倍苦痛。
尽管有许多的哲学家将“超我”作为一种精神，或者缩小一点说是某个个体的精神的最后阶段和最高境界，但事实上，也有许多哲学家为此把自己弄得走投无路。一旦这个“超我”精神获得某种定义，那么思想的夜幕就已垂下。因此，与其获得一个确定的结果，不如获得“我思，故我在”的过程更有意义。
“那积存万世的情感／被长风推涌而下”（《了悟》），即使没有长风推涌，那积存万世的情感自身所拥有的也足以波急浪高，从脚下排向天边。“希拉穆仁”的月亮照耀下的夜，是最美的夜，沐浴在这样的月光中，灵与肉已无分界，除了开放得随心所欲，还能怎么样呢？但，这远不是全部。几乎也是一种宿命，思想越往前走，创痛也就越加强烈。“希拉穆仁，常常／我们就这样无奈地展开双手／这手善良、宽厚而又柔弱／这手不能深入青铜、石头以至树的内部”（《生命》），这手实际上也就是精神之手，情感之手，在面对强大的物质世界的时候，它真的是很柔弱，而正因为善良、宽厚它才柔弱。这真是一个困境，不论在这困境中挣扎，还是试图打破或冲出这困境，所经受的和必将经受的依然是苦痛，这别无选择。
“希拉穆仁／今夜不说禅，不说终极／伸展双臂掬一轮圆月／和风起于桂树／月中洒下水来”（《日子》），这与其说是期待，还不如说是无奈。“一层沙摊在另一层上／一种干渴摞着另一种干渴”（《苦旅》），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把它滋润？什么样的东西又能够把它滋润？“雪上的妹子”是年复一年的爱恋；“冰做的妹子”是亘古不变的感伤，而那“红房子里的妹子”困厄于致命的浓香，但又无法解救。哥哥走西口去了，一马马的平川，任妹子瞭着，瞭着，一马马的平川啊，瞭不见个人。悲凉随着小路变得深邃而漫长，星光，月光越来越远，这时，民歌就该起了。
“……通往天堂的门关闭已久／只有地狱永远大睁着空洞的眼睛／那是思想者最终的通道”（《思想的手》）而且 “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涌入大海的河流众多，你却不能／从大海走向所有的河流”（《走在海上或哀歌六章》）。思想是一条没有终点的路，注定是一条不归路，无头可回。在思想的行进中，家园和故乡会越来越远，它和未来一样的渺茫，但这并不是失去。从把握家园和故乡原始的、质朴的人性物质存在到把握更为复杂深厚的人性的精神存在，应当说这是家园的真正深处。这是一个自我超越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无限的，这也正是李杜诗歌的意义和价值所在。作者：郭俊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