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沉淀的证据
当我第一次站在这里，面对斜坡高处，这样一个庞大得让人敬畏的陵地，我在努力寻找，寻找一个动态或者静态的词。黄昏里淡淡的朦胧，像人到中年的皮肤。高高的雪松，斜斜的甬道，幽幽的青山，渺渺的太空，被静默悄悄捏在一起。台阶，一级，一级，向上延伸。顺着台阶，慢慢拾级而去，仿佛踩着沉淀凝固的时光，仿佛读着光芒里
宁静的经卷。台阶的尽头是一座亭台样的房屋——一代伟人就长眠在这里。我在这房屋旁的夕阳里安静地站着，像一颗凝望月光的土豆。远处的苍茫，四处飘荡，宛如永远没有归宿的孩子。
上上下下的身影，在眼前晃动。那些像我一样的人，那些来自远方的人，那些来自异国他乡的人，都自觉不自觉地聚集在这里，为了目睹那段沉淀已久的时光，为了目睹
时光里沉淀已久的证据。高高的山梁，横卧在苍苍的秋凉里。想象的身影，烽烟里走动的身影。还有呐喊，听得见的呐喊，宛如闪电一样的呐喊，渐渐地，从青山背后，从遥远的地平线，从远方的炮声流弹里，走了出来。那是一群特异的人，那是一股特异的声音，仿佛黑暗里擎着火把的天使，仿佛沸腾起来必须要远去的河流。
当我们拖着生命行走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生命毫无意义；当我们相互驱赶着自己，相互奔向死亡的时候，我们才发现生命的真正意图是一场格斗，一场生命内在的格斗：自我生命价值的清晰性与世界格局的模糊性之间的决斗。人类走到今天，就是在不断的自我格斗中成长然后死亡。历史作为一种不露声色的见证，也是。无论怎样的时光，无论时光里怎样的光芒。当我们静下心来，像注视天空一样注视这一段光芒，我们都会发现，生命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力量凝聚的过程。生命的歌唱，实际上就是一段时光覆盖着另一段。在这过程当中，声音越是高亢就越具备力量。
面对这样一个陵地，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来诠释生命的价值甚至意义。生命已经在这里永恒，留下的是无数人的景仰与感叹，留下的是无数的文字在书籍里喧腾。我看着墓道两旁，那些高大挺拔的树木，那些在风雨中越来越倔强又越来越沉着的树木，那些在时光中悄悄喧嚣又渐渐苍老的树木。这些时光里的见证者，面对青山昂首长空的见证者，守候这巨大的陵地就像守候圣洁的月光一样的见证者，是否目睹了那一段非难逶迤的时光？是否听见了那一段时光里非难起伏的呐喊？陆陆续续的人群，像深秋的蝴蝶，他们啪打着抽象的翅膀，悄悄把这种记忆带往远方，带往遥远的远方。我像黄昏一样站在这里，我看见自己的阴影，在自我的道路上寻找，寻找一个苍茫或者苍凉甚至冷金属一般的词语。中山先生作为一代圣者，终于跑完了那个时光段里艰难的生命长度，当然，也在艰难中完成了那个时光段里料峭的生命高度。
历史作为一种存在，在中山先生这里，变成了具象的奔涌与咆哮。数千年来的封建专制，终于在中山先生这里束手。从同盟会到广州起义，从广州起义到武昌起义——从武昌起义再到中华民国的诞生。披肝沥胆的中山先生，在人道凌迟的国度里，终于完成了民族生命的艰难转向，终于更新了民族载体的流程方式。中华民族由自我封闭慢慢走入兼容与接纳，中山先生作为理性的奠基者——一个带有西方精神意愿的奠基者——铸就了一个维新的苍茫国度。当然，还有先生后来的继承人——中正先生。作为中山先生的传人，蒋介石先生完成了中山先生的局部遗愿：民族的统一与民族的更新。蒋介石先生在国是腥风中终于结束了军阀的纷争，完成了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的基本统一。国家，作为一种新兴的载体，终于有了“民生，民主，民权”的响亮声音，古老而又苍茫的国度，终于披上了自我的装束。
天色渐渐暗淡下来，果冻一般的夕阳已经悄然隐退，暮霭的苍茫宛如生命中凌乱的记忆。我理解历史的方式，也理解时光的方式。当生命成为，一种符号，一种载体，一种难言的命运，在必然的时空里悄然远去，所有的重量都将默然消失。时光作为一种具象的抽象，也将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进行一切消解。当生命的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趋同，生命的内在光华就会闪现，生命的内在苦难也会凝聚。当年的中山先生远渡东洋，目的只有一个，怎样用自身的方式来完成社会的方式，或者说，怎样用自我的方式来扭转社会的方式。对于后者，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中山先生把自己毕生的精力，都用在“扭转”之上，这是一种搏斗，生命内在性与社会群体性的搏斗。中山先生在这样的艰难罅隙中，终于完成了前人几乎不能完成的事业：当一个人把自我情怀与大众情怀相结合，世界的趋同性就会展示出来。这种趋同，当然是一种悲悯，对生命，对社会。
作为那个时代特有的光芒，中山先生以自我高韬的生命流程，展示了时光段里的河流，流动闪烁的河流。这是一种自我的救赎，也是一种他我的赎救，生命走到了这里，孤独的拯救变成了群体的义无返顾。生命在此的闪烁仅仅是其外在光华，内在的大悲悯成为了生命真正的实质，生命是需要内在拯救的（虽然，有时，也可能通过外在权力或者欲望外在）。今天，当我们重温这段历史时光的时候，我所理解的，不仅仅是时光的外在，也不仅仅是时光的内在。时光只是以客观的方式自然流动，并不以社会载体的转移为转移，更不体现个人意志。
中国近代史，决然一部凌迟史。晚清，想用自身的孤独抗拒世界的喧嚣，结果当然失败。最后的结局是国民遭受更大的精神凌迟。一个民族走到这种地步，不是统治者的无能，就是国家的整体不幸，或者是国民的全局衰败。特别是，当国家意志再也不能驾驭民众沉默时，民族的生存危亡就迫在眉睫。作为烽烟中的民族，要么生存，要么灭亡，这已刻不容缓。当然，这也不是个人意志能够解决的。中山先生作为那个时代特有的思索者与先行者，以一种自我的妄图介入了黑暗的背后，我们今天看见的就不仅仅是先生自我生命的张扬了。一个顽强的时代，造就的是顽强的人，一个凌乱的时代，造就的也是顽强的人。唯独一个破碎腐败黑暗甚至绝路的时代，造就的是英雄，是领袖，是充满时代象征的人。当时代用抒情的方式诉说苦难，第一个有良知的人总是饱含泪水。
我不知道中山先生当时的心理动机，但风雨中的历史让我明白，当一个人的生存价值与大众的社会情怀紧密结合，这个人凸现的，就是历史中的社会价值，也是时光中的史学意义，而不再仅仅是个人生命的局部光芒。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有自我的光芒。而每当这样一个人，站在时间的端口，高举生命的大旗，他的身后，总有扛着光芒的队伍。而这人的内在所展现出来的社会行为，不是民族的希望，就是民族的脊梁。当然，我不否认，政治是一种特殊的载体，也是最有诱惑力的载体，当自我生命成为这种载体的局部或者全部，生命的格局，在实际走向上，不是苍凉就是悲壮，这已没有其他更多的选择，这是社会允许的游戏（特别是当政治生命以利益或欲望为前提相互出卖的时候，我们看见的，不仅仅只有邪恶）。
我在先生的灵柩前站定，我知道几米以下的土地中，有先生永远的身躯，这不仅仅是一种光芒，还是一种证据，时光里苍茫的证据，历史中凝重的证据。历史是需要证据的。历史在实际上就是证据的重复。先生的灵柩四周，站了许多像我这样的人，他们像我一样来自远方，来自遥远的异地。他们也像我一样，默默注视着，注视着青山之上这个沉睡的英灵。我看着悄无声息的人群，他们轻轻地围着先生的陵墓缓缓地移动，像不经意的光线那样移动，我看他们脸上写满了凝重与敬意：这是一群来自遥远国度的人，金发碧眼的他们，以他们自我特有的虔诚，高高地捧起他们的敬意，默默放下他们抽象的花束。我围着先生的灵柩走了两圈，先生的大理石棺静静地躺着，像一本经书那样躺着，像从此岸到彼岸的桥梁那样躺着。
作为一代圣者，我们不否认先生的伟大功绩。作为时光里的证据目击者，我有幸在今天站在了这里。暮霭像奶酪一样，正在降临，远处的苍茫像渐渐远去的历史。人群，缓缓向山下走去。透过苍茫，我感受最多的，还是世事艰难，小至个人，大至社会。当一个决心要为国家捐躯的人，他自身肩负的黑暗与重压，常常是一个民族的悲剧与凄凉。当一个决心要扭转民族命运的人，他自身的命运常常就是国家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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