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刊于1956年7月，是中国第一本青年文学刊物，至今已50年了。目前《萌芽》发行量已达50万份，是对青年深具影响力的一本原创文学杂志。1999年，萌芽联合13所著名高校合办中国新概念作文大赛，大赛发现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80后文化偶像，而被誉为“80后偶像摇篮郭敬明，“80后”代表作家。1983年6月6日出生,四川自贡人。2002和2003获得第三第四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2003年入选年福布斯中国财富名人榜,成为年纪最小的进榜者。至今已出版了《爱与痛的边缘》《幻城》《梦里花落知多少》等多部作品。 日前，《新闻晚报》刊登《郭敬明如此“报恩”》一文，披露郭敬明“嫌稿费太低，拒为《萌芽》50周年特刊写稿”。这一事情使郭敬明在抄袭案风波后又陷入一场形象危机。对此，郭敬明回应，没有写稿的原因是杂志当时约稿太晚，而自己又不愿意草就。但《萌芽》杂志随后发表声明指出：在约稿过程中，郭敬明“主动问及稿费标准并举出其他媒体约稿费用有达千字千元”，“经过几次约稿交涉，我们在最终没有收到其稿也没有其任何解释的情况下，才对媒体有此‘拒写’一说”。 毫无疑问，《萌芽》杂志对郭敬明的成名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当年一文不名的穷学生郭敬明，就是因为获得杂志主办的第三、四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而走上文坛。郭敬明也曾坦言，如果没有“新概念”，他的生活“不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从传统道德层面来看，个中不无“恩情”成分。但反过来说，作为早期“新概念”的参赛者，郭敬明此后的市场知名度对于提高《萌芽》的影响力，难道就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相信《萌芽》方面对此也不敢断然否认。 由此可见，以市场的角度来看，作者与杂志归根结底是一种利益关系。《萌芽》杂志固然可以双方的“亲密关系”（实质是一种“熟客”关系）为理由，约请郭敬明供稿。但对于郭敬明来说，却未必非写不可。郭敬明即便就此提出稿费上的要求也是无可非议的，更谈不上是“忘本抬价”或者“人一红脸就变”。因为这里的关键在于，双方交易条件是否成立，而不在于谁受过谁的“恩惠”。 特别是以培养青少年作家、面对学生读者为市场定位的《萌芽》杂志，尤其不能借话语权以自重，更不能动不动就抬出一副“文学教父”的面孔，以此对青年作家施加压力。说到底，《萌芽》约稿遭拒后的失落与愤怒，也正是缘于其浓厚的“文学教父”情结。可以想见，这种强势意识对于那些相对处于弱势的新生作家将产生何等的压力，而在这样的强大压力下，恐怕就是那些已经成名成家的所谓“萌芽人”，也不得不虚与委蛇。这一点，从此次《萌芽》杂志50周年“萌芽系”作家的种种表现来看，不难窥见一斑。而不讲“规矩”的郭敬明，便是因此蒙上了不知“感恩”的十字架。 文学创作讲究的是个性，而媒体的“文学教父”情结，则是对文学创作力的一种精神迫害。当前“文学市场”领域严重缺失“市场道德”，与此同时，与市场经济交易规则不相符合的各种“泛道德论”却喧嚣尘上。所谓“市场道德”，其核心理念无非利益与公平原则。也就是说，在市场活动中，追求利益最大化并非“缺德”，而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不二法则；另一方面，市场交易客观上必须遵循公平原则，不能以非法手段侵占他人利益，或利用各种优势（包括“话语优势”）使对方无利可图，否则便是一种“不道德的交易”。 以此来看，郭敬明此前的抄袭行为是以非法手段侵占他人利益，因此必须接受法律惩罚。而《萌芽》这次的做法，不无利用话语权（以当年“恩情”要求多名作者“不计报酬”、“纷纷写稿）强迫他人进行市场交易之嫌，显然有失市场公平。正因如此，郭敬明此次拒绝给《萌芽》供稿并无过错，更不必为此担负什么道德罪名，因为郭敬明的“抬价行为”完全合乎“市场的道德”。至于郭敬明是否出于其他原因而与《萌芽》交恶，则是另外一回事，而且无关宏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