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作为文学经典，将是永远说不尽的话题，然而由此而来的“红学”，特别是最近这半个世纪的“红学”与文学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无论“政治红学”、“考据红学”，还是“游戏红学”、“八卦红学”，都远远超出了文学研究、文学解读的范围。在“红学”的泡沫中，有人常常会忘记这不过是一部伟大的小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有个经典的论述，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还有一部《红楼梦》。现在看来，“地大物博”早已站不住了，《红楼梦》依然受到世人的关注，“红学”更是久盛不衰，掀起一次又一次的热潮。

    如果说上个世纪50年代、70年代的几轮“红学热”完全是宫廷政治的一个部分，只是要借“红学”做政治批判、权力斗争的文章，那么到了近年来势头很猛的这一轮“红学热”，表面上看来已经与现实政治毫无瓜葛，大致上以商业化、市场化的因素为主，有了买方市场才会滋生出这么多“红学”图书，换言之，正因为“红学”有土壤，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人钻进“红学”中去，在这里面寻找人生的寄托，获取世俗的利益，说穿了就是“向过去讨生活”（樊百华语），向《红楼梦》讨生活，在故纸堆里营造自己的世界，实际上也是回避现实的一种方式。我记得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人研究星辰、人体、杠杆和化学物质，中国人则研究书本、文字和故纸堆。生也有涯，知无涯，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真问题值得人们去关注，有多少真学术值得人们熬断青丝去追求、去探索，有多少新生活值得人去创造，有多少丑恶的社会现象值得去批评，有多少全新的领域值得去发现，有多少未知的门需要人去打开……把宝贵的精力、时间和资源耗费在虚无飘渺的“红学”中，难道不是难以估量的浪费吗？

    简单地说，对中国这个苦难未尽的民族而言，“红学热”就是一种奢侈。“红学”越繁荣、越热闹，折射出我们的社会越不正常，我们的学术尤其是人文学科越有问题。关于《红楼梦》，鲁迅的这几句话早已说得明白：“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楞是要从《红楼梦》中找出什么石破天惊的秘密，发现什么举世哗然的真相，揭开什么触目惊心的谜底，注定了枉费心机，《红楼梦》还是《红楼梦》，不同的读者还是会用自己的人生体验、审美眼光、价值标准去看《红楼梦》。尽管说到底“红学”本身的价值确实值得怀疑的，但我不想否定几代“红学家”付出的那些努力，也无意针对任何一个“红学票友”，我在意的是一个民族创造力的不断衰竭，一个民族的审美能力被扭曲，一个民族总是在弯弯曲曲的死胡同里转悠，将生活引入精巧、细致的方向，玩些可有可无的东西，关心一些虚幻的泡沫问题，对变化中的大千世界，对错综复杂的现实，对活的人生失去了正常的感知力和判断力。

    “红学热”的持续升温、经久不衰表明我们的社会是不健康的，我们的政治文化是畸形的，几千年的专制政治形成了围着皇帝、宫闱转的文化，铸造了一种极为可悲的茶余饭后“窥阴”文化，仰望宫阙，对那些发生在皇宫或深宅大院里的故事有着强烈的兴趣，这种兴趣主要不是建立在对不幸和悲剧的同情、感悟基础之上，更多的是玩味、欣赏、娱乐，将一切娱乐化，包括张艺谋拍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之类电影都是继承了“窥阴”文化的传统，把目标总是锁定在饮食男女上面，不是揭穿黑暗，而是将黑暗转化为无泪的欢笑，不是着力控诉制造悲剧的制度和文化，不是否定丑陋，相反，还要在丑陋中讨生活，在“审丑”中营建“审美”的效果，谋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在电影《英雄》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如果说之前的张艺谋还是遮遮掩掩，到了《英雄》就是赤膊上阵，为专制大唱赞歌，一曲“英雄”的颂歌就是专制皇权的颂歌，以商业手法达到了最佳的政治效果。这样的电影镜头拍得越美，画面越漂亮，也就越可怕。

    “红学热”映照出一个古老民族的面孔，是那么的苍白，那是精神营养不良的症状，是心灵上的不健康，是智力上的不现代。西方哲人说，专制使人变得冷嘲。专制也使人不成其为人，长期受专制浸染的民族要告别专制确实很难。在专制的旋涡中打转惯了，人们会不知不觉地按专制文化的思维想问题。在毛泽东退出历史舞台后，“红学”并没有因此式微，反而继续“热”下来，就是一种惯性在起作用，是“窥阴”文化在支撑着“红学”的繁荣，有人要到“红学”讨生活，有人要借“红学”躲避现实，目的也许各不相同，相同的是脚下的土壤还是过去的，一方面在“红学”中把玩还不失为一种文人情趣，一方面又满足了无数“红学迷”的需要，真是何乐而不为？！“红学热”告诉我们，我们还没有真正迈入现代的门槛，充其量只是一只脚踏入了，另一只脚还在门外。套用一句话，“红学”有问题，不是“红学”的问题。“红学”之病也不能在“红学”自身寻求解决的药方，在迈向现代社会的进程中，随着制度转型的完成，多元空间的出现，宫闱秘事、豪门花园不再是文化消费的中心，人们不再需要向过去讨生活，“红学热”也自然会冷却，当然，我们现在还看不到这一迹象。（傅国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