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张飞是曹操侄女婿，我们究竟研究了什么

杂文选刊2006年第3期（上半月版）登载一篇名叫《博士论文》的百字杂文，说在某次“博土论文竞赛”中，获奖的论文题目如下：《吃饭有益论》、《论“回”字的第四十四种写法》、《秦始皇焚书坑儒所用引火材料新考》、《武大郎卖烧饼的吆喝技巧与WTO背景下的营销策略》、《左手还是右手——关于曹雪芹用哪只手举杯喝酒的伦理学考察》。

这是文学版的对我们一些以学术特长取胜，“把学问做深做透做细”的高水平博士的最新注解。 而现实版的学者专家又如何呢？四川社科院研究员、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常务副会长沈伯俊潜心研究20余年终于提出“张飞是曹操侄女婿”的新见解；山东某大学教授经过遍寻典籍、田野调查，终于研究证明：《西游记》里的孙猴子就诞生在山东泰山，和这位教授家相距不远。可令人费解的是：一边是像这样的“创新性”成果层出不穷，我国的论文总数也已名列世界五甲行列，另一边却是：据中国教育报报道，目前全国高校专利申请量仅集中在25%的高校，而75%的高校专利申请近于零；一边是博士、教授、院士越来越多，另一边却是中国的国民素质、科学技术和国际竞争力在世界排名却连年下滑：国民素质由1998年的第24位降至第29位，科学技术由第13位骤降至第28位，国际竞争力由第24位退至第31位（据2001年初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表的2000年度“国际竞争力报告”）。中国到现在还不是创新型国家。

对以上的种种现象可以有很多种解读，而笔者在这里却想说：我们究竟研究了什么？我们究竟要研究什么？

大家知道，基础理论性的研究要讲前瞻性、首创性，应用研究要瞄准实用性、可行性。可我们学者往往干了一些高射炮打蚊子的事情，有些研究劳心费神，而成果一出来却往往没什么价值。不少论文既无社会价值也无经济效益，出生之日也就是死亡之时。就是有的治学严谨的老教授伏案研读数十载，一朝收获，查查英特网，才知道这是国外几十年前就已研究过的东西。论文不是每个人都能写的，要不它为何又叫学术论文和科学论文呢？它是“在科学研究或科学实验的基础上，对某学术领域里的一些现象或问题进行科学的分析和阐述，从而揭示这些现象或问题的本质及规律性的一种议论形式，是学术问题科学成果的文字体现”，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科学水平。论文的“小众化”决定了论文写作的高门槛和高规格，可现在的全民一哄而上写论文的现象，又有谁把论文的学术性、科学性、创新性放在了心上，如此发展下去，说不定哪一天真有一位扫大街的农村老大娘突发奇想，没准也弄篇诸如题目叫《论扫把和扫帚星的血缘关系》的论文呢。

现在具有新思想、新见解、新方法、新材料的论文少之又少，可我们的“水论文”却大行其道，论文数量连攀新高。研究的低水平和研究内容的大量重复，正在扼杀和窒息学术，也造成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的浪费。也许有人会说，研究的有无价值和选题有关，只要选题把好了，就不会出现问题。可是我们有不少国家级、省部级课题，按理说选题立意还不错，也挺有研究价值，可就是出不了响当当的成果，一些申请到了国家级、省部级课题的人士也是赶鸭子上架，鲜有能填补国际、国内空白的。在大师、巨匠缺乏的情况下，我们又能研究出什么呢？我们能尽快改变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特等奖总频频空缺的局面吗？

我们的研究者太过于工具理性，太过于急功近利。为热爱而进行学术研究的较为罕见，一些大学教师搞科研的目的仅仅是凑论文的数量，为了评职称，一些硕士、博士写论文的宗旨就是为能拿到学位，在这样的功利思想诱导下，谁又能相信他们能写出高水平的论文呢？据有关报道：北京科技大学冶金系的一名博士生七天之内就完成博士论文，堪称世界之最；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枪手，一个月内就“搞定”一篇博士论文，而这篇论文却能在答辩中一次通过。短平快地多出成果、快出成果的学术跃进和浮躁心理，却忽视了科研的基础性、传承性和周期性，这样不放出一些令人捧腹的学术研究“爆料”反倒奇怪了。

学术研究也是一个组织缜密的系统工程，他需要体制、机制的理顺和通畅，内因、外因的互动与共振、整体和个体的兼容与和谐。倘若具有学术潜质和显质的我们，能真正把学术当作事业来做，和自己的生命密不可分，那么，我们离学术建树已为期不远了；倘若我们的学术，远离那些僵硬的一刀切的生成和评价体系，切实尊重学术规律，不以论文数量和大学排名论英雄，而是以质取文，以人为本，更加注重自主创新和学术价值，更加与社会、经济融为一体，那么我们的学术就会愈发地富有生命力；倘若我们研究人员，具有合作精神，能组成学术共同体，进行系统和集成创新，那么我们的学术就会更加壮大和更有效率。惟其如此，我们的研究才会更有价值，我们的学术未来才会更美好。

作者：李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