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矛盾斗争与蜀国的灭亡
作者：尹韵公刘备入蜀前，益州的最高统治者乃刘焉父子。刘焉，江夏竟陵人。汉灵帝末年，刘焉目睹“政治衰缺，王室多故”，“欲避世难”（《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上奏请求出任益州牧。刘焉入川时，亲戚故旧跟随他入川的很多，同时他还把南阳、三辅等地流入益州的数万家流民，收以为兵，“名曰东州兵”。以刘焉父子为首的东州地主集团的势力在益州的侵入和发展，必然会触犯和损害当地土著地主集团的既得利益，引起主客不睦、互相争长的尖锐矛盾。刘焉上任后，一方面“招纳离叛（黄巾军残部），务行宽惠”；另一方面借故杀掉益州豪强王咸、李权等十余人，“以立威刑”。（《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这样一来，激起了由益州人担任的犍为太守任歧和贾龙的武装叛乱。刘焉依靠东州兵击败了任、贾势力，使东州地主集团同益州地主集团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兴平元年（194），刘焉卒，少子刘璋继任益州牧。“璋性宽柔，无威略，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阙，益州颇怨。” （《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注引《英雄记》）刘璋见益州大族赵韪深得人心，便委之以大权，企图拉拢益州土著集团。哪里知道，赵韪心怀异计，企图趁此赶走东州地主集团。他一面“阴结州中大姓”，一面“厚赂荆州请和” （《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注引《英雄记》）起兵倒刘璋。蜀郡、广汉、犍为三郡立即响应，声势浩大，惊动朝廷，刘璋政权一时岌岌可危！东州地主集团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关头，“咸同心并力助璋，皆殊死战”，大破赵韪军，并斩杀赵韪，好不容易才把大规模的内乱平息下来。此后，刘璋为了消除反侧之心，滥施恩惠，妄加爵位，弄得“德政不举，威严不肃”，“君臣之道，渐以陵替”。（《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郭冲条亮一事）这就是刘备入蜀前的政治形势。
建安十三年（208），刘璋遣张松诣曹操。当时曹操军情紧迫，急于追击刘备，对张松有所怠慢，使张松非常怨愤。（《华阳国志》）回去以后，张松便在刘璋面前诋毁曹操，力劝刘璋与刘备“交通”。建安十六年（211）曹操进讨张鲁，益州恐惧。张松再次敦促刘璋请刘备入蜀，刘璋从之。张松和刘璋各有各的想法和打算，张企图借外来力量打击东州集团，使益州地主集团的势力有抬头之日；刘因内受州中“骄豪”的挤压，外有张鲁、曹操的威胁，企图驱使刘备为自己的利益卖命，以巩固东州集团的统治。可他们都错了！刘备是抱着夺取益州统治权的野心入蜀的。尽管刘璋待他极厚，但他并未改志，而是釜底抽薪。“先主北到葭萌，未即讨鲁，厚树恩德，以收众心。”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这样做，东州地主集团同益州土著集团的矛盾暂时退到居第二位，而同荆州地主集团的矛盾却越来越激化，越来越上升。在刘备入蜀的第二年，两个外来势力集团就展开了争夺益州统治权的战争。经过三年的火并，以刘备实现了他多年来梦想称雄一方的政治野心而告结束。刘备的胜利，对东州地主集团来说，并非灾星；对益州土著集团来说，亦非福音。
“豫州入蜀，荆楚人贵”（《华阳国志》）这句话比较真实地说明了刘备建立蜀汉政权后，大量任命和重用荆州地主集团人士的情况。多少年来，荆楚人士跟随刘备东奔西颠，南征北战，今天总算捞到好处了。然而，刘备、诸葛亮、法正等人也没有忘记积极主动地通过各种方式拉拢东州地主集团。例如，东州地主集团的实力派人物吴懿之妹，原是刘璋兄刘瑁的妻子，刘瑁病死后，懿妹寡居。荆州集团的人士极力怂恿刘备娶她为妻。对刘璋旧部董和、黄权、李严、刘巴等人，刘备也“处处显任，尽其器能”。刘备、诸葛亮等人清醒地认识到：尽管他们和东州地主集团昨天还是势不两立的仇敌，但两者都是外来势力集团，同样都受着具有严重排外性和独立性的益州土著集团的威胁。因此，他们之间有必要消除成见和隔阂，联合并肩，对付益州土著集团。不然，益州土著集团的势力成长壮大，就没有他们两个集团的立足之地了。所以，共同的经历，共同的命运，共同的利益，还有内部和外部的共同敌人，使得东州地主集团抛弃前嫌，完全倒向了荆州地主集团一边。
对于益州土著集团，刘备、诸葛亮等人则采取压制、排斥、打击和限制使用的政策。鉴于刘璋政权“以宽治蜀”的失败教训，刘备、诸葛亮等人反其道而行之，实行“以严治蜀”。由于严刑峻法，刻薄百姓，引起怨恨。有人不得不劝阻诸葛亮考虑“主客之义”，诸葛亮却干脆地答道“我们不能走刘璋的老路！”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蜀记》）。翻开《三国志·蜀书》，除刘氏家族外，立传者有59人，其中外来势力集团的有40人，土著集团的只有19人。而在这19人中，所授予的官位也不过是一般的郡守、将军和谏议大夫，没有一个人进入了蜀汉政权的最高决策层，因而也没有一个人能够代表益州土著集团的利益说话。本来东州地主集团的侵暴已使他们难以忍受，现在又来了一个新的更强大、更有手腕的荆州地主集团，等于又增添了一股分赃势力，“狭小的空间更加拥挤”，因而益州土著集团同两个外来势力集团的矛盾斗争更加复杂，更加曲折，更加尖锐。这种矛盾斗争深刻地影响和制约着蜀汉政权的人事路线、军事路线、和外交路线。抓住这个矛盾斗争的环节，才找到了研究蜀国的关键钥匙。正是因为蜀汉政权在处理这种矛盾时的失策，才使它陷于首先败亡的灭顶之灾！这个致命弱点，不管诸葛亮及其接班人具有怎样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才能，也不管他们本人怎样的人格高尚、怎样地正身律己，也无力挽救这一必然趋势。
但是，若说诸葛亮等人一点不启用益州人士也未免冤枉了他们。例如，刘备争汉中时，急书发兵增援，诸葛亮征求益州人士杨洪的意见，杨洪说“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 （《三国志·蜀书·杨洪传》）诸葛亮见杨洪与他一条心，高兴地将他破格提升为蜀郡太守。但不久，还是出于对益州人的不放心，又把杨洪调离。后来杨洪立有战功，确实愿意为蜀汉政权效劳，诸葛亮才重新让他复职。又如，益州名士杜微，刘备定蜀后，请他出仕，他伪称耳聋，“闭门不出”。（《三国志·蜀书·杜微传》）诸葛亮领益州牧后，又亲自登门，再三请他出仕，杜微仍“乞老病求归”。最后干脆给了他个闲职——谏议大夫。益州土著集团中参与蜀汉政权的好些人都得了这么个官职，既为蜀汉政权撑了门面，又堵住了益州土著集团人士的口。对于益州土著集团中的稍微越轨分子，诸葛亮等人毫不留情地加以镇压。例如彭羕有才，刘备入蜀，他也立过一定的功劳，但他“恣性骄傲，多所轻忍”。诸葛亮看不惯他，屡次向刘备告状，便把他外放为江阳太守。彭羕私情不悦，向马超发牢骚，说：“卿为其外，我为其内，天下不足定也。” （《三国志·蜀书·彭羕传》）。马超本来就不得志，“羁旅归国，常怀危惧”，闻言大惊，生怕牵连自己，立即报告了刘备。彭羕被关进监狱。他不服，在狱中上书给诸葛亮，为自己申辩：“至于内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公，共讨曹操耳，宁敢有他志耶？孟起之说是也，但不分别其问，痛人心耳！”尽管陈述痛彻，彭羕仍被杀掉。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坚定地依靠荆州地主集团，团结和信任东州地主集团，排斥和控制地使用益州地主集团，并且不让后者进入政权的中枢机关——这就是刘备、诸葛亮等人所制定的和他们的接班人蒋琬、费祎、姜维等人所遵循的组织路线。
诸葛亮及其接班人压制和不信任益州土著集团，益州土著集团也对蜀汉政权保持沉默、抵抗、不合作，有时也采取激进行动，主客之间的敌对和仇视情绪日渐加深。刘备病逝于永安宫后，益州土著集团中的豪强黄元、牛褒等人以为时机已到，便象他们的先辈那样，举兵反抗，但先后遭到失败。益州土著集团巴不得蜀汉政权尽快灭亡：“先主讳备，其训具也；后主讳禅，其训授也；如言刘已具矣，当授与人也。” （《三国志·蜀书·杜琼传》）意思是：刘备名“备”，就是已到尽头；刘禅名“禅”，就是政权应该交出。蜀景耀五年（262）即临近蜀亡的头一年，宫中大树“无故自折”，益州名士谯周在宫柱上写道：“众而大，期之会，具而授，若何复？” （《三国志·蜀书·杜琼传》）含蓄地说明蜀国应该灭亡，魏国应该统一。益州土著集团身在蜀汉心在魏，他们巴不得魏国早日“解放”他们。益州名士杜琼经常在他们当中散布：“古者名官职不言曹。始自汉以来，名官尽言曹，吏言属曹，卒言待曹，此殆天意也。”应当说，实行九品中正制后的曹魏政权对他们确实有吸引力。所谓九品中正制就是中央政权为了吸纳人才，扩大统治集团的社会基础，由中央选择“贤有识鉴”的大族名士，担任其本郡的“中正”，负责察访与他们同籍的散在各地的士人，评列为九品，作为吏部除授官职的依据，从而加重了大族在地方上的威权。可是，蜀汉政权却不敢实行这样的政治改革，因为他们是外来势力，在益州没有根基，如果效法魏国，加强地方上的权力，他们既得得利益和权力完全有可能被益州土著集团的大族名士逐步夺去。相反，益州土著集团却高兴这样做，因为他们可以通过这条途径打入最高领导阶层，扩大和发展自己的势力。连年战争消耗了荆州和东州联合地主集团的大量有才之士，但他们始终又不愿意大量地启用和提拔益州土著集团的人士，所以蜀汉政权出现了所谓的“人才匮乏”现象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责任并不在诸葛亮及其接班人身上，而在他们那条致命的组织路线上。
景耀元年（258），益州土著集团的代表人物谯周抛出著名的《仇国论》，这篇文章实质上是三十多年来，荆州和东州联合集团同益州土著集团政治斗争的产物。文章就三国时代的政治形势和蜀汉政权的政治策略、军事路线提出了益州土著集团的系统看法。他们认为：蜀汉政权“可为文王，难为汉祖”，“如遂极武黩征，土崩势生，不幸遇难，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夫民疲劳则骚扰之兆生，上慢下暴则瓦解之形起！” （《三国志·蜀书·谯周传》）费祎、姜维等人看出益州土著集团意在挫损外来势力集团，贬低他们的能力，发展自己的势力，便拒而不睬，依然“咸承诸葛之成规，因循而不革”。（《三国志·蜀书·费祎传》）不过，从这件事也可看出，谯周敢于提出《仇国论》，而费祎、姜维等人却不采取任何轻微的惩罚，说明益州土著集团在蜀汉政权内部已有一定的势力和市场，它为后来刘禅的投降奠定了基础。
在这里不得不提提黄皓的作用。过去一些史学家把蜀汉的衰亡归咎于黄皓，这未免太抬高了他。黄皓干预朝政，始于景耀元年（258），离蜀汉灭亡有六年光景，这时的蜀汉政权，其政治、军事危机已公开化、表面化。费祎死后，姜维接管大权，但同时参政的还有诸葛亮之子诸葛瞻、董厥、樊建。姜维同黄皓矛盾极深，他密报后主请杀黄皓，后主不许。景耀五年（262），黄皓因姜维久战无功，企图以荆州集团的右卫大将军阎宇代替姜维。史书曾称赞阎宇“宿有功干，于事精勤”。（《三国志·蜀书·马忠传》）诸葛瞻、董厥等人也上表后主，要求召回姜维，夺其兵权。（《华阳国志》卷七、《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孙盛《异同记》）姜维知道后，吓得不敢回成都，只好屯驻沓中，从而造成蜀汉最高领导权的分裂状态。及至后来邓艾入蜀，诸葛瞻痛心疾首地说：“吾内不能除黄皓，外不制姜维，进不守江油，吾有三罪，何面而返！”（《诸葛亮集》）。
魏景元四年，即蜀景耀六年（263）九月，魏国大举伐蜀。此刻的蜀汉政权已陷于危机四伏、四面楚歌的地步，犹如纸糊的巨人，一捅即破、即倒。外交：早就失去吴国的支援。内政：政权分裂，政令无出，益州土著集团袖手旁观。邓艾入蜀后，百姓“惊迸山野”，“众皆离散”（《华阳国志》卷七、《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益州人士谁也不抵抗，惟有诸葛瞻上阵迎敌。他还想为自己的政权尽最后一点力，终于战死。邓艾如入无人之境，直驱成都。刘禅急忙召集群臣商议，又是那个益州土著集团的代表人物谯周公开主张投降。因为“在益州土著集团看来，蜀汉政权并不能代表他们的全部利益，它的覆亡，也不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灾害，相反，这一政权的覆亡反可驱逐荆楚等外来地主势力于益州之外，而使益州土著集团更能获得长足的发展”。（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刘禅听从了谯周的建议，投降了魏国，时值十一月。也就是说，魏国发动平蜀之役，只花了短短两个月的时间。蜀汉政权的腐朽可想而知了。
魏大将军司马昭洞悉蜀汉政权矛盾斗争的焦点和引起蜀汉政权崩溃的症结，惟恐外来势力集团和益州土著集团又发生冲突和纠纷，不利于整个统治的稳定性，便从另一个角度来解决主客之间的矛盾。平蜀之后，他下令把荆州地主集团和东州地主集团的文武官吏全部迁往中原，从而满足了益州土著集团的“蜀人治蜀”的要求。换句话说，外来势力集团已随着蜀汉政权的覆灭而撤出益州了。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是挂在成都武侯祠堂前的著名对联，后一句话，既批评了刘璋“以宽治蜀”的败着，又批评了诸葛亮等人“以严治蜀”的失策，的确发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