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转帖]“大闹天宫”活水有源----- 顺昌“齐天大圣”之我见

“大闹天宫”活水有源----- 顺昌“齐天大圣”之我见

蔡 铁 鹰

（淮阴师范学院 江苏 淮安 223001）

　　提 要： 顺昌发现的“齐天大圣”家族，不能证明孙悟空祖籍福建，但可以证实中国本土文化中称为齐天大圣的猴故事确实独立存在过，并通过杂剧《西游记》与以佛教色彩为主的孙悟空猴合二猴为一猴，最后产生了齐天大圣孙悟空。精彩的“大闹天宫”故事，便是中国本土猴“齐天大圣”家族对《西游记》的贡献。

　　关键词： 《西游记》 齐天大圣 孙悟空 大闹天宫

　　近年媒体上不断有在福建顺昌发现“孙悟空兄弟合葬墓”、“孙悟空姐姐石雕像”的消息，这对于古代文化、古代文学的研究者来说，确实有“石破天惊”的效果；而且由于现代媒体的发达，读者可以真切地看到高清晰度的图片，这也大大的加强了震撼的效果。
　　但在媒体热炒之后，我们还是应该冷静的评判这些发现的意义。客观的说，这些有关“齐天大圣”的资料有相当大的文化、民俗和文学的意义，顺昌王益民先生的发现之功不可埋没，但就此断言“发现孙悟空的出身地”、“孙悟空祖籍福建”还失之过早；①
　　以下是我的一点浅见。②

　　一、取经故事的诞生，比成说早得多；创造猴行者的灵感，只能来自西域

　　在所见的关于顺昌“齐天大圣”的介绍中，几乎都会提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认为这部南宋期间刻印于杭州的、属于“说经”一家的话本，是孙悟空诞生于东南一带的有力证据。这是一个长期沿袭的成说，但同时又是一个错误的成说。错误至少有：
　　1、南宋的杭州书商刻印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但并不表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就生成于南宋杭州，也不能说明它就是“说经”话本。
　　2、《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的角色既不叫孙悟空，更不叫齐天大圣，而叫猴行者。这是有重要区别的——猴行者要经过许多文化交融，才会进化为孙悟空；然后又经过新的文化碰撞，才会进化为齐天大圣。
　　3、《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佛教色彩非常浓厚的故事，而闹天宫是道教的故事，两者也是不能简单捏合的，需要合理解释融合的理由和途径。

　　对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其实我们一直沉浸在一个学术误区中。
　　1914年，罗振玉从日本借回《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并交付影印时，王国维根据其“中瓦子张家印”的题款，断定它刻于南宋的杭州。这个结论人所共知，本身也顺理成章，确实不错。但他又说：
　　“此书与《五代平活》、《京本小说》及《宣和遗事》，体例略同。……皆《梦粱录》、《都城纪胜》所谓说话之一种也。
　　这就是一个信口随意，并无证据的疑问判断了，因为我们只要将《五代平活》、《京本小说》及《宣和遗事》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作一些简单的比照，就会发现它们实际上并无多少相似之处。王国维没有想到，他的这一正一错的判断联系在一起，引出了许多误解——由于恰恰在南宋说话中有“说经”一家（即王国维所谓“说话之一种”），恰恰 “说经”这一家又没有留下确切可对照的作品，因此后来人往往延袭王国维之说，不经意中把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刊刻时间误当成了作品的形成时间，认定它就是南宋的“说经”话本。
　　其实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说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南宋的“说经”话本！③
　　1954年中国古典文学出版社在重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时首先对此表示了怀疑，在《出版者说明》中委婉的提出：“……性质却近于佛经的赞偈，话文也和佛经相近。因此，它的体裁与唐朝、五代‘讲唱经文’的‘俗讲’类似，可能是受了他们的影响。” ④
　　1980年代及其以后，先后有多位学者就《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文本展开宗教、语言、民俗及文化交流方面的研究，一致认为它应是中、晚唐至迟是五代的产品，其最初应源出于佛教的“俗讲”，甚至有些研究成果已经比较明晰的描述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形成的来龙去脉。⑤
　　笔者在前行学者的启发下，更多的注意到取经故事的原生状态，得出了一个似乎意料之外，其实已在情理之中的结论——唐僧取经的故事就诞生在当年玄装取经东归之时的西域途中，比我们所有的预料都要早得多。试举例如下：
　　1、《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提到唐僧取经一行包括猴行者在内共七人——“僧行七人”、“法师七人”。案：《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云：玄奘回程经北印度的僧诃补罗国时，“时有百余僧皆北人，赍经像等依法师而还”，由于沿途遭遇雪崩、盗贼等原因，至翻过最困难的克什米尔大雪山、也就是接近新疆时时，“时唯七僧并雇人等约二十余”。这些随行僧人，都是随玄奘搭伴从印度回乡的“北人”，即北方人。这里提到的北方，指得就是今日新疆境内的古于阗、高昌国周围一带，六个与玄奘一起历经艰辛，同路归来而在喀什、于阗归宗的僧人，无论是出于自身的炫耀，还是出于对玄奘的尊崇，都完全可能创造一些传说或者成为传说的题材。这就是《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僧行七人”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时唯七僧”的关系。他们之间几乎已经建立了必然性而没有巧合可言，从时间和地域上都没有任何异议。1998年，冯其庸先生以76岁高龄第七次去新疆考察玄奘归国回程的线路，就是在于阗一带，还意外的听到了关于“与玄奘《大唐西域记》的记载完全吻合” 取经的故事⑥。
　　2、车迟国： 十五、六世纪朝鲜的《朴通事谚解》中留下了《西游记平话》中一段详细的“车迟国斗圣”的情节，这节名目虽然在《诗话》中没有，但在疑为宋代的队戏《唐僧西天取经》中有，应该也是取经故事中的一个原生故事。
　　车迟者，车师之音转也——也就是说，与车师是同一个外来音的不同音译。这点在音韵学上可以得到明确的认可。车师，即今新疆吐鲁番，汉代时古西域国名，为高昌国所灭，因此后人往往以车师称呼高昌。高昌在西域是一个大国，国王信佛，当年玄奘到达伊吾（今哈密）时，原准备越过高昌取近道往印度，但高昌国王派人专程将玄奘请到，并盛情邀请玄奘就在高昌留驻弘法，玄奘为此绝食四天，在答应开席讲经一个月后，才得以继续前行。
　　内地的世俗中人怎么会想起一个“车迟国”？
　　3、火焰山： 这个故事可见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其第六节过火类坳“又忽遇一道野火连天，大生烟焰，行走不得”，这是后来所有火焰山故事的雏形和来源。这个故事原生于西域不应有任何疑问。新疆地下藏煤丰富，常常自燃，专家告诉我们，新疆的煤田大火是一个历史现象，有些煤田早在几十万年之前就已起火燃烧。火起则遍地烟焰数尺，颇为壮烈，是—种独特的景观。始述此者，即最早将自燃大火嵌进取经故事者，非在西域不可，非西域人莫属。
　　4、深沙神：《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第三节提到阻路的深沙神，第八节讲降服深沙神。这个故事无疑又是一个原始的而且是一个典型的西域题材故事。玄奘往印度取经时，曾在大沙漠中有过一次九死一生的经历。直到第五夜，老马从阵阵凉风中嗅到了水草的气味，玄装才算逃得一条生路。这段经历让玄奘刻骨铭心，但他并没有意识到或者说他不愿将其归功于老马识途，而是说“即于睡中梦一大神长数丈，执戟麾曰：何不强行，而更卧也！”这里的大神，就是来自佛教密宗的沙漠之神——深沙神，也就是后来沙和尚的原型，这一点，自陈寅恪指出之后，并无疑议。重要的是，玄奘所遇的大神、佛教的沙漠神、《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深沙神，都以沙漠为背景，只是在进入内地在《西游记》之中，才演变成水中跳出来的沙和尚。
　　5、地勇夫人： 《唐僧西天取经》中的“地勇夫人”，在《西游记》中即为自称为托塔李天王之女、哪咤之妹的“金鼻白毛老鼠精”。这又是一个原生的故事、一个典型的西域题材故事。西域多草原，而草原多鼠，故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十二记下了一则中亚的有关大鼠为瞿萨旦那王助兵的奇异故事，后来这个故事在中唐演变为大鼠在托塔天王率领下为唐王助兵（这就是“金鼻白毛老鼠精”为何自称是托塔李天王之女、哪咤之妹的缘故）。金毛鼠故事源出于《大唐西域记》所记的西域土俗无可怀疑。
　　以上这些故事，其来源于西域并和玄奘取经的经历相伴相生，是不应有任何疑义的。无论有多少内地人参加过取经故事的创作，他们不会知道西域的鼠患、流沙、煤田自燃和古国车师。请看以下《太平广记》卷九十二所录，这才是一个内地的充满文人气息的取经故事：
　　初，奘将往西域，于灵岩寺见有松一树，奘立于庭，以手摩其枝曰：“吾西去求佛教，汝可西长，若吾归，即却东回，使吾弟子知之。”及去，其枝年年西指，约长数丈。一年忽东回，门人弟子曰：“教主归矣!”乃西迎之，奘果还。至今众谓此松为摩顶松。(出《独异志》及《唐新语》)

　　如果将以上涉及到的原生故事视为冰山的一角，那我们就可以想象出：当年在西域的漫漫长途上，以佛教的传播为媒介，该有多少神奇的玄奘取经故事？！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这些故事的一次结集，其背景是敦煌一带复杂的文化交流，其性质应该是佛教的“俗讲”。
　　至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主角为何是猴形，笔者曾经对前人和自己提出的四种可能作过研究和分析： 
　　1、传统所说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哈罗曼的影响。这种可能是存在的，虽然到目前为止，学者们没有给出《罗摩衍那》传入中国的途径，没有办法可信的证明中国人早已知道《罗摩衍那》和哈罗曼的故事，但哈罗曼毕竟与猴行者又太多的对应点，中印文化交流还应有些隐秘的渠道没有被发现。
　　2、青藏间“麝香之路”上《罗摩衍那》和藏族本教猴故事的传播。这一方面是延续上一说的思路，求证《罗摩衍那》的其他传播路线；另一方面提示在敦煌一带影响很大的藏传佛教中包藏了西藏原始宗教中猴崇拜的故事，不可忽视。
　　3、古羌人原始的猴图腾崇拜。现在西部及西南许多少数民族如苗、彝等及曾创建西夏国的党项羌的共同祖先都是古代青海一带的古羌族，古羌族的图腾是猴，有学者认为西王母就是古羌人母系部落的首领，猴的形象。由于最早的取经故事在西域形成，当地土俗文化形成影响的可能也要注意。
　　4、佛教密宗典籍中猴形神将的衍生。佛教，尤其是密宗，都有许多护法神，而且许多是兽形，也包括猴形的哈罗曼——哈罗曼也被佛教密宗吸收为护法神。

　　二、取经故事在内地形成南北两个故事类型,孙悟空代表了北方故事

　　晚唐五代延续直至宋代的，空前激烈的民族交融和文化碰撞，创造了取经故事向内地扩展的条件。据现在我们所知道的资料已经可以判断，至迟在宋代，原生的唐僧取经故事已经进入中原，并且与不同的中原文化融合，形成了南北两种风格的不同类型的故事。
　　我们所说的南方故事以《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为代表。因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由于某种契机而传入江南，南宋时江南一代比较集中的出现了关于猴行者纪录，除了杭州的中瓦子张家书坊刻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以外，还有就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张僧诗：“无上雄文贝叶鲜，几生三藏往西天。行行字字为珍宝，句句言言是福田。苦海波中猴行复，沈毛江上马驰前。……”和刘克庄诗:“一笔受楞严义，三书赠大颠衣，取经烦猴行者，吟诗输鹤阿师。”
　　虽然由于这几则资料传世，使得我们大家对南方的取经故事比较熟悉，但实际上，这一支取经故事却没有实质性的发展，证据就是这里的主角都是“猴行者”，而非“孙悟空”，更不是“齐天大圣”，此外我们也没有再见到关于“猴行者”的记录——虽然江南有许多猴精猴怪的故事，但那是中国固有的猿猴，其扎根于道教的土壤，与取经的猴行者不是一回事，这点我们已下将要说到。
　　北方故事的代表是队戏《唐僧西天取经》，由于可以从中看到许多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见不到的情节，因此我们判断北方的故事进入中原，也许直截取材于原生的取经故事而并未经过《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队戏《唐僧西天取经》发现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山西，保存在一部明代抄写的叫做《礼节传簿》的戏曲史资料中。戏剧史专家们说，队戏是早期的戏剧形式，由队舞演变而来。关于队舞我们有较多的资料，可以知道它随胡乐进入中原，在唐代很流行，“菩萨蛮”就是一个很有名的队舞。队舞的特点就是在舞蹈表演中渐渐的加入了情节，后来情节越来越多，而且装扮人物，有简单的故事情节和场景，就成了队戏，研究者们一致认为是一种初级的戏剧形式，其形成不会晚于唐五代至宋初，因为它比金代的院本还要古老。《唐僧西天取经》被认为是有可能是宋代，至少是宋元间的产物。⑦
　　现在我们见到的队戏《唐僧西天取经》是一部剧本的情节梗概：
　　唐太宗驾，唐十宰相，唐僧领孙悟恐(空)、朱悟能、沙悟净、白马，往至师陀国，黑熊精盗锦兰袈沙，八百里黄风大王，灵吉菩萨，飞龙柱杖；前至宝象国，黄袍郎君、绣花公主；镇元大仙献人参果；蜘蛛精；地勇夫人；夕用(多目)妖怪一百只眼， 波降金光霞佩；观音菩萨，木又行者， 孩儿妖精；到车牢(迟)国，天仙，李天王，哪叱太子降地勇(地涌夫人)，六丁六甲将军；到乌鸡国，文殊菩萨降狮子精；八百里，小罗女铁扇子，山神，牛魔王；万岁宫主，胡王宫主，九头附马，夜又；到女儿国；蝎子精，昂日兔下降； 观音张伏儿起僧伽帽频波国；西番大使，降龙伏虎，到西天雷音寺，文殊菩萨，阿难，伽舍、十八罗汉，西天王，护法神，揭地神，九天仙女，天仙，地仙，人仙，五岳，四读，九曜，千山真君，四海龙王，东岳帝君，四海龙王，金童，玉女，十大高僧，释伽沃(佛)，上，散。
　　这里既有比较原始的原生故事，如车迟国、地勇夫人、火焰山和胡王公主、女儿国之类，但显然也有进化了的，在这里，伴随唐僧取经的由白衣秀才猴行者变为了孙悟空、朱悟能、沙悟净——但是没有齐天大圣。现在我们将这些故事与元代的《销释真空宝卷》中的取经故事对照：
　　唐圣主，烧宝香，三参九转，祝香停，排鸾驾，送离金门。将领定，孙行者， 齐天大圣，猪八界，沙和尚，四圣随根。正遇着，火焰山，黑松林过，见妖精，和鬼怪，魍魉成群。罗刹女，铁扇子，降下甘露；流沙河，红孩儿，地勇夫人，牛魔王，蜘蛛精，设人洞去，南海里，观世音，救出唐僧。说师父，好佛法，神通广大，谁敢去，佛国里，去取真经？灭法国，显神通，僧道斗圣，勇师力，降邪魔，披剃为僧。兜率天，弥勒佛，愿听法旨。极乐国，火龙驹，白马驼经。从东土，到西天，十万余里。戏世洞，女人国，匿了唐僧。到西天，望圣人，殷勤礼拜，告我佛，发慈悲，开大沙门。开宝藏，取真经，三乘教典，暂时间，一刹那，离了雷音。……
　　再看元、明之间的《西游记平话》（保存于朝鲜《朴通事谚解》中）：
　　十万八千里程，正是瘦禽也飞不到，壮马也实劳蹄。这般远田地里，经多少风寒暑湿，受多少日炙风吹，过多少恶山险水难路，见多少怪物妖精侵他，撞多少猛虎毒虫定害，逢多少恶物刁蹶。（《音义》云：“刁，难也；蹶，颠仆而不能行也。”今按法师往西天时，初到师陀国界，遇猛虎毒蛇之害，次遇黑熊精、黄风怪、地涌夫人、蜘蛛精、狮子怪、多目怪、红孩儿怪，几死仅免。又过棘鉤洞、火炎山、薄屎洞、女人国及诸恶山险水，怪害患苦，不知其几：此所谓刁蹶也。详见《西游记》。）
　　这其中的主要故事是一脉相承的，虽然在元代已经有了“齐天大圣”的名号（南方故事穿插进来的标记），但故事的整体风格和格局和我们以下要谈到的盗仙衣、抢人妻女的中国猴的故事是不同的。

　　三、中国“齐天大圣”家族的猴故事自成格局，元代方始融入取经故事

　　由于鲁迅认为孙悟空的原型是国产的猴，所以早有人把中国猴的故事和文化传统梳理出来。
　　中国古代猿猴精怪的故事丰富，汉代有“盗我媚妾”的南山大玃，唐代有抢人妻入深山的白猿(《补江总白猿传》)，还有淮水水神无支祈（《李汤》）等。其中后来比较体系化的是《补江总白猿传》中提到的白猿，到宋代则演变为经典的话本故事《陈巡检梅岭失妻记》，表现了明显的前后承袭关系，流传非常广泛。这些故事里作怪的主角已经成为固定的猴精“齐天大圣”及其家族。先看宋话本《陈巡检梅岭失妻记》：
　　且说梅岭之北，有一洞，名曰申阳洞。洞中有一怪，号曰申阳公，乃猢狲精也。弟兄三人：一个是通天大圣，一个是弥天大圣，一个是齐天大圣。小妹便是泗州圣母。这齐天大圣神通广大，变化多端，能降各洞山魈，管领诸山猛兽。兴妖作法，摄偷可意佳人，啸月吟风，醉饮非凡美酒。与天地齐休，日月同长。
　　再看元杂剧《二郎神锁齐天大圣》：
　　吾神三人，姊妹五个。大哥通天大圣，吾神乃齐天大圣，姐姐是龟山水母，妹子铁色猕猴，兄弟是耍耍三郎。姐姐龟山水母，因水淹了泗州，损害生灵极多，被释迦如来擒拿住，锁在碧油坛中，不能翻身。我听知的太上老君，炼九转金丹，食之者延年益寿。吾神想来，我摇身一变，化作一个看药炉的仙童，扳倒药炉，先偷去金丹数颗，后去天厨御酒局中，再盗了仙酒数十余瓶，回到于花果山水帘洞中，大排筵会，庆赏金丹御酒，岂不乐哉！不怕天符玉帝差，吾身忿怒夯胸怀。仙酒灵丹延寿永，洞中排宴乐开怀。 
　　请特别注意：
　　1、“齐天大圣”家族早已形成，但和孙悟空、与《西游记》毫不相干；换句通俗的话说，当时的齐天大圣还认不识唐僧与孙悟空。
　　2、“齐天大圣”早已带出了有明显道教色彩的盗御酒、盗金丹之类的大闹天宫的故事，而也与孙悟空、与《西游记》毫不相干。
　　3、“齐天大圣”家族的故事发生在南方，《补江总白猿传》的白猿住在广西，《陈巡检梅岭失妻记》表明故事发生在赣、粤交界的梅岭。
　　最后看元末明初杨景贤杂剧《西游记》：
　　（孙行者上云）一自开天辟地，两仪便有吾身，曾教三界费精神，四方神道怕，五岳鬼兵嗔，六合乾坤混扰，七冥北斗难分，八方世界有谁尊?九天难捕我，十万总魔君。小圣弟兄姊妹五人：大姊骊山老母，二妹巫枝祗圣母，大兄齐天大圣，小圣通天大圣，三弟耍耍三郎。喜时攀藤揽葛，怒时揽诲翻江。金鼎国女子我为妻，玉皇殿琼浆咱得饮。我盗了太上老君炼就金丹，九转炼得铜筋铁骨，火眼金睛，瑜石屁眼，摆锡鸡巴。我偷得王母仙桃百颗，仙衣一套，与夫人穿着，今日作庆仙衣会也。 
　　这三者的一脉相承是非常清楚的。所不同的是，在杂剧《西游记》中，孙悟空和齐天大圣成了一个角色。
　　这就告诉我们，从西域传过来的取经故事中有个佛教的猴，先叫猴行者，后叫孙悟空（行者与悟空都是佛教的名词），带有许多打斗妖精的故事如火焰山、车迟国、狮子精等等；而中国传统的俗文学中也有一个道教的猴圣家族，叫齐天大圣、通天大圣（圣，是道教最常见的神号），有闹天宫的光荣历史。是元末明初的杨景贤在杂剧《西游记》中把他们合到了一起，将二猴合成了一猴，造就了一个“齐天大圣孙悟空”猴。

　　四、顺昌的资料证实了本土文化的影响，“闹天宫”活水有源

　　我们在前面占用许多篇幅，只是为了说明：孙悟空和《西游记》的唐僧取经故事有漫长的演变过程，有复杂的文化变异，不能简单的说谁就是孙悟空的原型，哪儿就是他的老家。
　　杨景贤在杂剧《西游记》中把北方的取经故事的“孙悟空”和本土的的“齐天大圣”合到了一起，以佛教的孙悟空取经故事为底本，写道教版的齐天大圣取经故事，将二猴合成了一猴，造就了一个“齐天大圣孙悟空”猴；包含盗仙桃、盗仙丹大闹天宫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齐天大圣故事，确实是在这时被融进取经故事的；以目前所资料而言，这也是取经故事第一次被命名为《西游记》，一个全部模式的取经故事诞生了。
　　但是长期以来，对于本土文化我们却研究甚少，很多情况下甚至没有注意到“齐天大圣”家族的故事的独立性，更不谈到深入研究了。

　　顺昌发现的齐天大圣家族的有关资料，对我们是个提醒。
　　顺昌发现的“齐天大圣”资料，据王益民先生的介绍，基本可以断定产生于小说《西游记》广泛传播之前，价值非常高。
　　顺昌的资料让我们实实在在的看到：在宋元的民间，以道教文化为基础，有一个独立的中国猴的故事系统存在，它归纳了申阳公那样的猴，也包括了龟山圣母、无支祈、骊山老母那样根基深远的道教神，甚至包括了从东方朔就开始的盗仙桃的故事，又进而发展出道仙丹、盗仙衣等等大闹天宫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影响是深远的，它影响了流传后世的《西游记》，是《西游记》最精彩的部分“大闹天宫”的活水源头。
　　顺昌的资料也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齐天大圣”家族的故事是如何形成的，在民间到底有多大的影响？闹天宫的故事又是如何从小到大，从少到多衍生的？和古老的东方朔究竟有何关系，又是以什么样的面貌进入取经故事的？这些都有待于回答。
　　最后，说一说王益明、徐晓望先生多次提到的，日本学者中野美代子关于孙悟空原籍福建的观点。中野美代子二十年前出版的《孙悟空的诞生》可能还没有中文译本，我只是大致上看了日文的原本⑧，按照我的理解，中野收集了相当多的福建的猴的传说，猴的故事，但她没有全局的看孙悟空的演变（也因为当时队戏《唐僧西天取经》尚没有发现），太局限于福建或者说太局限于南方，她的孙悟空诞生在福建一说是不可靠的。她收集的关于福建一带的猴资料，其实是两个不同类型的问题：一个问题是，泉州开元寺西塔上的南宋带刀猴神雕像，国内一般认为只是佛典中“猴头人身，执刀”(《大集经》)之类猴形护法神，或者是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哈奴曼，可能与唐僧取经无关，它与同时出现于石刻中的唐三藏并不刻于一处便是明证。力主孙悟空乃是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哈罗曼故事经由佛典转化的季羡林先生，也只承认这应当是宋代海路畅通后经由南海一途传入的佛典而不认为与取经故事、与孙悟空有什么关系⑨。另一个问题就是她收集的猴的资料，是在福建民间流传的中国猴的故事，这些猴的故事零星散乱，谈不上体系，在形态上与取经故事无法相比。中野女士的认真、执著，为我们研究中国的猴故事作了良好的榜样，但她没有注意到外来的猴（不管是佛经的还是《罗摩衍那》的）与中国猴的区别而将其混为一谈，所以并不具有真正的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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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顺昌发现“齐天大圣”的消息引起广泛注意，始自2004年6月新浪网转载《海峡都市报》雷立清/李坚《石破惊天新观点 孙悟空是顺昌人》一文之后，但在此之前，王益民先生已有介绍，较具代表性的一篇文章为《孙悟空的形象出自闽北宝山》，见《武夷文化研究》2004年1期，亦可在www.scdj.net（顺昌党建）网站上查到全文。
　　②、由于篇幅所限，在本文的论述中，有些地方只是叙述论点和结论而没能展开论证的过程。
　　如有所需，请参看拙著《西游记成书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12月版；《唐僧取经故事原生于西域之求证》，《明清小说研究》，2004年2期34-46页。以上均可在www.xyjg.com（西游记宫）网站查阅。
　　③、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了欧阳健、萧相恺编订的《宋元话本小说集》，第一次将“说经话本”单独成集，但其广泛罗致，于“本集”中也只收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华严经感应故事》、《花灯轿莲女成佛记》三篇。其中只有《花灯轿莲女成佛记》的形式、语气大体上和当时的话本相似，而以《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与其相比较，无论怎么看也不能视为同类。
　　④、见朱一玄、刘毓忱编《<西游记>资料汇编》，中州书画社，1983年出版。
　　⑤、请见刘坚《<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写作时代蠡测》，《中国语文》1982年第5期；李时人、蔡镜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成书时间考辩》，《徐州师院学报》1982年第3期。认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当是形成于晚唐五代之际，与敦煌俗文学问世于同一地点、同一时期、同一方言，立论基础都非常坚实。张乘健的长文《〈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史实考原》（原载《文史》第38辑，后收入张先生的《古代文学与宗教论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认为《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原本的主人公并非是陈玄奘而应是中唐时学印中西、名震大唐、同样西行取经的秘宗大师、印度血统的中国僧人不空，晚唐后这本不空的《取经记》才被利用改造成以玄奘为主角的《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其中考辩甚详。
　　⑥、冯其庸《玄奘取经东归入境古道考实》，《文艺研究》1999年第3期。
　　⑦、请参见由山西师大戏曲文物研究所编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中华戏曲》第三辑，这一辑为《礼节传簿》研究专辑，有黄竹三、窦楷、张之中、寒声等多位先生的专文详作考证，本文介绍均取自其中，恕不一一标示。
　　⑧、[日]中野美代子《孙悟空的诞生》，福武书店，1987年出版。
　　⑨、《印度两大史诗讨论会》，《新民晚报》1984年11月12日。


　　原载《学海》2006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