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维昭
[提 要]胡适在1921年已经解决了曹雪芹祖籍问题，1930年代开始，这一问题演变成“曹锡远祖籍问题”，出现了“丰润说”与“辽阳说”两种观点，两说至今仍处于推测的阶段。
[关键词]曹雪芹 曹锡远 祖籍
The Limen of The Problem “Cao Xueqin’s Ancestral Home” and Its Transform
Chen Wei-zhao
(Department of Chines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Hu Shi had resolved the problem “Cao Xueqin’s ancestral home” in 1921. The problem had changed into another one “Cao Xiyuan’s ancestral home” since 1930’s. There are two viewpoints in the topic: “Fengrun theory” and “Liaoyang theory”. The two theories are still the hypotheses now.
Key words: Cao Xueqin Cao Xiyuan Ancestral Home
一、曹雪芹祖籍的初步记述与研究
司马迁的《史记》首开“本纪”“列传”“世家”等体例，这些体例在介绍人物时总是首先介绍其祖先、迁徙踪迹、姓氏变更等。这种史述体例体现了中国史官文化的价值观，并延伸到史书以外的其他著述对于人物的介绍之中。祖籍成了个人历史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描述起点。祖籍描述并没有规定要上溯多少代，关键在于所得材料之详略。
当人们要为《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撰写生平传略时，往往感到直接材料如此之匮乏，就连曹雪芹生平好友敦诚、敦敏兄弟在谈及曹雪芹与江宁织造曹寅的关系的时候也存在着自相矛盾之处。敦诚在《寄怀曹雪芹霑》一诗里注：“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 由此可知曹雪芹与曹寅的祖孙关系。然而这一记述与敦敏诗中所说的“四十年华”相冲突，故又有误记的可能。富察明义指出曹雪芹的“先人为江宁织府” ，周春则首次点明曹雪芹的籍贯为“满洲人” ，但他与袁枚一样，认为曹雪芹是曹寅的儿子。曹雪芹的祖籍究竟可以上溯多远呢？祖籍研究，其前提当然是父籍问题已经解决。这是祖籍研究的第一环节。然而，恰恰在这第一环节上，“曹雪芹的父亲是谁？”这至今仍是一个未能确证的问题。当然，敦诚等人关于曹雪芹与曹寅的祖孙关系的相关记述使得今天的研究者有理由跳过这第一环节的模糊。胡适以来的研究者认为，只要曹雪芹与曹寅的血缘关系可以确定，那么曹雪芹上世的迁徙踪迹还可以由曹寅继续往上溯。
20年代的曹雪芹祖籍研究以胡适的观点为代表，胡适在《红楼梦考证》并未正面讨论曹雪芹的祖籍问题，他在考证其他问题的时候引用的一些材料涉及了曹寅的籍贯问题，如吴修《昭代名人尺牍小传》卷十二说曹寅是“奉天人”、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二的记载，曹寅是“满洲人”。在胡适看来，曹寅是奉天人，曹雪芹的祖籍是奉天。
二、“曹寅祖籍丰润”的提出及问题的实质
1930年前后，李玄伯于故宫懋勤殿查得一个朱批奏折小匣，内有曹寅、曹颙、曹頫的奏折，根据这批奏折，再加上尤侗的《艮斋倦稿》，李玄伯对曹氏家世进行新的考证，写成了《曹雪芹家世新考》 一文（下称“李文”），作出一系列重要的推断，他提出曹氏非旗人而是汉人，并指出曹寅与河北丰润之曹冲谷为同族弟兄，提出了“曹寅实系丰润人而占籍汉军”的论断。
关于曹雪芹的祖籍，李玄伯并没有把“知为丰润人”和“世居沈阳地方”对立起来，因而在他的观念中并没有“辽阳说”与“丰润说”的对立，他只是从“世居沈阳地方”再往上溯，用“占籍汉军”把两者统一起来。
可以说，从李玄伯开始，胡适的“曹雪芹祖籍问题”就被转换成“曹寅祖籍问题”。
尤侗的这则材料能否证明曹寅是丰润人呢？这在后来的曹学中引起了持久的争论。守常和萍踪都重复了李玄伯的观点和材料，并且试图以此说明“《红楼梦》为一具民族色彩之说部”的观点。 杨向奎读到萍踪的文章之后，开始意识到辽阳曹与丰润曹的关系。他认为明末满人入关，丰润为必经之地，被虏人民必多，曹家或即在此时被虏为包衣。为了隐瞒被虏这一不光彩的经历，曹家可能便“遂称沈阳人”。他们的意思是，辽阳曹并非土著，而是来自丰润曹。
署名“适之”的文章《曹雪芹家的籍贯》 则不以为然，认为萍踪读错了这篇文字。尤侗并没有说曹寅（荔轩）是丰润人，只是说一位曹冲谷是丰润县人。如果曹冲谷与曹寅真是兄弟，尤侗就用不着等到“既交冲谷”之后才知道他的籍贯。这样的解释是很具说服力的。但适之总结说：“曹雪芹的家世，倒数上去六代，都不能算是丰润县人。”这却误解了“丰润说”的基本观点，持“丰润说”者一般都承认曹锡远以下的曹家行踪，只是对辽阳曹的本籍作出推断，认为是来自丰润。
适之在文章的最后说：“曹锡远是否从丰润去的，我们现在无法考定了。”至此，“丰润说”的核心问题就彰显出来了。“丰润说”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曹锡远的祖籍问题。曹锡远究竟来自何方？“丰润说”在探索这一问题时所展开的思路有两条：一是解释曹寅与曹鋡的兄弟关系，二是解释丰润曹入辽后的去向。李玄伯开启了前一条思路，守常开启了后一条思路。
在持“丰润说”者看来，只要论证了曹寅与曹鋡的兄弟关系，那么曹锡远的本籍也就不证自明了，但是，其唯一的支持文献尤侗的序文却可因理解而产生歧义，适之的理解便符合其文意。后来赵冈也说，康熙间“丰润的曹鋡（字冲谷）及曹鈖（字宾及）结识了曹寅。曹寅称二人为‘四兄’，‘二兄’，颇有联宗之意。但是，直到光绪年间，丰润曹氏的宗祠碑记尚宣称辽东这一支族谱仍无法补齐，足证曹寅与曹端广的关系还是无从坐实。” 看来，曹寅与曹鋡间的“骨肉”关系仍然无法找到有力的证据。所以，“丰润说”的症结依然是在曹锡远的祖籍上。
三、“丰润说”的集大成者周汝昌
周汝昌把李玄伯的思路与守常的思路结合起来，一方面继续论证丰润曹鋡与辽阳曹寅有“骨肉”同宗关系，另一方面继续从曹端广往下描述至曹锡远。为了解决辽东的盲点，周汝昌试图通过论证丰润曹鋡与辽阳曹寅有“骨肉”同宗关系，从而证明辽阳曹与丰润曹一样都是曹彬之后。 另一方面，周汝昌从曹彬往下寻踪，指出丰润曹鼎望、曹鈖、曹鋡一族是宋济阳王曹彬之后，而根据后来发现的《曹玺传》，曹锡远、曹振彦、曹玺、曹寅、曹颙、曹頫一族也是出自宋武惠王曹彬。于是，他以清晰的笔触描述了曹彬衍生出丰润曹再衍生出辽阳曹的历史线索：北宋开国良将曹彬在赵匡胤取得中原之后封鲁国公，由第三子曹玮四传而至曹孝庆，在南宋时官知隆兴府（今江西省南昌市），卜居武阳渡，原本真定灵寿（在今河北）人的曹氏成为南方人。江西武阳渡的曹孝庆，四世传至一对兄弟：曹端明、曹端广。兄弟渡江北上，流落丰润县；端明留在丰润，端广则北上闯关外至铁岭卫。后曹端广流落辽东。在奴尔哈赤二三十岁的期间，铁岭曹氏生有一个七代孙：曹世选（后改锡远）。后曹世选为金兵所俘，曹世选跟随满洲主子移居于辽阳城内。周汝昌的“丰润说”得到了一些研究者的支持。
“丰润说”所描绘的曹氏世系图自曹彬至曹端广，其轮廓、线索是清晰的。但铁岭曹端广的后人究竟如何与曹世选（锡远）发生关系的，则毫无清晰的轮廓、线索可言。关于曹锡远的先人是如何入辽的，“丰润说”至此便出现了盲点。周汝昌推测说，曹锡远是“铁岭曹氏”的七代孙，是在努尔哈赤攻陷铁岭时被俘的，是跟随满洲主子进驻辽、沈的。
贾宜之指出周汝昌所描绘的曹家世系图有十几处错误。他的结论是：“曹雪芹的祖籍问题，由父而祖，祖而曾祖，曾祖而高祖，都是世居辽阳。再者从《八旗通谱》里，我们知道曹雪芹的祖先自可能追考的始祖起，一直是世居辽阳地方的，文献足征，铁证如山，故辽阳者，其雪芹之祖籍也。” 实际上，贾宜之只是重申了胡适的观点，他并未与周氏的“丰润说”形成对话，因为周氏的“丰润说”是针对曹寅、曹锡远而言的。贾宜之的所谓“文献足征，铁证如山”只是在曹雪芹以上、曹锡远以下这一范围里才是有效的。贾宜之的观点还不能算是“辽阳说”，但他的这种论证方法却为后来的持“辽阳说”者所继承，这一方法的特点是：用曹雪芹以上、曹锡远以下的“文献足征，铁证如山”去论证“曹锡远祖籍辽阳”。
四、“曹锡远祖籍辽阳说”的产生
“曹锡远祖籍辽阳说”的产生在70年代中期，以《江宁府志》和《上元县志》中的两篇《曹玺传》的发现为契机。其基本材料则包括60年代初发现的《五庆堂辽东曹氏宗谱》。1963年，《宗谱》展出后，立刻引起了一批研究者的重视，冯其庸指出，《江宁府志》和《上元县志》中的两篇《曹玺传》第一次直接提出了曹家的远祖是“出自宋枢密武惠王彬后”，即宋代的开国大将曹彬之后的问题，以及“著籍襄平”及“宦沈阳，遂家焉”等曹家的祖籍问题。 吴新雷引述了《曹玺传》中“其先出自宋枢密武惠王彬，后著籍襄平”一句，指出曹家在辽东的迁徙路线是：从辽阳、沈阳到北京。 《宗谱》和两篇《曹玺传》的意义在于，它们为曹智至曹锡远的关系的论证提供了依据。“曹锡远祖籍辽阳说”由此而诞生。
但此谱的准确性与真实性历来受到怀疑。朱南铣指出这部宗谱中房次不明部分，即曹邦一房。根据《丰润县志》，曹邦一房是由丰润迁往辽东的。其存在问题是它与《浭阳曹氏族谱》的记载不一致。 朱南铣怀疑《宗谱》关于曹锡远祖籍的记述，而相信该谱关于曹锡远以下的记述。他始终并未超出胡适的范围。
周汝昌于1963年就对《五庆堂重修曹氏宗谱》提出了五点疑惑：第一，谱中所载，自锡远往上，即从八世上溯到四世，共有五世，完全是空白，而突然上接于四房曹智之系下。既然五世二百年间的情况一无所知，那支派关系却是怎样衔联在一起的？第二，谱中所载曹锡远一系，全部见于《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且“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通谱》是官书，《宗谱》是家谱，官书可以挑选有官职的收录，无官职者则不录，家谱则一般不出现这种情况。第三，谱中载曹寅生二子：曹颙、曹頫，这是《通谱》的错。但《宗谱》是一部家谱，如何也有此错？这不能不令人怀疑《宗谱》的修订者把《通谱》有关曹锡远至曹天佑一系抄录入《宗谱》。第四，家谱通例往往载妣氏、生卒年月日时、字号、子女婚嫁姓氏等等，但《宗谱》对于曹锡远一系却并无一字涉及，唯一例外的是曹寅，但《宗谱》说曹寅“一字楝亭”。可见作谱者对曹锡远一系很不熟悉。第五，《宗谱》后所列曹寅资料，竟然不出《熙朝雅颂集》一类外间习见书籍，而如封建时代的封诰，御赐诗文等等反而一字皆无。
根据这五点值得疑惑之处，周汝昌说：“从种种迹象看，这第四房的支谱来源很晚，或主要只是由掇拾当时可见资料（包括官书）而加入的亦未可知。” （P237）
辽阳曹的源头何在？这却是“辽阳说”的盲点所在。“辽阳说”否认曹寅与曹鋡之间存在着“骨肉”关系，但曹彬与曹锡远之间究竟是如何连接起来的？持“辽阳说”者绕过了这个问题，而从“世居辽阳”谈起，象贾宜之所做的那样，用曹锡远以后的证据去论证曹锡远以前的历史。
正是在辽东这一点上，“辽阳说”表现为“来无影”，“丰润说”表现为“去无踪”。它们各自的盲点正好在辽东这一点上相叠合。胡适所认为的“曹雪芹祖籍辽阳”，可谓“铁证如山”，因而得到历来的研究者的认同；但在“曹锡远祖籍问题”上，“辽阳说”却并未提供比“丰润说”更为可靠、更为直接的证据。
五、“曹锡远祖籍问题”大论战
1978年以来，在“曹锡远祖籍问题”上的“丰润说”与“辽阳说”的对立，由于两说的代表人物周汝昌与冯其庸之间的对立（不仅仅是学术观点的对立）而以空前尖锐的白热化状态呈现出来。由于周、冯是这一时期红学界的领袖人物，他们的一举一动、“丰润说”与“辽阳说”之间的每一次交锋，都牵动了整个红学界和新闻传媒界。尽管“曹锡远祖籍问题”在整个红学体系中处在一个极为次要的位置，但是双方的交锋却吸引了其时的主要视听。一大批研究者加入了这一行列，形成了一支庞大的队伍。他们用以论证“辽阳说”的文字有数百万，所发表的论著，仅是专著就有冯其庸的《曹雪芹家世新考》、吴新雷、黄进德的《曹雪芹江南家世考》、刘世德《曹雪芹祖籍辨证》、王畅《曹雪芹祖籍考论》、李奉佐《曹雪芹祖籍铁岭考》等等。至于单篇的论文，则更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此外，还有一些论争集出版，如《曹雪芹祖籍在丰润》 、《曹雪芹祖籍在辽阳》 、《曹雪芹祖籍论辑》 等。
（一）“辽阳说”的迅猛发展及其难题
冯其庸于1975年借得《五庆堂曹氏宗谱》的一个旧抄本，通过两年的研究，对曹氏家世作出了详尽的考证，提出一系列论断。在曹锡远的祖籍问题上提出了“辽阳说”。他试图证明曹锡远与曹智的关系，以填补《五庆堂谱》上自曹智至曹锡远之间五代的空白。
据1979年1月15日《文汇报》，继辽阳喇嘛塔《大金喇嘛法师宝记》（刻于后金天聪四年1630四月）碑发现之后，又在玉皇庙、弥陀寺发现两块刻有曹振彦名字的石碑：《东京新建弥陀禅寺碑》（建于崇德六年1641）和《重建玉皇庙碑》（刻于天聪四年九月）。这三块碑被研究者视为证明“曹雪芹祖籍辽阳”的铁证。实际上，这三碑可以证明“曹雪芹祖籍辽阳”，却不足以证明“曹锡远祖籍辽阳”。反“辽阳说”者正是看准了“辽阳说”在“曹锡远祖籍问题”上的证据不足而咬住不放。
王畅在《曹雪芹祖籍考论》 一书（下称“王著”）中指出，冯其庸在论证曹俊与曹锡远一系的关系的时候，把《五庆堂辽东曹氏宗谱》中所记之二世始祖曹俊与孙磐为其母曹氏所立“圹记”中所说的孙磐的外祖父曹俊说成是一个人。冯其庸在论证其“辽阳说”的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关键性失误，在使用材料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些强扭材料的做法。王著着重提出了“两个曹俊”的论断：“就《五庆堂谱》本身来说，如果曹雪芹上世一支，确如冯先生所考据的那样，属于‘五庆堂’曹族，那么是得不出曹雪芹祖籍‘辽阳说’的，因为该谱所记述的‘五庆堂’曹族祖籍为‘扬州仪真’。尽管冯先生考证后认为‘扬州仪真’是误记入谱而并非‘五庆堂’曹族上世的曹义的籍贯，但冯先生却又没有考证出这个‘五庆堂’曹族的真正的‘入辽之始祖’曹俊，究竟从何地而入辽，亦即冯先生没有能够考证出此‘入辽之始祖’曹俊的籍贯。”（P121）也即是说，即使退一步说，曹俊是曹雪芹的祖先，但曹俊入辽之前也有自己的祖籍，这个祖籍是哪里？所有持“辽阳说”者都无法回答。这是“辽阳说”这座辉煌大厦的一大盲点。这座辉煌大厦的另一个盲点是：从《五庆堂谱》看，三世曹智至九世曹锡远之间是空白的，只写着“因际播迁谱失莫记”字样。这一点成为人们怀疑《五庆堂谱》中关于曹锡远至曹天佑一系的排列的真实性的理由之一。
那么曹家的“著藉襄平”又如何解释的呢？王著说：“由于冯其庸先生把《曹玺传》中的曹玺‘著籍襄平’，上移到他的祖父曹锡远身上，这样就把曹锡远说成是‘著籍襄平’，而他的‘宦沈阳，遂家焉’倒成了从襄平（辽阳）而‘后迁沈阳’了。”冯其庸在使用《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与两篇《曹玺传》等材料时存在着“恣意改制”之处。《曹玺传》的开头是：“曹玺，字完璧。其先出自宋枢密武惠王彬后，著籍襄平。大父世选，令沈阳有声。”冯氏在《〈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考略》 中则对上述材料作如此引述：“康熙六十年刊《上元县志》《曹玺传》说：‘著籍襄平，大父世选，令沈阳有声。’”（P184）把“著籍襄平”的行为主体曹玺省略掉，于是句意就变为：曹世选著籍襄平，令沈阳有声。曹家的行踪就变成了：“辽阳（襄平）→沈阳”。
立足于辽东，“辽阳说”和“丰润说”无法对曹寅上世在辽东的来龙或去脉作出合理的解释。
（二）“丰润说”与“新丰润说”
1993年5月8日，在丰润发现了曹鼎望的墓志铭和曹鋡的墓碑，曹士直墓志铭、曹云望夫人墓志铭、曹邦祖父曹登瀛制诰碑、曹墓碑等文物。6月6日的《光明日报》对此作了报道 ，并称：“据著名清史专家杨向奎教授研究认定，曹鼎望为曹雪芹祖父，曹鋡为曹雪芹的父亲，但研究他们的资料一直极少，其中曹鼎望生卒年，死后葬地，曹寅称曹鋡四兄，与家谱载鼎望三子不合等疑难问题，一直难以说清。这些志碑的发现不仅可以解决上述问题，对浭阳曹氏历史的研究也将有重大作用。”1994年1月8日《文艺报》同时登载王家惠的《曹渊即曹颜——曹寅曾过继曹鈖》 一文（下称“王文”），在周汝昌的“丰润说”基础上更推进一步。王家惠注意到《浭阳曹氏族谱》在介绍曹鈖时是这样写的：“鈖 字宾及，……子四：汉、渊、湛、泳，渊出嗣。”又介绍了曹渊：“渊 字方回，行二……嗣子树深。”王文由此提出两个问题：“第一，曹渊曾嗣与谁为子；第二，他为什么又回归本支。”王氏借助1984年新发现的曹寅家世档案材料《总管内务府为曹顺等人捐纳监生事咨户部文》，认为根据咨文，曹寅之子曹颜长于曹颙；但是，曹寅死后却由曹颙继任，曹颙死后又由曹寅嗣子曹頫继任，曹颜被排除在曹寅的儿子之外。这一矛盾现象究竟应该如何解释呢？
关于这篇咨文，冯其庸指出其中的几处错误：一、把曹宣的长子曹顺误为曹寅之子——曹顺是曹寅的嗣子。二、把曹宣的第三子曹颜误为曹寅之子。三、把曹寅之子颙误为曹荃之子。 （P162-164）
王氏显然并未作过这样一番考证，他相信了咨文的说法，然后把这一矛盾现象解释为曹颜是曹寅嗣子。于是，他的思路便集中于这样一个断点上：丰润曹鈖出嗣儿子曹渊，辽阳的曹寅入嗣曹颜为子，一进一出，丰润的曹渊与辽阳的曹颜也许就是同一个人。
但是，王文在排除曹鈖的丰润同族兄弟向他过继曹渊的可能性时的唯一依据是：这些同族兄弟都有儿子。那么辽阳的曹寅不也是有儿子吗？对此，王文的解释是，曹鈖卒于康熙二十八年左右，“彼时曹寅念‘骨肉’亲情，伸出援手，嗣其一子，代为抚养，也是情理之中事。”但是，曹鈖的丰润同族兄弟为什么就不能象曹寅一样“伸出援手”呢？可见，王文这种出嗣的推论的依据是非常脆弱的。
杨向奎撰文 在他40年代的推断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推断，指出曹邦是曹玺的同族近亲，但却同时入于《浭阳曹谱》与《辽东曹谱》。《浭阳曹谱》是可信的，而《辽东曹谱》则是不可信的，它抄自《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在浭阳丰润曹氏中，曹寅与曹鋡是五服内缌服亲。《红楼梦》中荣府之原型是曹寅一系，而宁府之原型，当在曹鋡一系中求之。
王家惠等人的观点被称为“新丰润说”，其实并非新说，它是30年代李玄伯观点与思路的进一步延伸。在曹寅与曹鋡的关系上，“新丰润说”并未提供比李玄伯更加有力的证据。
《红楼梦学刊》1996年第1辑刊出了姜德辉抄录的《曹鼎望墓志铭》全文和曹鋡墓碑内容，刘世德指出：“曹鼎望墓志铭、曹鋡墓碑的文字内容与曹寅、曹雪芹全然无关。在曹鼎望墓志铭和曹鋡墓碑中，竟没有一字一句涉及曹雪芹祖籍问题。在曹鼎望墓志铭和曹鋡墓碑中，也没有一字一句涉及曹寅、曹雪芹一家和曹鼎望、曹鋡一家的任何关系（宗族、血缘、过继……等等）。” 冯其庸指出：“或曰：此‘移花接木’法也。其目的是要把原来的辽阳曹，嫁接到丰润曹上去。这样一来，不是连曹寅也成了丰润曹鼎望的弟弟‘曹熹’之子了吗？如此一来连曹寅也变成了丰润籍！”
可以说，“新丰润说”融合了更多的想象、推测的成分。
结语：为什么一定要“移步换形”？
当祖籍研究探讨至“曹锡远祖籍”问题时，问题就转化为：“祖籍研究”究竟要上溯多少代？持“辽阳说”者纷纷摆出工具书关于“祖籍”“籍贯”的解释，强调上溯至曹锡远即已足够了。我们甚至可以说，“曹雪芹祖籍问题”也无必要上溯至曹锡远，上溯至曹雪芹的祖辈即可矣。如果线索清楚，不妨继续上溯；如果某一环节不清楚，那么象《八旗满洲氏族通谱》那样，写上一句“来归年月无考”即可。
难道祖籍研究者不懂得“祖籍”一词的“众所周知”的含义吗？难道他们缺乏起码的古代文化常识吗？有人说：“有些学者，还有一些作者，他们主张曹雪芹的祖籍是丰润，他们不是丰润人，就是河北人。” （P550）出于“祖宗崇拜情结”的研究者自然不乏其人。然而，在持“丰润说”的研究者中，周汝昌却有一个独特的潜在意向。对于周汝昌来说，一旦“丰润说”得以确立，那么，曹雪芹与魏朝的三曹（尤其是曹植）的血统关系就得以确立；再进一步说，《红楼梦》与魏晋“氏族文化”的内在联系就可以在一个更加“内在”的层面上得到阐释。周氏后来所说的“氏族文化”可以视为对这种“血统论情结”的总结。他关注的是自魏朝以来曹氏历代的辉煌。这种辉煌所蕴含的文化底蕴，周氏称之为“氏族文采”（或叫“诗礼簪缨”）。 如果《红楼梦》的文化内涵是这样一个氏族文化，那么它的文化价值也就大可商榷了。
在阅读了关于“曹雪芹祖籍问题”的数百万字的论著之后，当我们发现70多年以来关于“曹雪芹祖籍问题”之争原来是一场关于“曹锡远祖籍问题”之争时，我们不必为之沮丧。胡适不是曾经为了《水经注》考证而花了数十年的宝贵时间吗？对于研究者来说，有时候科学精神的价值比问题本身的价值更重要，这会使研究规模产生“滚雪球”效应。当然，这实在是一个个人学术兴趣的问题，只要研究者愿意，他还可以考证曹彬的祖籍，而且也不妨以“曹雪芹祖籍问题”为名而展开。
[本文为作者《红学通史》的一部分]
此文原载《海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陈 维 昭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上海，200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