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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来源:新闻晨报 作者:吴飞 韩小妮 袁思悠
1987版《红楼梦》中拍史湘云醉卧芍药丛那段,第一年拍的时候,发现芍药花已经谢了,导演王扶林说,“那就挪到下一年拍吧。”这在今天,完全是不可想象的。
“大家的态度都十分认真,人也都很纯粹,就是为了做好这件事,所有人都在努力,没有任何利益的冲突和功利的心态。伙食费每天只有2毛5分钱,住的也是集体宿舍,但是大家都很卖力。”当时三个编剧之一的周岭对记者说,旧版《红楼梦》就是在这样单纯的环境下拍出来的。
1987年《红楼梦》拍完,正好是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节点。很多都已经沉醉在古代生活3年多的演员,居然久久不能出戏。虽然拍摄一部电视剧成就了他们最荣光的岁月,可“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
一场空前绝后的培训
1984年的5月,郑铮和其他31个女孩子一起住进了圆明园开始接受培训。她们住的是一个叫圆明园旅社的地方,那是四合院的老房子,非常漂亮。基本是三四个人一个房间,当时郑筝和惜春的扮演者胡泽红,妙玉的扮演者姬培杰———后来改名叫姬玉,还有小红的扮演者刘继红住一个房间。住进圆明园的,都是后来在电视剧里有角色的女孩子。郑铮后来在《红楼梦》里演了鸳鸯。
“当时拍的时候也有选角,剧组跑到全国各地去选角色。”郑铮说,“在进剧组之前,我练了10年舞蹈。我很喜欢上舞台,也很喜欢看电影,经常对着镜子演剧中的段子。1984年2月,《红楼梦》剧组在全国找演员找了一圈后又回到了北京继续找,我的一个老师看到消息后就带我去了剧组。剧组给了我鸳鸯抗婚的段子,让我回家做准备,几天后去陶然亭公园参加选拔。当时,我一点都不会演戏,看到这场戏有鸳鸯剪头发的情节,就带了一把姥姥做衣服的剪刀去了。”
“轮到我的时候,我并没有马上表演,我先背对着那一排老师,在心里想鸳鸯的身世。我也不知道自己想了多久,反正觉得感情到了我就转过身开始演了。演到要剪头发的时候,我拔出剪刀,这时导演喊了停。后来贾赦的扮演者李颉老师———他也是我们的表演老师———对我说,你知道我们为什么选你吗,因为所有报名演鸳鸯的女孩里就你最有激情,胆子最大,让所有老师足足等了你5分钟。”
沈玲,后来在《红楼梦》里扮演了平儿,她也是通过海选选上的,她告诉记者,“当时剧组到全国各地选演员,我那时刚从南京艺术学院毕业,在江苏省扬剧团工作,就被招去试戏,拍了一段录像。当时也没觉得很兴奋,也没觉得自己有希望入选。过了半年以后,通知我选上了,我才很高兴,因为北京没去过呢。”
这些海选来的姑娘们组成了《红楼梦》里庞大的小姐、丫鬟的阵容。她们以前的表演经历大多是一张白纸,为了让她们入戏,她们便开始了在圆明园里为期三个月的封闭式培训。
“每天早晨6点,我们就爬起来“练功”了,要跑步、压腿。然后每天有形体训练和表演课。导演、编剧、制片主任都一直陪着我们,制片主任就像我们的家长一样。还有刚才提到的李颉老师,和贾母的扮演者李婷老师是我们的表演老师,教我们表演,给我们出题目根据红楼梦里的情节演小品。有时晚上我们还在一起讨论小品该怎么演。我记得当时从上海过来的邓云乡老师和我们住在一起,教我们怎么走路,坐姿应该是怎样的,应该怎么拿帕子,每个动作都教得特别细致。其他的像王朝闻、周汝昌老师他们也经常过来,每天上下午交错,轮流给我们讲关于红楼梦的课。”郑铮说。
当时这些少女心目当中只有如何赶紧学会拍戏。郑铮说:“我们那时都只有20岁上下,虽然没有剧中人物那么小,但都还处于特别质朴的状态。我们那时都很乖,可以说都是特别单纯的孩子,没有什么私心杂念。大家都是拼了命的,有些女孩子比较容易胖,就在身上裹塑料袋,绕着圆明园跑来减肥,从来没有人叫过苦。在生活上,我们也尽量往自己要演的那个形象上靠。”
就是这场空前绝后的培训塑造出了《红楼梦》里形形色色女子各异逼真的形象。沈玲说:“练功,模仿古代人的仪态。那些“小姐”们还要学习琴棋书画,我们这些“丫环”则要学习礼仪,行礼、走路什么的都有讲究。”
这段学习班的经历为日后《红楼梦》的拍摄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很多人进入古代人的角色,都是从这次学习班开始的,甚至后来有人入戏太深。
当然也有没进培训班的演员,迎春原来的扮演者是金莉莉,她在拍摄期间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由于剧组不能像戏剧学院那样为她解决户口农转非的问题,为了她的前途就放她走了。第二位迎春是在大街上“捡”来的。当时,她正弯腰开自行车锁,举手投足间有些样子,并且她俩的身高相仿。一点经验没有的第二任迎春被带到剧组,在李颉老师三天三夜的训练下,终于上台面了。听到王扶林一声“好”,身为老师的李颉转过脸去哭了。
虽然《红楼梦》当时的片酬在现在看起来微不足道,按照郑铮的说法,“那时我一集的稿酬是50元,也有40元、60元的,有时会发住宿补贴、吃饭补贴。”可这些演员收获的东西不少。说得大一点,这段培训里传授的艺术投入感是无价的,说得小一点,你怎能想象现在一部电视剧还用这样半军事化的手段对演员进行艺术培训?
入戏与过度入戏
当时整部《红楼梦》,拍摄之严谨,从陈晓旭(饰林黛玉)的回忆录中可见一斑:
穿好了另一套服装,我在桥对面站好,“预备———开始“镜头慢慢推近,“停!”李耀东放下摄像机说,“耳环错了,读西厢时是绿耳环,现在是白的,接不上戏。”
王导问:“带来了吗?”
我轻声答:“没有。”
他的脸立刻白了:“怎么能这么粗心大意,开什么玩笑,这要耽误大家多少时间?”
我穿一身纱衣在三月的寒风中瑟瑟发抖,听着他大发雷霆。
最后化妆师大杨用颜料把耳环变成了绿的,才使风暴平息。
大家松了一口气,王导脸上也有了血色,而我早已快冻成木乃伊了。
郑铮也向记者作了类似回忆。“是的,那时的干劲很大,没现在的人那么娇气。经常拍戏拍到半夜,陪着别人拍上20遍,不会有人说算了,差不多就行了。冬天拍夏天的戏,夏天拍冬天的戏,摄影棚里有50度。我记得拍鸳鸯抗婚那场戏的时候是三伏天,穿的衣服很厚,拍前一场的时候我就虚脱了,一下子没了知觉。等醒过来,只觉得鼻子上的味道很刺激,他们说这是藿香正气水的味道,我受不了,一下子吐了。但当时也没有休息,马上把脸洗了就开始拍抗婚。直到现在我都一点不能闻藿香正气水的味道,不过平时倒也想不起来这件事,回想到拍红楼总是觉得很美好的。
我们早上起特别早化妆,也没有人有怨言,觉得这就是拍戏嘛。因为人比较多,要一个个轮下来,经常是凌晨2点先有老师给我们梳头,梳好了叫我们去继续睡,到5点再起来化妆。为了能让我们的发型保持一整天纹丝不乱还要好看,给我们梳头的杜老师给我们个个头上抹上二斤头油,梳理得紧紧的,拽的头皮疼,每天卸装,地上落了一地头发,那时觉得为了艺术贡献点头发也是值得的。”
入戏,完全入戏,这是最基本的要求。演贾宝玉的欧阳奋强,进了剧组后不在状态,为了让他入戏,融入宝玉的性格状态,王扶林特许他可以在女演员房间乱窜,坐床上聊天,只要不做坏事就行。有了这道指令,欧阳奋强搞恶作剧,冒充某剧组导演,比如头脑简单的“史湘云”郭霄珍骗到离八大处很远的北京展览馆等等。
细节,每一个细节仔细雕琢,这也是最基本的要求。入了戏之后,这条要求变成了演员自然而然的习惯。演员都不会嫌拍摄时间太长,沈玲说,“现在人们没上戏的时候拼命想上戏,等上了戏又希望赶快结束,太浮躁了,很匆忙,恨不得跨过今天直接到明天。现在一天能拍10页剧本,那时我们一天才拍十几个镜头,简直是拍电影的速度。但那时我们也没觉得奇怪,都很静得下心,认为拍电视就应该是这样的。”郑铮也说,“除去前面的培训,整个拍摄过程一直持续了整整三年。当时我们也不知道会拍三年,但也不觉得长,只觉得一切都很新鲜。那时我总希望戏不要拍完,觉得自己的戏太少,还没有演够。”
这样的精神,甚至有人因此入戏太深,无法自拔。宝玉的另一名候选人、后来演了贾瑞的马广儒便是一位,他后来的命运令人嗟叹。
马广儒原是黄梅戏小生演员,21岁那年被选入红楼剧组后,他不仅以宝玉自居,还入戏地爱上了“黛玉”陈晓旭。在剧组的短暂时光里,他经历了角色落选、爱情失意、父亲去世等打击之后,端起了杯中物。红楼关机后,他曾在几起戏曲电视剧中演过主角,但在生活中始终无法与周围环境相容。
马广儒曾不止一次地对他感喟:“我最崇尚古代社会,朋友之间能两肋插刀,一介书生敌万千将士。”每每醉倒杯中,他穿上戏服,满口都是所饰角色的对白及唱腔。1995年,32岁的马广儒因酒去世,陪伴他的是生前最爱之物:一部红楼和一支洞箫。
学者团队
作为1987版《红楼梦》的编剧之一,周岭向记者回忆了他接下剧本的过程:“《红楼梦》的剧本是当时中央电视台领导层和红楼梦剧组共同酝酿的。1982年,剧组特地来上海召开了学术界和红学界的会议,作为红学研究者的我也在其中。当时先请的《红楼梦》编剧是著名红学家蒋和森,但是因为他工作太忙外加身体欠佳,试写一集后觉得力不从心,就放弃了。他向剧组推荐了我,因此我成为了《红楼梦》剧的编剧。
那时是1983年初,我还不满34岁,虽然充满斗志和干劲,也十分想把这件事做好,但同时又觉得自己这么年轻,要做这么大一件事,凭个人能力,有种如履薄冰的感觉,因此希望剧组再能加入其他编剧一起努力,之后周雷和刘耕路加入了,但我依然是其中最小的。”
作为红学界拥有巨大影响力的专家周岭,在说起当时加入编剧组的时候,怀着一份格外的谨慎与谦虚,尽管当时他34岁已经年少成名,得到蒋和森老先生的荐举。但是如果转过头去看1987版《红楼梦》的学者团队,他的谦逊看起来恰如其分。
1987版《红楼梦》的顾问委员会,主任是王昆仑,国内著名的红学家,他在抗战期间撰写的《红楼梦人物论》,是最早试图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研究《红楼梦》的一部专著。
副主任王朝闻,知名美学家、文艺评论家、雕塑家。委员还有国学大师启功、著名散文家和小说家沈从文、著名剧作家曹禺、文艺理论家和文艺活动家周扬、著名翻译家杨宪益、红学家周汝昌、红学家蒋和森……这样的顾问团队,恐怕任何一所大学的任何一个课题研究组都无法与之匹敌。
周岭回忆起开拍前三个月的学习班里,他主持的红学学习班上,常常有专家川留不息地开讲座:有胡文彬老师讲的“国内外红学研究概况”;朱家谱老师讲的“《红楼梦》中的北方生活习俗”;邓云乡先生讲的“南方生活习俗”;周汝昌先生讲的“《红楼梦》原著的优与续书的劣”;王朝闻先生讲的“怎样正确理解《红楼梦》的角色”;李希凡先生讲的“《红楼梦》的历史背景”。教学内容之丰富,教学队伍之强大,几似一所大学在开红楼梦研究的专业课。
对待一部电视剧,这样的一种专业精神,恐怕以后再不会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