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哭泣的旧书
高维生
岁末的人总是有心事，一年就要过去了，想着远方的亲人和朋友，即将来临的一年。12月是我喜欢的月份，不仅是因为它的
冷，而是我出生在这个月的一天。生日的前几天，朋友送我一个礼物，竟然是一本残破的、左拉的《欲的追求》。
这本书，已经没有封面了，作家的照片原本就不清晰，漫着时间的痕迹了。只有左拉的眼睛，流露坚毅的目
光。书脊破损，书页卷曲，纸张泛出黄渍，书摆在案头，我很少翻动，不想惊动它，听一种撕裂的哭泣。我第一次见左拉，是颜仲的木刻画，刀锋下的黑白线条，透着艺术家对大师的生命理解。刀锋和木板的交锋，飞溅的木屑，产生的激
情有钢的冷峻，木质的温情。我知道在法国巴黎的西部，靠近塞纳河有一个叫“梅塘”的小镇，那里远离喧闹的城市，没有人与事的纠缠，左拉在给福楼拜的一封信中写到：“我买了所房子，是个兔笼似的楼房，位于普瓦西和特里埃之间，塞纳河边的一个迷人的偏辟角落，价格9000法郎。我告诉你价格是为了让你别太见怪，我是用写作的钱买下乡间这简陋的住所的。它的优点是远离一切喧闹居所，而且周围没有一个资产者。”在“梅塘”左拉称的乡下，他写小了大量的作品，《娜娜》《土地》《萌芽》《妇女乐园》《罗马》《金钱》《真理》等长篇小说。法国印象派画家西莱斯，是富有诗意的画家。除了肖像和静物画，他的大部分画作是风景画，主要取材于塞纳河的风景。他的《塞纳河畔的村庄》，像左拉写给福楼拜的信中一样，我在这村庄里，在安静的日子中寻找左拉的“梅塘”。1993年，我买到了毕修勺先生翻译的左拉作系列。毕修勺早年留学法国，勤工俭学之余，开始读左拉，并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回国后，他拒绝了国民党元老同赴台湾的恳请，怀着一腔热血，在新中国的土地上，以“日译三千字，十五年译完左拉的全部作品”的计划，后来，因为政治荒废了二十五年的大好时光。那一年，我放弃了一切读的书，集中精力读左拉的作品。
2005年，我买了一本林贤治、筱敏编的《人文随笔》（2005春之卷），我读到郭宏安译的左拉《我控诉！》，郭宏安的《左拉百年祭》。《我控诉！》是写给法国总统费利克斯·福尔先生一封信，左拉在充满焦虑的文字中，“我只有一种激情，为了如此痛苦、有权得到幸福的人类的真相大白的激情。”一百年过去了，文章不过万数字，仍然爱恨鲜明，击打每一个有良知的心。对左拉我有了更深层的了解，过去我对他的理解，只是一个大作家，而今天，应该在大作家前面加上“良知”两字。左拉和阿尔弗莱德·德莱福斯少校并不认识，只是一个作家的良知，使他投入这场战斗，大声疾呼，为此事，左拉被判刑，逃亡英国。郭宏安写道：“自此以后，“知识份子”这个词作为名词大行其道，其贬义的色彩由于抗议者主动的接受而消失殆尽，延续了法国自伏尔泰开始的文人关心国事、呼吁正义、为民请命的传统。一个词性变化，一个词的流行与否，说明一种观念的兴起与衰落，左拉的《我控诉！》是一个标志。”读完了左拉的《我控诉！》，不得不对良知重新思考，这两个字，对于作家太重要了，如果今天的作家肩上挑着“良知”和“责任”的担子，总不会失去平衡，丧失道线的底线，他要对社会，对人负责。“知识分子”这个词，在当代的中国是一个打了问号的词，很多的人，戴着这个面具，招摇过市，成了文化的模特。有几个，能像左拉一样有“良知”呢？这是一个“撩骚”的时代，人们像教徒，对“炒作”的狂热崇拜，一提到这个词，就像触摸到兴奋点，马上进入高潮期。知识分子的嘴变作商品宣传的高音喇叭，手中的讲稿，是一摞摞的钞票，“良知”是涂抹在脸上的淡淡的红晕。
这本左拉的书，在世间漂泊多年了，身心疲惫，我要好好保护它，免得被送进造纸厂的回浆炉中。现在有很少有人在读左拉了，因为他的作品，不是向人们表现一些小感小情，更多的是一种对社会、对良心的拷问，对人性丑恶的批判和点杀。我不是一个收藏家，收藏孤本的书。我对左拉不是一时心血来潮地阅读，我是一步步地走进他生命的深处。
这本旧书我会精心地保存，修补好破裂的地方，抚平卷曲的书页，摆放到我书架显眼的地方，不让它发出沉重的哭泣，我只能做到这些了。
2006年12月12日 于渤海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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