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缚来宾
一般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条件是极其不利于个性生长的，个人无论在哪个意义上都是被给定的和被掌握的。文化条件对个性的残戕与扼杀，使很多人的人格发生变形与扭曲。历代中国文人在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大酱缸”的熏染下，经过几千年的强权的重压和诱惑之下，被谎言和伪善彻底改造了自己。自古以来既有“文人无行” 的说法，更有“八娼九儒十丐”的别称。人们把文人放在娼妓与乞丐的中间，可见中国文人的人格是多么卑劣。中国文人向来既是文娼又是文丐，偏偏中国文化的命运又操在这帮人的手里，难怪中国的专制制度能维持上下五千年不衰啊。
中国文人向来既是文娼又是文丐。 “娼”是出卖肉体者，亦既出卖灵魂者；而“丐”是乞讨者，亦既为了肚皮死不要脸者；这一“娼”一“丐”构筑了中国文人的内在灵魂。
而中国文人“文娼”与“文丐”外在表现形式就是给官家拍马屁。西方文化向来都是辈出具备强烈主体性人格的知识分子，而中国的文化孕育的大多都是宵小“马屁精”。
鲁迅先生说，翻开中国的历史，满篇写着“吃人”。这是一个很精确的概括。那么将中国的历史描述为一部“拍马史”也是合乎逻辑的。
2000 年前的韩非就为大一统集权专制统治奠定了完整的理论基础，也为中国文人设计了社会成分。他的“以吏为师”的训诫使中国文人自古以来基本上就是一群终生围绕官场奔走、效劳的官迷，官吏和官迷的社会成分一下子使“拍马史”变得真相大白：官场中官吏们对上曲意奉承的缺德品性正是中国文人劣根性的根源。自从盘古开天地，除了皇帝老儿之外，有几个士人不是马屁精？可以说，只要他们没有耐着性子拍马的心理素质，那么他们的饭碗就不保。
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造就了拍马的环境。你拍不拍是你自己的事，你不拍也有人拍。在很多情况下，拍不拍由不得你。因为中国文人只有靠官府给的薪水才能过上殷实的日子。所以对塌了腰的历代中国文人来说，拍马就可以显赫一时，也可以名垂千古，更可以荣华富贵。不尽好处滚滚来啊！
拍马屁若拍得恰倒好处了，或名利双收，或升官三级，那是踏上仕途的敲门砖和步步高升拐杖哪。关于拍马屁有个典故：“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岂治其痔邪？何得车之多也？子行矣！”（庄子）文中形容逢迎拍马者，为有病的秦王舔痔疮，而获得「车五乘」的官位（由此后来形容卑污“马屁精”时，也都称“舔痔”）。这样的拍马屁典故当然举不胜举，仅举一例。
于是拍马的历史基因就这样诞生了。中国文人拍马，历来都是尽显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之本事。比如董仲舒就宣扬“君不恶名，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等等，听起来振振有词，实际上就根本不是说理，而是强行规定。如果说有什么思维逻辑的话，那就是“因为如此，所以如此”。如此说来，董仲舒是最大的“马屁精”。这种论调经过“马屁精”的反复渲染，久而久之就合乎民意了。这即是苟子所说的“虽有槁暴，不复挺也。”
维护封建政权，为皇帝歌功颂德乃中国文人一大传统。
而若是你不拍马，你不但永远没有膨胀的机会，说不定你还会成为时代的祭品呢？不拍马固然是一个英雄的本色，但是在中国人治历史这么悠久的一个国度里，要想挣脱这么一口巨大的染缸真是太艰难了。谁都知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道理。所以好多英雄的处世原则也不能不随之改变策略：“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千古名言，也是中国文人的处世哲学。何谓识时务？就是会看形势，观风向，向暴力和强权低头让步。有了这个处世哲学，皇帝放个屁，尔曰香香香香。
如此一代又一代的自我阉割与贬抑，诸多中国文人便成了没有热度、没有血性、没有操守、没有灵魂——“马屁精”的干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