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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架下有一条简陋的木质长凳,是五叔做木工活时临时拼钉的工作台,没有涂油漆,但是异常稳固。它足够大。1975年到1980年的酷热夏季,我在那上面摆放过一些凋落的花朵、粗磁碗的残片、冰棍杆、完好无损的玻璃药瓶,里面盛装着我精心筛过的细土,有时是砂子。我喜欢砂子。邻里盖屋,垒院墙,常有砂子卸在路边,湿的,颗粒均匀,手伸进去有片刻的宁静。我还在那上面摆放过一些自制的仙女。通常是白色的一张纸,撕成32开大小,选中间偏上一点的位置一掐,就有了腰,再如法显现出一个脖子。头小些没关系,后续的另外一张永远可以让她秀发如云。我的仙女都是单色,不画眼睛眉毛,很是写意,裙裾飘飘。一阵风过,她们就毫无情意地飞走了……当然,那上面,也摆放过我的梦。两条又细又黄的麻花辫、一张皮肤微黑、五官细小的脸,披着布裙的瘦弱身躯,当它们贴着粗糙的木板睡去的时候,梦就散落在长凳的缝隙,像洁白而无名的仙女,来去无由。
1978年一个惯常的夏夜,睡了一觉之后,我被一种沉闷的挪动声响吸引至窗边。借着皎洁的月色,看到矮小的五叔正在移动那条长凳。显然有些吃力。过了有一会,长凳终于贴至屋檐下,五叔两手按住凳子,轻快地跳了上去。这时候,有一只手拽着我的背心从身后靠过来,然后在五叔向房檐决然地伸出手的刹那,传来了奶奶惊慌的喊声……这是一次著名的事件。家族中每一个人都熟记于心。性情平和的五叔因为爷爷奶奶反对婚事而企图触电自杀。
有关祖屋的风景,长凳是确确实实的,甚至那上面细碎的从葡萄架泻落的月光。矮小的五叔已经很久不在上面忙碌了,光着上身匀速地推动刨子,飘逸的刨花就云朵般在他周身散落。五叔最终没有办婚事,带着自己争取来的妻子远走县城,靠精细的木工活养家糊口。那女子高大丰腴,泼辣。再见到五叔,已经是两个男孩的父亲,面目红润。在松花江边租了一个小小的院落,婶在我审视的目光中烙好吃的糖饼。
通常在早晨,爷爷会提一只白铁皮的大喷壶,裤管绾至膝下,带着我在园子里穿梭。祖屋时代,他一直是健硕的,皮肤黝黑,落在叔叔们身上的拳脚极重。他不喜欢说话,用动作交流。从小镇白酒厂下班后,安静地坐在海棠树下,舒展灵巧的手指,编谷秸的笤帚,或者铁丝的笊篱,结实、美观,一看就是在一种交流下完成的。我哭的时候,他抱着我,站在炕上,指着年画,只会反复说,看!大红马。
园子有一年突然被人拦腰截断,在正中盖了房子,一株比我年长的海棠率先消失了。我在邻居仲琴家的柴火垛上看一辆运砂子的手推车从我们的园子出出进进,跌落的细砂将我和爷爷的花草压断、覆盖、碾实。爷爷用空下来的时间编更多的笤帚、笊篱,直到天黑被奶奶催促多次才肯进屋。
五叔再次引起大家关注是被大儿子砍了一刀。那已经是2001年,爷爷奶奶相继去世的第二年。五叔租了一间临街的铺面,开一家小小的干洗店,全家都挤住在里面。据母亲说,事情缘起叔和婶的一次争吵,因为多年酗酒五叔已经不能干木工活,在一次伸手要酒钱时,因为争执中的撕扯,被刚刚开始发育的大弟挥刀砍了胳膊。我从大学回家探亲得知此事,在母亲的陪伴下来到他昏暗的小屋,完成了一次艰难而尴尬的探视。此后不久的一个晚上,接到母亲的电话,说,五叔死了,突发脑溢血。你回来吧,他没有女儿。
是一个大风天,我们一路颠簸,回到祖屋身后的北山坡,把五叔的骨灰葬在爷爷奶奶身边。风声中,我听到婶凄厉的哭嚎。健壮的大弟匍匐下高大的身躯,久久不动。我不敢看他们,哪怕看一下背影,也担心他们承受不了这份重量。于是背转身,想着矮小安静的五叔,流下了更多的泪水。母亲在旁边说,你要哭出声音。
祖屋的方向有些模糊,我不用看也清楚,它早已经不在了。太久了,它也累了,并且年轻过。
屋里通常是安静的。一推门,会看到暗褐色的碗橱,高而健壮,像一个成熟宽厚的男人,稳稳地站在那儿,于油渍中闪着抹布反复擦拭过的光亮。它是有着独特气味的,但是时光把我隔在了气味之外,再也找不到相似的让我可以回忆起它来,那种让我安宁的家的气味……泥土的地面,扫得干干净净,炕上有一只孵鸡雏的搪瓷盆,盆上是一床红花小棉被。我的奶奶,一个娇小白净的老太太,喜欢在这安静的时刻用钥匙拧开铜锁,打开安放在炕上的一只描画着喜鹊登枝图案的木柜子,小心翼翼掏出一个纸包,掀开一条缝隙,摸出一小块冰糖,放在我嘴里,微笑,然后再摸出一块,放在她自己嘴里,我们便一起微笑。柜子里总是有好闻的苹果气味。有时,她会从里面取出一些黑白照片,被细致地裹在一块红色的丝绒布里,有爷爷当兵时的戎装照,叔叔们的红领巾照,姑姑们无限真诚的同窗姐妹照……其中一张最别致的,是二十出头的奶奶梳着时髦卷发的旗袍照,一副端庄闺秀的模样,神情中有淡淡的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