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 外
李存刚
我的办公室位于住院部大楼的最底层。办公室的两面是宽大的玻璃窗，它们分置在我的左右，一侧是我日日进出、一直大开的门扉和过道，通壁的铝合金框架。另一侧就显得很是名副其实了，除了两扇可推动的玻璃框，其余的大部分是涂满乳白色涂料的水泥墙，和我身前身后两堵坚实厚重的墙壁一样，它们浑然一体，坚不可摧。——我的座位在靠近右侧一些的地方，我一开始就坐在那里，一直到现在，我从没想到过它们有一天会轰然坍塌。
每天，我坐在我的座位上，伏案书写各种医疗文件，为我的患者们开具当天的处方，累了的时候就抬起头来，看窗外的风景。这时，我的双眼首先着陆的往往是右边，窗外的那一片茂密树林。林子里的那些树种对我从来都是那么熟悉而又陌生：它们中有一些四季常青，有一些到了秋天就经不住渐渐变凉的秋风，纷纷褪去了碧绿的叶片，还有就是永远生长在低处、四处攀爬的杂草和藤蔓，它们肆意绽放的绿色构成了林子最基本的色调——我所以在累了的时候习惯性地抬起头往窗外看，最初的起因便是因了那片树林绽放的绿色——对于疲劳的双眼，绿色的诱惑是巨大的，这一点，我比很多人都清楚。而我陌生的，则是我无一例外地叫不出那些树木和杂草的名字，我想如果我稍微用一点心，花不了多大功夫我就可以弄清楚，但我一直没有去做，因为我一直没想过要去弄清楚；更何况，它们叫什么名字，对于它们按照自己的规则荣枯和生长，并没有丝毫的影响，当然更不会影响我在感觉累了的时候抬起头来，对它们进行浮光掠影的观赏。
值得一提的，还有林子中不时传出的鸟鸣。麻雀、红嘴相思鸟、画眉……这些乡村里寻常的鸟类，曾经是我儿时的弹弓攻击的目标，说不定，它们中的一些，还在我用簸箕设置的简易陷阱里觅过食，因而险些落在我的手掌，至今惊魂未定呢。现在，它们在各自不同的季节里飞抵林子，在林子里筑巢、歇息、嬉戏，不时鸣叫。有时候，就可以看到它们成群结队地在林子上空翻飞的身影。久而久之，我闭上眼也能想象出它们的外貌，它们的叫声，我甚至可以毫不费力地从我笨拙的口腔里效仿出来。有好多次，当我被它们的鸣叫声吸引，抬头打量那片熟悉而又陌生的林子时，我就有一股强烈的冲动：作一首世上绝无仅有的诗，或者学着它们的样子，忘情地鸣叫。
相比而言，左侧的窗外就显得单调和沉闷得多了。长长的过道，昼夜不灭的顶灯，和右边比起来，有一种不易觉察的晦暗和阴郁。是的，晦暗。当我坐在我的位子上，抬头看过右边的林子，又转身注视过道的时候，这样的感觉尤其强烈和真切。更多的时候，我站在过道上，或者从过道经过，却从没未有过这样的感觉。对比或差别无疑是一直存在的，但肯定是被我忽略了。
过道的中间地段是一阙明显的扩大部，容纳着升往高处的电梯、我所在的办公室的一部分，以及宾馆接待部一样的护士工作站。如果我站起身，走到临窗的玻璃前，对面的护士站就会很顺利地进入我的视野，当然，一同进入视野的，还有正好路过、准备乘坐电梯走向高处的行人。
王玉和她八个月大的孩子是在病员入住的最高峰时住进来的。病房里人满为患。王玉和她的孩子就被安排在了过道临时加设的两张病床上，就在和我的办公室一窗之隔的地方。
一天前的中午，王玉背着孩子回了一趟娘家，返身的时候经过一个算不上陡峭的斜坡，她和孩子一起摔倒了。等她准备重新抱起不停哭闹的孩子时，却发现自己的手臂变弯了，怎么也抱不动孩子了。被送进这里的时候，她一手怀抱不住哭闹的孩子（摔倒的时候，她的手臂压住了孩子的腿，孩子的腿也骨折了），一边哭，一边告诉我受伤的经过。她的哭声是那么忘情和投入，仿佛就是为了哭而哭，或者她知道此时她必须哭所以才哭似的。她哭的时候，两只眼睛大睁着，有细细的泪水从眼角滴滴答答地滑落下来，与此同时，她还掀开自己的上衣，捏着软塔塔的乳房，很费力地往孩子的嘴里送，终于成功了，孩子吸了两下，就把自己的嘴躲开了，继续不停地哭闹起来。
我是在王玉入院后的第二天早上才看到她和她八个月大的孩子的。当时我从她的床边走过，她歪歪斜斜地坐在床沿，胖嘟嘟的脸上一双小巧的眼睛里满是泪水。我走进办公室，还没来得及扣上工作服的纽扣，她的哭声就在玻璃窗外的过道上响起来了，听上去像发自某架老旧不堪的收音机，或者某个蹩脚演员的表演，干瘪瘪的，叫人感觉不出其中蕴含的到底是痛苦还是感伤，抑或是要告诉人们：她在那里，她在哭泣。
一位年纪轻轻的女子和她八个月大的孩子同时受伤来住院了，就在人来人往的过道上，她们都在不停地哭！
这消息，仿佛是一声集合号。好奇的人们一个个睡眼惺忪，纠集在狭长的过道上,老人、青年人，男人、女人，还有小孩。他们无意中形成一个小小的包围圈，王玉和她的孩子被密不透风地围在了最中间，一双双睁得大大的眼睛中了邪似的，聚焦在王玉和她的孩子身上。焦点当然是王玉一直哭个不停的孩子，大约也有她干瘪瘪的乳房——即便是站在办公室的玻璃窗后面，我也能感觉到，人们在七嘴八舌，并且清楚地看到，那些男人们热辣辣的目光和似笑非笑的脸庞。站在最外围的那几个，因为视线被挡，不停地踮着脚尖，以暂时拔高自己矮小的身躯，以便也能将自己的目光聚焦在王玉和她的孩子身上。
哭，还是哭。似乎她来医院就是为了展示她的哭声，然后博取人们并不确切的同情和怜悯。可她似乎又对人们的同情没有丝毫兴趣，否则当人们围拢在她身边，将自己的同情和怜悯喷洒在她和孩子身上的时候，她怎么会那么无动于衷，只知道哭？
第三天一大早，王玉的哭声停下了，她周围的人群也已变得稀疏，但他们依然是那么盈盈嗡嗡的，说着各种口音的话，眼巴巴地看着王玉和她怀里的孩子。穿上工作服，我二话没说就赶走了一个住了很久似乎还将一直住下去的病人，将王玉和她的孩子转进了病房。当然，这和同情和怜悯无关，我只是觉得我再也受不了人们热辣辣的目光，受不了苍蝇一样刚刚赶走又聚积起来的人群——他们叫我再也无法安静地坐在我的位子上，安静地书写。
王玉搬进病房以后，我就又可以和往常一样，安静地坐在办公室的位子上，安静地书写了。和往常一样，我会不时地站在左侧的玻璃窗户后面，一抬眼便看见那两张临时加设的床位。王玉和她的孩子搬走以后，那两张床位就一直空着，静静地横卧在那里，像一个安静的舞台，无声地等待着它的下一位入住者。
后来的一天，我站在林子周围最高的一幢楼房顶上，特意俯身注视过窗外的那片林子：在四周围拢的钢筋水泥的楼房中间，我在办公室望不到顶的那些树木，此刻像深陷在井底的水草，微风吹来，轻轻地摇摆着，倒也有一种错落的风致。而我日日瞭望的那扇窗，则隐没在一片广袤的绿意之中，不见了踪影。有几只鸟儿，在我头顶的高空忘情地鸣叫着，自由翻飞。
我站在那里。远处的山峦，湛蓝的天空，统统尽收眼底。
我于是就想，相对于我位于楼房最底层的办公室和它的窗，高高在上的楼顶，及至再高远的天空，其实不也是窗外的一部分么？
或者，高高的楼顶本身就是一扇更加宽阔的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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