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时离家
夏天，少年出走的大舅回来了，他手里提着几条风干的带鱼。
我比他回来的要晚一些，双手空空，回来的那天晚上就开始落雪。
几天后，大舅来看我。在等待他的过程中，我去镇街上准备了些酒。
其实我和大舅已经在杂芜的镇街上遇到，但我们彼此不相识，一直等大舅来到家里，妈做了介绍：“这是我大哥，”她指着一个头发全白的人对我说。然后她又指着我，对大舅说：“这是我儿子。”
我说：“舅舅，”他对我点了点头，剩下的时间就没有了言语。我们面对面坐在火垅边上，喝完了各自搪瓷缸子里的酽茶。
大舅说：“你们还不知道吧？煤炭湾昨天夜里死了两个人，一个是海老汉，另一个不知道是谁，都老得开了窍了，死在冬田里。”
我说，你带我去看看吧。大舅一下子站起来说，“那咱们就走。”
我以为母亲会责怪我不懂事，但在我离家多年之后，母亲似乎已经也把我也当作了客人，所以，她把我对大舅的要求看作两个客人之间的事情，可以一碗水端平了。
我跟在大舅身后，穿过镇街往村里走，河水全都枯了，露出列石，雪很清晰。大舅问我：“你多少年没有回来过了？”我说十年。大舅长叹了一声，说他自己都记不得自己离开村庄是哪一年。我说我们这样的人生，并不在乎那些数字。
大舅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接着愤怒了。大舅小时候痴迷于木工，后来果然学成了，手艺在十里八乡堪称一流，箍圆桶日晒七日盛水不漏，还可以打造一些别的木匠不会的细木活。但大舅精于工艺却疏于生意，往往做成一件好活儿，高兴得怎么也不肯接主人递上的工钱，还要倒贴着工夫去深山帮助伐解木头。这个山里最好的细木匠，竟然没有一家一女子肯嫁给他，大舅也于多年前，借着去外乡做木活的机会出走，从此音信皆无。这次回来，已经白头，仍未成家，一辈子似乎也就可以看到尽头了。
山里人眼里，男人不娶妻荫子，祖宗十八代的血脉流到这里，戛然而止，就会对这个男人抱以沉重的同情，同时轻看了他的生命。我和大舅一样，痴迷于写作却发表不了一个字，因为我写不出那种轻松的故事，面对整日抱怨文学远离生活却又每一看到沉重和真实就掉头而去的读者，十分困惑迷茫。一个写字的人如果没有作品发表，也和大舅的精湛手艺一样，在生活中徒留笑柄罢了，自己的人生也似乎可以一眼看尽。
但大舅愤怒了，牛眼圆瞪，对我说：“你是你，我是我！”然后不再理人。
我和大舅相跟着往故乡老屋方向回走的程途，仿佛往童年幼小回走的程途。我耳朵里充满了新雪的嚓嚓声，这个过程中，岁月的边界似乎越来越模糊，我和大舅一样，跄踉着苍老的步履。
黄泥的山湾已经翻过了几座，土路开始发黑发亮，快到煤炭湾了。我一直在往我少年时多次经过的夏家老屋张望，比坟地更加荒凉的山梁脊顶，铁铸一般的两棵老树举向苍茫的冬天，树桠上永远架着两团黑黑的鸟巢。可是，记忆中的鸟巢已经散失了，只余下几枝写意的枯淡，虽然一样遒劲，难免不成格局。
大舅说，“到了，就是这里。”
这里的土地和别处的黄土不一样，是一种颜色比煤炭更深的黑，但山里人把这焦块一块的黑炭捡到柴火堆里去烧，烧得通红炸裂，但一夹离火堆，它就红消热褪，变成石块一样的冰凉。
比煤炭还黑的土块原来不能燃烧，不死心的农人在土地的最黑处选择了一处打井，向更浓的黑里深掘到五丈十丈，世界为之完全失去光明，但从地心一样遥远的黑洞里捡拾回来的炭块，似乎和地面并无二样。
后来有地质队的人来到村庄，说这是一种未成熟的煤，到达燃烧还需要一些时间，虽然离煤已经很近，但到底欠了一些成色。他们把村庄里的山翻得像猪拱狗啃过一般，带走了能带走的一切，然后站在这片黄土地中间上的黑土上，和农人们一样惋惜不已了。
奇异的是，这块黑地上种出庄稼比黄土地上的长得更加孱弱，别处的苞谷长到一人多高才结穗，这里一乍两乍高就扬花，举一拇指蛋大的一棒穗子。而且狗们鸡们吃了那片黑土里的庄稼籽儿，就不再产子生蛋。连养的猫也一样不再叫春，心静如水，面目古高如僧。
只是落雪成白的黑地，从山体里砍削出来的梯田比别处更像一种伤痕——冬田里的浅水结了冰再落了层雪，露面的谷茬像一种印刷在故纸上的模糊字迹，这使得冬田更像一部岁月久远业已模糊的旧版老书。一个人体的黑印，突兀如一个清晰的黑字，这就是那个死去的人的地方，旁边踩满了杂沓的脚印，仿佛对于中间那个大字的注解。
这个人就是村庄里夏氏的最后一个孤寡老人，从老鸦巢树下的茅棚里，因为心腹的搅痛，滚落一团，从门里到门外，滚过磨刀石和铁犁，从场院边的篱笆漏出去，坠入雾中。这一面陡坡有相当长的斜倾，这个盘旋下降的过程，把海老汉置于永远离开。
等他的身体到达冬水田的时候，他或者已经完成了死去。冬天总会有人死去。
海老汉活到了七十高龄，他娘将他和兄弟一窝六个生下来的时候，他们业已在生死的路上奔跑竞争，而他最终真的赢了。第一个先他而去的人是胞弟，那个不说话的孩子看上去十分阴郁，整天着迷于开凿山田，当硝化甘油炸药和雷管导火索第一次进入村庄，他就死在了点燃却不总也不能爆炸而不得不重新回去检查的炮眼旁边。接下来的一次也是落了雪，哑巴父亲腰里拴了草绳，从山崖边来来回回砍拖回来的树，锯断后码成了小山，他们五个兄弟在看起来十分高大敞阔的茅屋里，用柴块为自己堆码更小的屋，都业绩非凡。傍晚发了訇然的崩塌，柴块在垮陷中夺去了三个小弟的生命，而剩下的大弟不久后又和自己一样遭遇天花，虽然在漫长的昏迷中了不知道悬停了几天几夜，他的脸上从此长满了麻点，但他到底挺了过来；而大弟却被丁丁当当地钉进板柜，埋在其他几个死去的弟弟坟边，成为小小的一堆黄土。
活下来的他长到二十岁，张罗着要去讨个媳妇，传承夏氏孤独的血脉。那个时候一个黄花姑娘值十个银元，他却只有一个银元；等到他在三十的时候挣到十个银元的时候，娶女人涨到了两千块钱；等到他五十岁的时候攒到两千元，连一个不能生养的寡妇都已经要价一万。老光棍从此病倒，再也没有迈出老屋一步。
最初，他总是挣扎着要跌下床铺挪到屋外去，但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多年，一直局限于这黑暗的小小世界，他父亲和兄长都是哑巴，到了他这里似乎获得了特别的补偿，声如炸雷，嘈嘈不休，在一间二十年来里只有他一个人独处的破屋里，每天从早到晚永不停息地大声咒骂。这些诅咒从他面前的一只鸡子开始，延伸至院子里的瞎眼老狗、篱笆桩上发霉的白菌、以及从院子外伸进来尔后爬上上房顶的藤萝。或者有时候这些骂没有所指，而仅仅天气，或者自己的命运和看着一切却总也像没有看到似的老天爷。有一次，他将无力的身体从床铺上扭滚到地，落到了火塘里，虽然将皮肤烧得滋滋拉拉响，却再也丝毫不能挪动，直到烧得只剩半截身子。
此后，那个詈骂的声音彻底终止了，我每次路过这里，总是看到夏氏光棍的老屋像停在秃山梁上的一只鹰，门洞黑的像一个窟窿，那个从来没有真正见过的老光棍，一定会大声的清漱嗓子，或者发一声无比凄凉的呻吟，然后杳无人声。
一只黑猫，皮毛像绸缎一样发亮，从土路上跑过去，像移动着地上的一个黑洞，也喵呜着应和了老光棍一声，然后消飘进和它一样黑的门洞里去。
海老汉在兄弟里最大，也活到了最长，直到父母故去，同辈人故去，后来的儿孙辈也一一故去了。身前身后空旷无着的人，在冬夜里经过长时间的下降，终于到达了坂田平地，成为一个“大”字。而且这个大字，在我看来更像是一个瘦弱孩子的，比如硕大的头颅，和瘦缩成儿童一样的掌骨，在雪面上留下了仿宋体似的枯槁形迹。
原来二十年里，或者七十多岁的整个人生，他和这个世界之间，就只隔着踩凹如一道马鞍似的木门槛，那道一字。七十岁，他赢在了死去的路途。
看完雪地里这个死人的黑窟窿，大舅和我走过一片雪地，他指着另一个黑窟窿，说，这就是那个不知道名姓的过路老人死去的地方：“今天早上人们发现他的时候，他的口袋里还装着一大捆票子。”
雪中的稻茬，如同印刷模糊的古书一般的冬田里，一处确凿的黑迹，将薄雪的掩饰揭去，冰面碎裂，露出墨汁一样的冷水。但这个挣扎，只留下面积很小的黑窟窿，旁边就是一些凌乱的脚印了——这个黑洞，就如同写错而嘶啦一声撕掉的一页字纸，揉成一团，随手就抛到了那里。
听村里另外的人说，这也是一个从小离家的本村人，在煤矿和砖窑干了一辈子苦力，光棍一条，还去口外去放过羊赶过骆驼，一辈子最大的希望就是老了能回归故里，没有想到是的自己的老身子骨再也榨出不力气的时候，被老板一脚踢出门外，沿着铁路走了几天几夜，才在一个小站买了一张没有座号的票车。
恰巧又遭遇了雪灾，他和更庞大的人群被困路上已经几天几夜，百无聊赖之中，他用身上仅剩的两块钱买了张彩票，没有想到竟是头奖。他悄悄地领取了想也想不到的巨额奖金，把大部分存进了银行，而取出一些塞到腰里，计划着回到故乡的夜晚，被更大的风雪搡倒在煤炭湾的冬水田，和海老汉一人一边，占住了蓄水结冰的坂田。
可是，为啥大舅要说这个老人活得不行呢？无从知道。莫非大舅和我，还有家族里其他一些在外漂泊浪迹的人就活得更好一些吗？值得怀疑。
所以我不敢对别人的死，轻易地表示态度，抱以菲薄的情感。或者我死的时候比这苍凉，一样不为人所知，挣扎于陌生的他乡夜晚，四周的暮色垂落，无氧的空气湮没下来，不知道我的双眼最后会看到什么……我不知道这个迷路或者失足死去的老人，他在生命最后的时刻有没有试图呼天抢地，把印刷整齐的雪地揉成一片狼籍？他能看到遥远的灯火吗？他的附近越来越冷，和夜同一颜色的水漫漶上来。这样的冬雪之夜，一个蹒跚归故的人，他会不会得到真正的救赎——或者他不需要救赎，他在异乡发了大财，终于迈开往故乡回走的第一步时，就已经看到了大地上亘古不变的光芒？
谁会告诉我这一切呢？哪怕有谁听到我的诘问也好，风很凉，来回扯动，故乡冬天的风景那么简单，那么沉默。山仍旧是多少年前离开时一样，起伏的轮廓因为落雪而和苍穹模糊成一片，山顶上垂挂下来的弯弯曲曲的路，优先在雪天里成为亮白，而长满了灌木丛的次生林显得阒暗，花栎树叶瑟瑟如金，麦垄也像原野里印刷了整齐的文字，和这片收割干净的稻田，有些相像。
在我回到故乡的那个冬天，无所事事，时间延宕到春节过后，我开始变得急躁。母亲问我是不是还要走，我立即否认了，认为自己可以在这里留下来，过他们指望的生活。但母亲再问的时候，我竟然说是的，我是要走。我是突然那么说的，但似乎又蓄谋已久。说了以后，我就立即着手收拾自己的行李，还去商店里买了一包土产的茶叶。
母亲去找大舅来劝我，希望我收心不再出门，大舅来和我喝过一顿酒，醉到不省前生今生，醉到物我两忘，他才眼神闪烁地说，“其实……人生死在哪里，都不会有什么两样，要么……你就别走了吧。”
可是，就在第二天，我还没有从酒的风云激荡中返身出来，母亲就告诉我，大舅已经又出走了。和他的归来一样，他走时谁也不知道。大舅就这样重新消失了，但他和我喝酒的样子在我脑子里升腾出来，完全不像是一个终日愁肠百结的人的样子。他的人生在我眼里，就像在浓得化不开的雾气中远行，有对面的行人靠近了，面目从模糊中渐渐清晰出来，然后错身而过，再归于模糊，不可复得。
我重新回到南方的出租屋时，我的窗户玻璃少了一页。我站在窗前，脑子里空无故事。谁家传出的电视剧的打斗声和现实里的乒乒乓乓，混为一体。对面楼里一个补习班的男孩，在窗前晃着瘦骨嶙峋的赤裸上身，一个看不见的女孩发出啊啊啊啊的声音。
突然，有一辆闪着蓝灯的车从另一道街里拐出来，停在我楼下，几个穿白衣的人冲上楼，从我隔壁的出租里抬出一个人，他已经死在了单人床上，他们给他的脸上蒙着一块白布。我认识那个失恋的年轻人，我回家那天，他一直抱着吉它站在窗口，沉陷的眼睛望着天空的鸽群，忧伤地弹唱，阳光像冰凌一样……之前，我知道他曾经在那么多夜晚反复听一首歌，戴着薄薄的眼镜，对着大雨高唱着什么……
住在楼梯口那个收废品的老两口也走了。他们的三轮车没有来得及处理，被遗弃在院子里，后来被房东处理给另一个收废口的人，换回一木箱十度半的啤酒。
二楼的那个据说是性别认同模糊的男人也走了，他曾经站在自己的门后面，看着上楼下楼的女人进行手淫。有一天晚上，他把房东女人摁在了门口灯光照不到的沙堆后面，嘴里叫着“求求你了！就一次，就一次！我一辈子就一次……”瘦窄丑陋如小儿的光屁股，迷乱布悲壮地扇动着。不知道他是否真做成了，就算真的做成了，这无效的生殖行为，实质上和故乡村庄的海老汉中彩票的人、我的大舅和我，一模一样。当天夜里，他就被人弄断一只腿，从门里凌空扔出来，跌到当街。从家里出来时，我在另一个城市里看到了他，单腿蜷地，身上没有几片布，头发粘着土，脖子上吊着一只从来没有洗过的军用搪瓷口缸，他的口水就流到那只口缸里。这只口缸是我的，被他借走之后再也没有还我。
离家那天的情形不停地重现：我背着一个小小的包裹，最后望了一眼祖坟的上空，头也不回地走了。走过水井和泥塘，还有架着整豆杆的老杏树，拴在老杏树上的羊在哀鸣，它作死一样，要挣脱脖子上的葛绳，四蹄乱刨，泥土纷飞，把一双眼珠都憋出来了，杏树被拉得晃动，细细的秃枝，把天空划得纷乱，一只鸡惊慌地从我肩上飞过，远处谁在放鞭炮，单个的，咚的一声。半天，又是咚的一声。
或许就在那一刻，故乡将我抛弃，让我一个人浪荡远方，不知何时才能回去。这个抛弃，让我经历许多人、许多事、许多路，还有许多楼房的影子，它逼着我忘掉一些什么，然后，再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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