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疾病的恐惧不光是直接来自身体的疼痛。
我们的身躯跟时间赛跑，时间是慢的，你几乎看不到，但我们一返身，它们的身上就长满了斑，并臃肿和暗淡起来。而疾病又是这样的，当你的身体开始爬上斑点和皱纹的时候，器官开始衰老，行动开始缓慢下来，你肉体上的痛感也随之而到，你开始失眠，头痛，眼花，精力不济。你开始回忆自己的过去，你对不远的将来充满忧虑。在我逐渐逝走的村庄，你无能为力地躲在墙角边，在冬日白花花的阳光下卷缩着瘦小的身体。门被风刮着，吱呀吱呀地摆动，乡村赤脚医生已经来看祖父好几回了，打针、吃中草药，他眼神木讷地看着我们。（而你从来没想到疾病那么悄然快速地进入身体。）那年夏天一过，你坐在木椅上安然睡过去了。而在这之前，你跟我讲起你小时候，你守着自己快要死去的亲人时，他的身体被搁放在阴暗潮湿的里屋，他就那样躺在木板上，他的身体还有余温，还要呼吸，你小的时候还爬在他的身边听他们孱弱的低唤。大人们把你叫走，他们不想让你看见这残酷的场景。你说，活着的人没有口粮，快死的人，余下口粮给活着的人吧。这也许就是生活带来的启示，疾病夺去人的是生命和信念。
在河口镇，庄稼一茬茬地被割倒的时候，又有人被疾病带到痛苦的折磨中……猛烈的咳嗽声不时地穿透夜晚和清晨的寂静，他不断地咳出血，要把肺里滞留太久的尘土咳出来，他可能心里好受些。但我的担心来自于他单薄的身子，他一直在村办水泥厂的包装车间干活，从青年到中年，三十年来，他从饥饿马不停蹄地跑进了疾病中。而水泥厂一直处在半工半怠的状态，五年前的那份工资还挂着帐，多次催要，未果。生活被逼着有些无奈，那年头的雨水落下来，庄稼冒不出芽；浑浊的污水从水泥厂的排水沟顺流到田地，水稻枯萎；小煤窑像蜂窝一样密布在那片土地上，从矿井里抽出来的水泛着昏黄的色素，恶臭随风弥漫。他的胸口从那时侯开始气闷、气喘，十年过去，他一直没去过医院，他的一双儿女去了南方，像候鸟一样漂来漂去。天气好的时候，他还在村口走一走，碰上阴凉的天气，他的咳嗽就会加重，现在他正逐渐丧失掉壮年的身体。他吃些自己熬出来的中药，他的屋子里的一切被熏过的草药味道，连蚊虫也飞不到他家。所有的人都没有办法，不断有人出现这样的症状，这样的患者来自那些水泥厂和矿山小煤窑的工人，他们都是村庄附近的农民。这样的病人一年比一年多了起来，恐惧笼罩周围的人，日复一日，阴影不散。有一个人，他活了四十多岁就死了。听别人说，他死于肺病的一种，但没有人确切知道最终的结果。
我印象中那排青色的砖墙砌成的低矮平房是多年前的建筑——章山卫生院，它和粮店和养路班连在一起，前面一排高大的梧桐和榆树，那里堆满了一次性塑料针管、瓶子、注射器，孩子们把塑料针管拣出来做各种样式的动物造型小玩具。堆放这些垃圾杂物的下面是一条从山那边淌来的小溪。我小的时候身体不好，肺炎、麻疹、痢疾、鹅口疮、腹泻，母亲隔三岔五地望那里跑，我记得那里离下庙不远，母亲经常去找那个算命和尚瞎子卜卦，并求回一段红步系在腰间辟邪，或者用粮食换回庙里的上贡的果品，分给我们吃，以祈求得到神灵庇佑。那里只有三个工作人员，一个处方医生姓黄，他写着几乎没人知晓的文字，在我眼里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一个上了年纪的女护士，体态有些臃肿，她不紧不慢地换药、打针；另一个是药剂师，白白瘦瘦，戴着眼镜，在中药房里配药、称量，一口有别于我们方言的普通话——真是好听，让路过的姑娘不忍往窗户里看看。天黑下来，那盏昏黄的电灯一直亮到天亮。它在白天也是阴冷可怕的，修女般的肃静，时有孩子的啼哭和尖叫划破虫声和鸟叫，我们一哄而三。有时在村口，听到狗叫，看到那个姓黄大夫进村，而我撒腿就跑，一直呆到天黑听到母亲喊我名字的时候回来吃饭。而大一点的孩子不爱跟我玩，他们害怕我把病会传染给他们，他们欺负我。我很少有可靠的朋友，我经常去村庄后山的溪流找螃蟹。我那时几乎对疾病没什么恐惧，但我害怕吃那些苦涩的中草药，我也不喜欢闻那种辛苦的气味；我惧怕打针，那种痛让我揪心的难受。
我长大的时候，我逐渐对疾病有了自己的认识，它几乎是某种痛苦、绝望及慢性自杀。我曾经目睹村庄一场疾病给一个家庭带来心灵的巨大阵痛和灾难。我忘了她的名字，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小的时候，我还没搬到下黄湾的时候，她早嫁到这个村庄，她嫁给了一个比她大了很多岁的男人，因为她患有间歇性神经病——癫痫。我第一见到她，她用忐忑不安的眼光看着我，她有些羞涩地告诉我下黄湾的人和事，她十七岁嫁到这个村庄的时候，这里只有一户人家，后来他们兄弟几个分了家，每个人两间土砖房子，她不能下水田干活，好几次犯病栽倒在水田里，差点就死了。她丈夫在一家砖厂做短工，经常没理由地打她，她有一双儿女，送到了她娘家。有一次，她提上刚烧好的开水犯病了，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开水把她整个手臂都烫伤了，等她醒来的时候，她开始喊我母亲帮忙。我印象最深的时候是一年冬天早上，她在池塘边洗衣裳，她整个人从高处的青石板跌进了水里被我看见了。我急忙喊我母亲把她捞上来，她被摔得鼻青脸肿，呼吸快没有了。她丈夫知道后反而责怪起我母亲，他觉得她是一个连累他家生活的人。也许她的死对他来说是种解脱，这也许是个借口。生活从来就不会平静，活着对她来讲也是奢侈的。
她是一个善良的女人，从来没有和村里村外的人有过口角。母亲说，她经过这次灾难可能活不长了。那个冬天过去不久，我见过她一次，她脸色有些苍白，结痂也脱落了，她靠在床上，我和她儿子在她房子里摆积木。她还让把她桌子上的镜子拿给她，她的样子看起来算是清秀，口齿清楚。可惜的是她的癫痫犯病的次数越来越来频繁起来，有时候伴有尖锐的叫声。乡间的赤脚医生给她看过几次，也抓了些药。她家还请了巫师为她做法事。一个活人，就这样被人超度了。死去，她的疾病也将终结，村庄又少了一个病人，而新的疾病正在开始。
父亲在煤矿干了十九年，一直干到那里所有的煤窑倒闭。他的许多工友都是外省人，有些在煤窑事故中死去，有些娶了当地的姑娘一起回去了。这些工友最多干上两三年就走了，余下来的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他们不在煤窑干活，就在水泥厂、碎石场、石灰窑、砖厂做事。因为煤窑的工资高，壮年都去那里上班了。我和小伙伴经常一起去矿区拾煤、拣废铁，胆大的人，干脆把机房里的旧机器的零件卸下来拿去卖了。那时黄荆山下的小煤窑一排一排地分布着，诊所理发店也开到那里了。清冷的春天要来的时候，各种疾病总要在矿区流行一段时间。有一年三月，村里有一个小朋友偷偷去了一次井下，回来就发病，高烧不退。医生来看过，开始以为是感冒，开了药吃了，却不见好转。后来转到城里的医院，说是肾病，大概很严重吧。那时，对疾病的认识没有具体的概念，大约过了半年，我又见到这位伙伴，他又白又胖，看起来像是身体浮肿了好多。但没过多久，他就死了。那是我有记忆以来，村里死掉的第一个人，他只有七八岁吧，疾病这么轻易地占有了他。还有一个女孩也只有八九岁，她是我的堂妹。她死于非命，淹死在水井里。我有些悲伤。
父亲自从煤窑关闭之后，他就彻底成了闲人。他有时也去那几口废井看看，那是他工作过的地方。他几个工友就死在那里，还有几个工友和他一样患有矽肺，粉尘浸渍到了他们的气管和肺，胸腔也布满了。他们没有意识到疾病正在悄悄地发生，阴影笼罩了他们健康的肺。他们咳，咳，咳，咳，咳，咳个不停，咯痰、胸痛、气急，逐渐失去劳动力。父亲的病，我带他去医院看过几次，医生给他开了几个疗程的药。这是种慢性病，医生说没有什么特效药可以治疗，要坚持吃药，注意天气变化。洗肺也没什么必要，医生说，进一步确诊要到专门的医疗机构。父亲可能早意料到的事，他没有半点惊恐，他说，他还活着，而他们好多人已经死了。
每天晚上，我听见父亲撕心裂肺的咳，它不停在掏空父亲的胸腔，仿佛要掏空下黄湾所有的声音，万物寂静，只有他。当我回到那片地方，它之于我的变化是三十年葱郁的大地变成了无规划的道路、矿山和厂房，湖泊成了桑田，他们移民，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之后是乡村工业的萧条和环境的被破坏。人去楼空，满目衰败的气息连同疾病一起构成了后乡村图画的景象。
疾病如同村庄的稗子。我的祖母死的那年，她心肺器官衰竭，父亲不愿把她送到医院。祖母在世时说过，她死后要把身体完好安放在自己的土地上，她怕火化，怕痛。父亲担心祖母会死在医院里，她的病一直熬了一年多。有一次半夜自己起来小解，摔在地上，脸都被摔肿了。我知道祖母的起居都是我父亲负责的，我很是责怪了父亲。但作为一个男人，他的粗心和耐心一样需要我们原谅的。那段时间，也是疾病折磨她最苦的日子，我带着儿子回去看她。她生病还在诊所打针，炎热的夏日，父亲用车推着她往返在乡村的路上。她看着我！用干瘦的手抚过我和儿子的头发时，她干涩的眼窝也充满了泪水。祖母腿脚不灵便，她的膝盖骨关节年轻时候动了手术，那场大病使她右腿从此无法弯曲。还有一次，她上山砍柴，劳累引起心脏不适，住了一个星期医院。我回家守了她一天，我喊她，她看着我，眼光暗淡。寿限可能离她不远了。两年后，祖母带着她疾病的身体远去了。
我给她写下的碑文——
我想去一个地方，它要满栽李桃，有小溪，还要有桐子树，春天开着白色的花，树上爬着一种身体绿色的毛毛虫子，蛰在手上剌痛。
我想十年回一次乡下，我祖母还活着，白头，少年心事，还在路边和陌路之人搭讪。你喜欢看童子赶着家禽四处奔跑。看我在远方，电话里你莫名其妙地发呆，我一个人在说话。而斯人已去……橘花还开在井边。我想带着儿子去看你，他还不会说话，他喜欢看水，看那些无名的小花，他和我小时候一样喜欢把尿撒在庄稼上。
夜里醒来，我坐在露台上，随手翻动几页书声，照片落在我手上，我想起来要打个电话，但你已经睡去半年多了，怕被惊扰、怕被问候。
如果在墓碑刻上字，它只能被我写着是：
母亲。除此，我们都不会放心。
你沉静在身体的大地里，回到襁褓的时候的温暖，这是一次轮回，永生也是永灭，我们隔着泥土互相取暖。我们之间长着草、树木、季节、世界，但我一伸手仿佛回到自己的童年。
疾病让人产生敬畏和怜悯，所有的杂念和尘世将会远离。在下黄湾生活着一个人，他没有名字，他们叫他聋子或哑巴。他从小有听力障碍，说话有些结巴，智力比正常人低下。他一个人生活着，他没有一个兄弟亲戚愿意照顾他。他不会独立种地，他常年一个人帮村里村外的人干农活，换回糊口的粮食和日常生活用品。他还有过短暂的婚姻史，一个安徽女人带着孩子跟他过了一年多，又带着孩子离开了他。他没事的时候就村里转来转去，碰到那些孩子们，他停下来跟他们玩。有的时候他也蹭到闲在家里没事可做的妇女家里，帮他们去山脚下挑水。因为他们的男人都去了南方，留下她们独自带着孩子。他给村里的人几乎没留什么深的印象。有他没他，见他不见他似乎没有人问过。有一年年关，他从外头回到下黄湾时，他被人打折了一条腿，村里的人问起他，他支吾半天，也没有说出来。像他这样一个不争世事的人，谁会下此重手呢？但有消息传说他睡了人家的女人，被人撞见了，抓了个现场；还有人说，他偷了人家的耕牛，被人捉住了，送到派出所被打成这个样子的；最为可靠的消息是他爬在别人的窗子看女人洗澡，摔下来被主人知道，叫人打的。
后来在村庄上流传的版本越来越多，没有知道知道最终的事情，有人把它看成笑料，有人把它当成笑谈，也有人认为这是谎言。但对他来讲，这个世界是无声和混沌的，他可能听不到或听不清楚，他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从那以后，他成了一个彻底没事可做的人。好多人也不叫他帮忙干活了，他的口粮和油盐没有了着落。他不得不从村庄开始，挨家挨户地乞讨，这样不免有些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待。没有人跟他说话，连孩子们也不跟他玩了。他的病越来越重，他的耳朵似乎也听不见了，结巴更严重了，靠着手势还能让人看明白。最后，他彻底成了一个哑巴。几年前，我回到村子，我没见他，我问起父亲，他平静地告诉我：他死了好多年。他的死最后也是一个谜，亲属连他的尸体也没见到，骨灰也没有。他们为他修了一个假墓，在村口对面的山上。一个小土丘，没有墓碑。他死于邻县一个小煤窑的一次塌方中，尸体还埋在井下。老板给了他的亲属五千块钱，就把事情打发了。回到村子，他们兄弟还为钱如何分配的事吵过几次。这是后来我听别人讲的。一个人活着，他很孤独，他死了，孤独也就没有了，对于这个村子来讲都是小事。他活着，我们很少想到他，死了，谁还会记起呢。但我一直不明白，他怎么去那么远的煤窑做工呢？是谁把他带去的呢？也许这都不是问题的根本。是什么最终让他死亡的呢？是他自身的疾病（耳聋、哑巴、智障），还是我们对他的无知和心病呢？一个人肌体可能病了，而他的旁观者都是疾病携带者。
有一年雨水淹过了我们村庄，大水过后，大地草木大片枯死。我们回到村庄不久，疾病开始流行。牲畜开始死亡，鸡鸭也接着发瘟。那场大水之后不久，下黄湾死了三个人，一个小孩被水淹死的，另两个是老人，死于痢疾和霍乱。很多人在那次大水再没有回来，他们换了一个地方，把家安放在一个樟树下（地名）。我家在那次大水中，只剩下宅基地，不留一片瓦。这是我祖母讲给我的。第二次大水是在十年前，我刚离开下黄湾的时候，庄稼被淹了，牲畜暴死在水里，它们把疾病留给了那片土地。临村几个地方很多人出现过2号病（又叫“副霍乱”），但没有死亡的报告。人们在惊恐中紧张地过着，那生命不能承受的疼痛，现在想来还有些惊悸。疾病是永生也是永灭的，没有人能祛除。
我在下黄湾见过那些垂死挣扎的人，见过那些疾病隐在身体的人，想起他们呆滞的，疑惑的，平静的，急躁的目光，而我总是避开那人群中显露的表情，把他们隔膜在村庄之外，被时间和生活遗忘，自己和他们一样无可奈何。
转自：
http://www.21huazhua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