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 忽
沈荣均
1
我不知道怎么就敲下了这样一个连自己都感到费解的题目。
2006年的7月。我的手指有些不听使唤，键盘硬得像石板，手心手指还渗着一股透凉。奇怪的是，尽管我用的是全拼输入法，那个不大习惯的词语还是下意识跳出了屏幕。是一个钝痛生涩，还有些凌乱的双音节词组。
不仅如此，最近手头上诸多的琐事，都显得芜杂凌乱。节奏好象也在停驻下来，迟缓，麻木，犹如墙上的过期挂历。周围许多的事物和细节，包括村庄里的亲人，一个个撵着与我擦肩而过。他们纷纷谢幕的速度之快，快得连他们的背影都来不及看仔细。他们的草草离去，最终让我的行文遭遇了从未有过的措手不及。其实，我还是喜欢把文字写得更为顺畅从容一些的，像这样断断续续，欲言又止的叙述，真是对不住那些离我而去的亲人们了。
我的三姐夫去世已有几日。
2
三姐夫的死似乎与他家新修的那幢房屋无关。像村里众多的男人一样，
他只是去省城打工。这并不构成让他染病的理由。
几年前，三姐夫忽然信誓旦旦地宣布，要把矮木楼换成砖楼。对于三姐夫的宏伟设想，三姐不置可否：当初嫁到你家时，只顾了生儿育女，住新房子怕是异想天开。修房造屋，天大的事！倒是能给祖宗涂脂抹粉，也是给你们汪家涂脂抹粉，你干得了这样的出息？
三姐的冷淡，并没有阻止三姐夫造房的决心。二层的楼房，最终造好了。因为修新房，三姐夫欠了一屁股的债。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你摆的摊子，你去敛，俩孩子读书的事情不用你操心就是了。三姐再次明确了两人的分工。
为了还债，三姐夫去本地一家风景区的宾馆做了厨师。等到三姐把两个孩子都送上大学时，三姐夫却出事了——那家风景区的一个司机，把车径直驶进了三姐夫的工作间，捣毁了一堵墙，最后还掀翻了滚烫的油锅。于是，三姐夫从此一只手成了半残，那份工作最后也不得不丢了。
像很多男人一样，突然没了着落的三姐夫，很长一段时间，除了诅咒自己那只手外，就是醉酒。他闲得慌。家里的那点
地，我姐一人种就够了，一下多出个大空人来，连自己也看不顺眼。修房欠下的钱，还差一截。三姐夫总觉得自己头上悬着一块硕大的磐石。
就一个人去了省城。找了很多家宾馆，都说他手有残疾，等于只有一只手，就婉言谢绝了。据说，最后是一家个体小餐馆收留了他。老板看上了他一手的厨艺，加上人又老实，动了恻隐，录用了他，一个月还给出六百块的工资。当然，这些都是三姐夫自己讲的。我们一大家人都没去过那家餐馆，或许三姐夫说的是实情，因为每年年底，三姐夫确实往家里带回一些钱来。
这又能怪谁呢？房子都拔起来好几年了，还是差账。当初，喊他不要修不要修，他就是不听，一个人闷倒整，还说活一辈子，没置地造房，就不像一个成家立业的大男人。现在好了，家有了，业立了，汪家的面子也撑起来了，人却没了，两个娃又去了城里，留一架空房子哪个住？
我不知道，三姐这些话是不是真的含有责怪自己丈夫的意思。
也许，三姐说的，与三姐夫做的，都有道理。
3
我们总是在一开始便
选择了建造房舍。在一个并不确定的宏大命题的号召下，我们依然雄心勃勃，伐树下山。还夸张地请来村里声名显赫的工匠。裁树成段，刨了皮，凿出眼，穿上榫头。所有开幕式一般的劳作业已就绪。帮忙的亲邻，四下里聚拢来。而后是近乎漫长的等待。而后是众人的齐声吆喝。一个蓄谋已久的梦想，终于颤危危地树立。秋天来了，也去了。我们所熟悉的许多面孔和背影在忙活。一个秋天都在忙活。
仅仅建造了房舍是不够的。我们注定不是行为主义者，最后把自己也填筑进去——劳作的内容——唯一说服自己的理由。这才有了后来的举家迁居新屋。我们逐渐习惯了鲜木屑的腥味。地气也湿重。要命的是，我们总是走错房间。不过，还是逐渐对辛苦搭建的新居充满渴望，幸福总是从陌生的最底一层开始，摇晃着往上升，最后膨胀成一颗颗出水的泡。
于是，我们砌了灶头，扛回柴禾，升起炊烟。
于是，我们镶好大床，等待有谁送来大花被子铺上。
于是，我的母亲和姐姐们，开始不厌其烦地算计柴米油盐，甚至为生儿育女忙不跌地。
房屋搭造起来，心里便塌实了。接下来还有什么可以期待，以至终老的呢？便渐趋懒散，便无所事事。没有谁会花脑子去冥思苦想要发生什么。日子是要一天天过的，是掰着手指一根根数过来的。谁会去想呢？即便有先知的本事，能预测到明天的变数，你又能怎样？你能一步跨过明天，踩上后天？那会一脚蹬空的！我的祖父教训着父亲。父亲以同样的口吻教训了我。他们每天沿袭一陈不变的程式，做着同样一件事情，甚至不会为明天想得太多。想也是徒劳，还害得头发也凭空白了几成。祖父的祖父也是这样。祖父的祖父，我没有见过，我只见过他在家谱里的名号。前面还排着一连串的名号。那些名号并不见得有多么重要，但能在漫长庞大的家族血脉史里留下痕迹已是知足了，让我们一想起来，就会情不自禁肃然起敬。我知道，他们承传了家族对于生与死的惯性，没有谁能例外。
他们都睡了。
这样的叙述是不是显得画蛇添足？
4
那好，黑夜正显著地覆盖过来。很多时候，我的叙述稍一疏忽，就把黄昏给忽略了——白昼的结局。黄昏来临，夜色加重。更多潜在的意外在弥漫。
比如，几只黑蝙蝠探头探脑。于老屋的某处。
比如，一灯如豆。以及坚韧的秋寒。
比如，青花瓷碗碎裂一地。夜露惊鸿一瞥。
还有很多的意想不到……
其中的一些，被捡起来，又放下。放下，又捡起来。于是，我们在过程的不断重复中，演绎出关于结局更多的可能性猜测。
5
我要走了。
去哪里？
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很快离去。
真的那么着急么？
……
我和三姐夫，擦肩而过。并没有谁说话，我只是一个人做着这样的对话假设。
三姐夫行色匆匆，脸色比阴雨天还难看。
我在乡村生活的那段日子，曾经不止一次地做过类似的假设。而且，老是把自己也牵扯进去。那时，我的眼前往往会有一群蜘蛛，它们正在墙角布下一系列的蛛网。首先是蜘蛛自己自投罗网，而后回过头来欣赏更多的虫子前赴后继。于是，便突发奇想，设想自己有一天也死去，躺在床上，看着那些活着的亲人们为我折腾，就感动，一感动就盼望自己痛快一点离世。越是这样想，死亡越慢，慢到最后竟然止住了。我没看到虫子们最后挣脱噩运时，触角和肢体，伤痕累累，血迹斑斑。只看到一墙的狼藉……
小的时候，母亲是不让我的话语里出现诸如“死”一类的词汇的。死亡，对于不喑时世的小孩子而言，无疑于插于身后的一杆讳莫如深的招魂旌幡。
而现在，我总是在一个人躺下来的时候，老是和死亡的话题过意不去。
比如，与三姐夫的那段对话假设，就是在三姐夫去世前，就开始酝酿着某种萦绕于心的情绪，并不断渲染和加重。真是有些莫名其妙了。
很遗憾，我已记不起来这次短暂对话更多的细节了。连气氛也有些模糊。似乎是冥冥之中的某个午后。蝉声，细若游丝——并非适合午睡的那种。最后在一场凝重的雨意前噤去。
6
印象中与三姐夫不在一起已有几年了。我的记忆驻留在两月前。
也就是“五、一”假期。我见过他最后一面。侄儿（四川盆周山区方言，不管兄弟姐妹孩子，一律唤侄儿侄女）完婚，这是一家的大喜事，尤其对于憨实木讷的三姐夫，更是喜不能言。前面我曾交代过，他是省城一家餐馆的厨师，煮饭，炒菜，还管早晨的“白案”（方言，面食一类）。听三姐说，每逢节假日三姐夫就要打电话回来说，工作挺满意的，每月挣六百块，包吃包住，就是忙，没空，油烟也大，呛得难受！加班有钱，多干一天多拿二十块，所以，就不回来了。
他就是那种想钱想得疯不顾家的男人，一年也难回来一次！三姐似乎有些愤愤然了。
这次“五、一”大假，三姐夫却破例回来了，是赶着回来看即将过门的儿媳的。一家人很快沉浸在喜气里。侄儿小俩口，从所在部队领回了大红结婚证书，穿着喜妆，抓烟散糖。照例，遇上这样的大喜事，作为一家的男主人，姐夫应该挑大头张罗的。因为许久不在家，一些简单的事情三姐夫也生疏得插不上手。插不上手，看着一屋子进进出出的客人，一尴尬，竟忘了几位亲戚朋友的名份。为请客送客，三姐一个人忙得快昏了头，就生无名气：你看你，遇事就六神无主，当甩手掌柜，简直比外人不如！客人们却不计较，因为彼此已许久不见，便主动与三姐夫寒暄，聊些恭维的话题。此时的三姐夫，已是家里最不习惯最为空闲的人，俨然已把下半辈子的事情都忙碌殆尽！
关于那场我们家下一代隆重的结婚庆典，我没有什么特别深刻的细节。隐约记得，三姐夫最终没有喝完我们掺给他的祝福的喜酒。他甚至没来得及把前来道喜的亲戚朋友都送走，就一个人匆匆赶回省城上班了。
省城里有妖精在等他？那几百块死钱就那么要命？此话，分明缘于三姐一时的不快。
所有的人仍是沉浸在无边的喜悦里。侄儿和侄儿媳还在给客人斟酒。姐自是一个人忙得歇不上气。
我们谁也没有想着要去送三姐夫上车。那天下午，三姐夫最终还是一个人去了省城。
等一切都重归于平静，我们终于在整理那些婚礼进程照片的时候，发现惟有三姐夫一人把他的那份笑容，一直粲然地保持到了婚礼的最后。
7
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建造房屋的时候，最后的环节总是以掩上一道门结束！到底想把谁关在门外呢？
你这个娃异想天开呵，没门还叫房子叫屋么？这是个似乎很傻的问题。匠人们直摇头。
后来，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发现了另外的隐秘。那天三姐夫离开一大家人去省城时，我们都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三姐夫的微笑，其实不应该被我们所忽略。他的转身而去，一如黄昏带过老屋的那门，扑通一声，最后摔给了我们一团重重的背影！
8
很快就把侄儿婚礼的事情忘却了。侄儿小俩口回了海南。侄女也回到她的大学课堂。很长一段时间，不再听到三姐关于他们一家人的唠叨了。既为家长，又是村长，为着村上村下家里家外的事情，三姐似乎忙得也没抽个空闲来个电话。
等三姐再来电话，已是一个月过去了。一个月后，大约是端午前后几天吧，三姐来电话说，三姐夫刚到省城就病倒了。先是咳嗽，胡乱吃了些药，还是咳嗽得不行，就从省城回来了。去镇上输液打针，也不见好转。又转到县城。县城的医生作了检查，没说是啥病，只说准备钱，再转省城的大医院。三姐的话，虽然省了许多的细节，但分别提到镇上、县上和省上的三级医院，按我的理解，姐夫多半病得不轻。
我决定去省城看看他的病情。
因为三天后，有一次计划中的远行。我得在出发前，把家里的牵挂都搁置起来。
也许是肺炎。甚至比较严重，比如肺结核。去省城的路上，我对姐夫的病情做着这样的猜测。
我已不止一次做过这样的猜测。许多年前，我去市医院看望大姐夫的时候，也曾一路上这样不断地假设。对于一个亲人的病痛，尽量想得坏些，即使遇上再大的变数，也能承受和应对。事实上，这也只能是在心里想，等见到大姐夫时，他已昏睡不醒——比我料想的还严重！那年，我的大姐夫四十五岁。我放弃了来时在路上的那些打算，没有往更坏里说，倒是安慰大姐，大姐夫会好起来的。侄儿侄女还小，一个上小学，一个上初中，家里还有两个老人，这些都是顺理成章让他好起来的足够理由。
大姐夫的病最终没有好过来。这是十二年前的事情。十二年了，大姐家的两个孩子都长大了，侄女工作了，侄儿也上完了大学。一家人差不多记不起大姐夫的模样来了。
9
十二年了！四千多个白天和黑夜。我已经对死亡的话题，几近麻木。
身边更多熟悉的背影离我远去。
父亲也患脑溢血走了。2000年的冬天。父亲倒下就没有起来，他的病和大姐夫的病如出一辙，我相信父亲是老死的。一个常年与农活打交道的老人，不到七十岁就已是老态龙钟了！
为了安葬父亲，我、大哥，还有三个姐姐，倾其家里的所有。我们邀请来五代以内甚至是从未谋面的全部血亲姻戚，以及一个村庄的乡邻，大摆宴席。还请来一拨道士，做了五天的法事。我们甚至在父亲上山前的那个晚上，把家族里父亲名下的所有晚辈都叫来为老人送行，大人小孩跪满了堂屋、廊檐，以及整整一个院坝！
村里的人都目睹了我们一家盛大的排场和风光。
脑溢血，听医生说似乎是一种没有痛苦的病。
没了痛苦，父亲死得倒挺安宁，还给我们留下了一座硕大的老屋。他的坟茔也修造得颇为堂皇，令村里尚健在的几个老人羡慕之极——石雕的墓，就连墓檐也是五滴水的！
一阵比划和念叨之后，道士师傅在父亲的墓门上，蘸了白灰，画上了一个大大的圈。
10
必须要交待的是，我对死亡还是心存敬畏的。那是与我母亲有关的一个漫长的冬天。
我还小，并不懂得自己朝夕相处的亲人得了病，有多么可怕。我的全部印象仅是夜晚里，母亲一次又一次尖锐的呻吟！我吓得一声也不敢哭，蒙头大睡，还是睡不着。那刺破黑夜的呻吟已经足够令人恐惧了！
母亲似乎是知道自己将死一样，兀自张罗着在老屋旁，草草搭建了两间耳房，铺上几块木板，躺上去。耳房极是简陋，楼板地板没来得及铺，连门也只是拿几块木板夹上，就将就着用了。母亲离去前的一个多月，似乎再也没有离开过那木板房。那是一间尚透着寒风的耳房。
母亲还找来匠人，砍了一棵老木树，给自己定做了棺材。而后，在某个黄昏，一个人围着老屋后的几块地，转了几圈。她的墓地，最后选在一个避风向阳的埂上。
母亲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妥当，连父亲也操不上心。我们几姊妹一直守侯在她的床沿。她的兄弟姐妹则显得心神不定，换着人来看望她。她的那些弟妹，一个个心不在焉地唠叨着来，又一个个心不在焉地唠叨着回家忙各自的事情去了。
母亲的死亡仿佛冬天里一个冗长缓慢的影子。
关于母亲的离世对于我们一家的深刻影响，我在很多的文章里都曾谈到过。可能因为我那时的幼小，过于放大了接近死亡的某种感觉。
11
我在前面曾提到我去省城的医院探望我的三姐夫一事。之所以又在之后罗罗嗦嗦谈及大姐夫、父亲和母亲的去世，是因为自去年提笔写下前面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已深陷于某种宿命，不能自拔。加上一些所谓的借口，我停止了关于三姐夫的叙述。
当我重新拿起笔来，思考这一连串疑问的时候，秋天过去了。侄儿来过一个电话，询问家里的情况。冬至又来了，侄女来过一个电话，说她终于梦到了她的父亲一回。而后是春节，我们一大家人回了一趟老屋，去给侄儿、侄女的外公、外婆，也就是我的父亲、母亲上坟。前呼后拥的一大队人马，都穿得兴高采烈的样子，鞭炮放了好几饼，夸张的气氛还真像过年。春节过后，孩子们都走了。三姐照样忙上了她村里和家里的事情。似乎春天里我还去过一个电话，询问孩子们都给他们新逝的父亲烧过纸没有。三姐回话，烧了，坟也新培了土。孩子们忙，上完坟，一个个都走了……
又是一年的“五、一”。“五、一”过后，我们很快看到了农历的端午，摇着蒲草吃着粽子的忧郁模样。
忽然记起三姐夫的那场病，以及上面那些没有完成的叙述。
12
以下回忆的是我在省医院与三姐夫最后一次见面的谈话：
咋个一下就病倒了呢？“五、一”回来都还是好好的。
就是，从来没有得过这样老火（方言，凶）的病。可能是烟熏的。
有啥烟，能把病都熏得出来？
三姐夫想笑，已无一点笑的力气。
没早看医生？
在省城看医生贵，就买了些止咳治感冒的药。咳了差不多一个月，遭不住了，才回来。晓得这回要花好多钱哦……
看你就是个守财的主，心疼票子还是心疼自己！花再多也要医！
前些年起房子，借你们的钱都还没还完，又得了这花钱的病，造孽呵！你们也不要把我的病告诉几个娃，他们都忙，住上几天，等松了一点，我就回去。
都病成这个样子了，你还管这些。你住你的，医好了再回去。我马上要去云南出一趟差，等我回来，再来看你。
恩……
我同三姐夫谈话的时候，三姐一句话也没有说，只顾给三姐夫揩嘴角的痰，揩痰的餐纸很快堆满了纸篓。三姐夫咳嗽得厉害，一咳嗽，气便接不上来。三姐就不断给他锤背，又不能下重手。三姐夫咳嗽的时候，脸青得像青瓦上落了一层厚厚的霜，三姐夫就是那打蔫了的瓜秧。我只得草草结束了我们之间的谈话。
我们谈话的时候，同室的几个病友不时插话安慰道，没事，这是心血管病区，我们进来的时候也是这样，心紧，喘不过气，住上十天半月，差不多也好了。
听了病友的劝，三姐、三姐夫和我，就点头。
得了病，都是遭罪。撑到最后，也就缓了。我在离开省医院的时候，努力回想着从前生活过的那个村庄曾经给予我的启示。之前，我询问过主治医师，一个有名的教授。教授的答复是，在检查结果没有出来之前，仍然存在几种可能：也许是肺炎，甚至比较严重，比如肺结核，比如……
对于教授所说的这些可能，三姐有些似是而非。教授没有明白地告诉她。只是说，这病，要花很多钱，可能还是白花。教授摸棱两可的话，更加让一家人不安。三姐最后还是把教授的话，告诉了远在他乡的几个娃。一家人似乎都对三姐夫的病没有底。倒是三姐夫对自己的病很有信心，没事的，你放心去云南，别管我，我住几天，等病有些好转就回去……
我和三姐夫的谈话，最后止于医院里那种淡淡的福尔马林的气氛。
而那位教授的话，听上去更像一句咒语，面带严厉，却心存善良。
13
之后，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
第二天，我去了云南。
第四天一早，我在丽江接到侄女的电话：小舅，我的爸爸说不出话来了……
第五天，大哥、大姐、二姐，打电话到丽江说，三姐夫去世了，问我回不回来送他上山。要是能赶得及回来，几家人就一起去，人多，我们娘家人也有面子。要是回不来，也没关系，他们把我的份子也凑上，买一个大花圈，再送一份厚礼。听他们的语气，仿佛将去参加一个盛大的什么庆典似的……
14
我到三姐家，是在一个星期后。
三姐家只有她和婆婆、大伯两个老人在。婆婆不时督促她唯一的儿媳（我的三姐），记着给先她而去的儿子烧“头七”（方言，烧纸）。大伯慢条斯理地踱进踱出，既无所事事，又心事重重——听他说正在清理还有什么重要的仪式给漏掉了。
三姐自然是没心思搭理这些琐事的。她已经心力憔悴。见我来了，话也多了：把你三姐夫送上山，孩子们都走了。因为治病和安埋他，又欠了一笔钱。还有，我一个妇道人家，今后咋个照顾那两个又老又病的老人哦……对于三姐提出的这个问题，我是没有办法回答的。
我只能表达我的内疚。我说，因为出差，没来得及给姐夫送葬，请她谅解。
哪个晓得他一病就病成这副模样！三姐倒劝起了我。三姐说，别说我们不晓得他会这样，医生也没说出个什么名堂。就连他也没觉得最后会是这样！
我问，三姐夫怎么没继续治疗，就回家来了？
三姐说，在省城住了几天，花了一两万，病情不见好转，他就吵着要回来。他说，医院没有家里的房子住起安逸，又抽脊髓，又引痰，简直不要人活。就是没得病，也折腾不起！拗不过他，医生就同意了。也不晓得医生咋个会同意。
我问，他就没留点什么话？比如对孩子们，或者他死后安埋在哪里，修不修山郭（方言，坟墓）？
三姐说，回来后，他就催促我们把他抬到这幢新楼里。房子立起来，他就外出打工去了，一年难得回来住上几回。修这房子，他也没少费神。本打算留给孩子们成家住的，没想到两个娃都上大学出去了。也怪他没福气！那天晚上，他躺在床上几乎没有合过眼。第二天早上，就不行了。还没等到救护车来，就只剩下一句话，咋个会这样……
我问，三姐夫这话是想说啥？
三姐说，恐怕是他也对自己一下病成这样感到太意外。他到死都不知道自己得了啥病。
知道了又能怎样呢？在命定的结果面前，所有的假设已无任何意义。不过，对于将死之人，当他分明感受到结局已无可能逆转，结局的真相却被人隐瞒了，实在有失公平。就像处于绝对弱势的三姐夫，在与死亡的对抗中，最后也是因为实力悬殊，只剩下一句苍白乏力的追问！
15
那天午后，我一个人来到三姐夫的新坟前。
因为事前没有任何准备，三姐夫的坟显得有些潦草。巴掌大一块地角。几块丑陋的石板，圈成墓的轮廓。新鲜的泥，垒成了一个冢。
应是三姐夫的新居了。
与矗立在山脚的那座自己亲手建造的二层楼房相比，三姐夫的新坟，横看竖看都简陋，倒是那墓门夸张地裂着一张大嘴……
而送他上路的人们，早已表演完所有的程式。下山，回屋，然后重重地摔上了门……
2007年的端午来临前，关于我三姐夫病死的叙述，最后止于记忆里的那座新坟，以及那一扇裂嘴的墓门。那坟，那墓门，该爬上不少的苔藓和杂草了。
（作者：沈荣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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