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的囚徒
于仲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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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潜先生了并非想“采菊东篱下”，只是他的“刑天舞干戚”的积极入世的儒家精神到处碰壁，又不容于时下的门阀世俗制度时，使得他不得不回头皈依佛道、返朴归真，来要求自己的心理解脱和生理调解。
陶潜先生的人生道路以及他的文化选择颇具代表法，许多大儒当他积极入世的人生理想破灭，往往返归自然，以求得自然的解脱。苏轼、李白、王维、孟浩然、柳宗元、陆游以及许多文人都是如此。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众多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把尊儒作为猎取高官厚禄的敲门砖。如果门未敲开或敲开口又被挤出门去，仕途不顺意，他们又往往用老庄的虚无主义思想，甚至以印度进口的佛教义理来安慰和麻痹自己，众多文人就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他们站站兢兢地站在凶狠的主子旁，心里害怕，便别过脸去，保全他们一丝丝可怜的性灵，他们服服贴贴，浑浑噩噩，拥挤在一条幽暗不明散生着浓香霉味的暗道里，除了捡些虚假的“秕谷”，得不到精神的食粮，他们蜷伏在一个个虚饰的人间凡胎的塑像之下，做卑微的羔羊完全丧失了精神的原创，变得既“聋”又“哑”，变成了尼采所说的“末人”。为了摆脱孤独与无助，在不堪忍受的路上倒退，他们不断否定自我，他们在自欺中自我麻醉，他们通常向佛教求教，走向所谓的“超然”。
多么惊心动魄的精神大溃灭呀！
多么可悲的灵魂出窍呀！
几千年来，一个又一个所谓的知识分子倒在一种文化的悲剧里，倒在了缺乏精神滋养的半路上，倒在了散发几缕青烟的精神废墟上了！
确切地说，我们已失去了精神的家园，已变成了精神的囚徒，我们在祖先无限神圣的文化光环里褪尽了本色，我们流浪在一个失痒的精神荒原上，我们成了地地道道的精神哑巴。
2
中国文人天生就有一种天真的明智，很早就意识到宇宙的苍凉无情，人在宇宙面前无限渺小，如苍海一粟，没有任何意义，都是纸做的祭品。
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早熟的文明孕育早熟的智慧，而这智慧却像毒针和大麻，认同了这种智慧，人们开始丢弃他们认为不切实际的幻想，这包括许多有意义的形而上的探究。
这是一种缺少变化的模式。
逃避纷争的现实，减少磨擦，维护了人和外界的和谐，是一种苟活姿态，以主体人性扭曲为代价，在极端的克制下，导致了人和心理不健全，而这一切缘于中国的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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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最大成就，乃是孔孟开创的伦理道德文化。这种文化的特点是：不要寻找，不要追求，不要创造，“天塌压大家”、“枪打出头鸟”，注重群体的和谐，轻视个体的独立，长此以往，中国人就敷敷衍衍，浑浑噩噩，得过且过，中国就变成了一个懒人国。
儒家文化的精髓就在于它把中国封建宗法制度权力结构伦理化和神圣化，并把人的存在价值规定为这种宗法结构形式的服从和服役，即使掌握某种权力，也应当服从与服役这种政治形式，而道家文化精神，特别是经过郭象改造和修正了的道家文化精神，又变成了儒家文化的重大补充，最后变成了与世推移随遇而安的苟且精神，变成了一种驯服人生的处世指南，这种以退缩、回避、逃脱、遁隐的方式对待生存的挑战哲学，与儒家哲学构成了一种互补结构，造成了中国人严重的精神萎缩，无法激起人们追求自身的意志目标和民族的理想价值目标，连鲁迅这样精神界战士，感到的也是呐喊的无助与彷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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