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有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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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得到医生的反复告诫:要勤洗手,爱清洁。个人卫生关乎健康,口舌是病菌最直接的通道。可我的故乡蓬头垢面,对此充耳不闻,仿佛是个聋子。医生还说,要注意饮食,荤素合理搭配,及时补充维生素。可我的故乡每日的主食主要是自家菜园里种的蔬菜,只有年节时日才会让肠胃过上一个狂欢节。至于维生素为何物,人们并不知晓。电视里药品广告天天播放:人老了,容易患骨质疏松症,要补钙!可我的故乡到处是弯腰驼背的老人。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缺钙。他们认为人老了就是这个样子。
我的故乡是江西省吉水县赣江边的一个叫下陇洲的村庄。那是一个有着一千多口人居住的村子。很多年前,我曾经以十分肉麻的抒情文字歌咏过她,让人误以为那是一个类似于世外桃源的人间福地,宜于孕育健康的人性和诗情画意。现在我承认那完全是
我少年时期的虚荣心作祟和被当时诗坛流行的风气弄坏了脑子。事情的真相是,那里资源短缺,土地贫瘠,人均八分地(据说现在由于种种原因缩减到了七分),且十年九涝。生存逼迫下的繁重的体力劳动使我的乡亲们的体力严重透支,贫穷导致的节衣缩食的生活习惯使他们个个都营养不良,恶劣的生活环境让病菌肆无忌惮地衍生繁殖,农村贫乏的卫生医疗条件又导致他们的疾病得不到良好的救治。故乡,因此成为一张巨大的病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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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些年编纂的《吉水县志》上,有一条关于我的故乡的记载:“1975年,枫江乡下陇洲村发生勾端螺旋体病,发病22人,死亡2人。”
22人集体发病,22个壮年汉子都躺在各自的病床上让血从口中汩汩流淌,22个家庭都惊慌失措束手无策,整个村庄沉浸在一片令人作呕的血腥之中。1975年的巨大疫情,至今依然成
为故乡噩梦般的记忆。
而据后来从省地县前来救治的医疗机构检查得知,所谓的钩端螺旋体病,就是由施在稻田里的农家肥诱生了钩端螺旋体病菌。病菌在稻田繁衍肆虐,一旦找到在田地里干活的人们的创口,就乘机钻进他们的体内,从而造成钩端螺旋体病发烧吐血的的症状。
说到底,是故乡卫生程度的糟糕引发了1975年的可怕疫情。
猪在离厨房不远的栏里发出了粗鄙不堪的叫喊,召唤发如枯槁、面如菜色的主妇。从猪栏里传出的气味复杂难言,久了也就充鼻不闻。鸡鸭在厅堂昂首阔步,它们随地便溺,毫无羞耻之心。老鼠窜上堂前的几案,碰落燃烧的烛台,倏忽间消失不见。而几案上的供果,有几个已经遍布了鼠辈们的牙印。这些供果在撤下后会简单削去老鼠牙印的部分,成为大人或孩子的美食。
住房里常年飘荡着尿液的气味。几乎每户人家的
住房墙角边,都放置着一个便桶。人们的排泄物,成为农家珍视的肥料。而冬天的床上,铺设着厚厚的依然残存了农药和蠕虫的稻草,人们藉此抵御夜晚的寒冷。睡在这样的床上,随我过年回家的我的女儿,每年从故乡带回的礼物就是一身透明的奇痒难忍的水泡,医学上称之为“湿疹”。
我拜读过很多同行充满深情的描写乡村水井小溪河流的诗文,在他们的笔下,乡村的水流仿佛甘甜的乳汁。而事实上,我的故乡污水遍地。故乡没有下水道,人们把洗澡水、洗衣水和充满了饭菜味等生活废水随意泼撒,潮湿龌龊的巷子,成了苍蝇和蚊子的天堂。污水流到不远的水塘里。水塘里的污水经过澄清倒映着云彩,每天早饭后,就会有洗衣棰富有节奏的敲打声在这里响起,传彻屋头巷尾。每逢下雨,天上的雨水和人们的生活废水在没有硬化的地上堆积,奔突,村头巷尾到处是黑色的烂泥,出门上厕所就要被迫穿着高筒胶鞋。简陋肮脏的厕所蛆虫顺着水流爬上岸来,在两脚间胡搅烂缠,模拟了地狱的图景。
这就是我的故乡的卫生状况,我相信也是许多乡村生活图景的真实写照。我的乡亲就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一年又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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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四岁时寄宿在一所离家四十里路的乡村中学读书。我病了好几天了,症状是恶心,食欲不振,伴有轻微腹泻。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肚子容易饿得慌,可一端起饭盒我就一点食欲也没有。我知道我生病的原因是我眼前的那一瓶腊肉炒萝卜干。我瞧着都觉得腻心。
这已经是我母亲连续第五个星期给我炒好带到学校里吃的菜了。母亲每次炒菜时都忍痛多放了几汤勺菜油,边炒边压着菜铲子说,你看看,这么多油。
像故乡的几乎所有农村妇女一样,母亲不懂得营养学。她认为多放的那几汤勺油和家里舍不得吃的腊肉炒上萝卜干,就是对自己儿子的最大优待,就包含了儿子正长身体时所需要的全部养料。
我狠下心来从父母给我的仅有的零花钱中挤出五分钱买了一份学校食堂提供的素炒豆芽。那一顿饭,我吃了个盒底朝天。——至今为止,我依然认为那是我一生吃过的最好吃的菜。买了几次学校食堂炒的素菜之后,我所有的症状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即使过去了很多年,故乡那些寄宿上学的孩子们的食谱依然没有多大改变:一星期辣椒,一星期萝卜干,一星期咸鱼,一星期花生米。有条件的人家除了以上这些大路货,还会用上另一个玻璃瓶带上些炒就的蔬菜。便秘,口角生疮,目赤头眩、营养不良等等是孩子们最易患的疾病。而这些孩子,同我当年一样,正是生长发育的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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