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重水稻
聂茂
（个人网站：www.niemao.cn）
面对水稻，我常常产生面对父亲的感觉，一种泥味的情愫悄悄爬上心头，久久不去。
水稻，当它还是种子的时候，寒冬已经过去。母亲从谷缸里取出一捧又一捧稻子，轻轻抚摸，像抚摸即将出嫁的女儿，嘴里不停地唠叨着。稻子就这么在母亲最初的祈祷中沐浴风、阳光和布谷鸟的鸣叫。父亲卸下破棉袄，把厚脚板伸进刺骨的稻田，犁、耙、肥、封埂，整理出一小丘一小丘，铺上薄薄的牛粪，然后将一手汗湿的稻子从指缝间慢慢撒下，把早已准备好的碎苔藓均均匀匀盖上。倘若气候恶劣，还要扯起塑料薄膜。一个半月左右，嫩绿的幼苗长出来，可以移栽了。
常常是细雨濛濛的早晨，一声粗犷的喊叫声划破寂静的山庄，随即，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从各自的屋里冒出来，光手光脚，说说笑笑，夹杂些走调的歌声走向田野。每年的插秧季节非常快活，人人头顶一方天，不愿披蓑戴笠，任淅淅沥沥的雨温温柔柔地下。情窦初开的少女一边弯腰扯秧，一边偷偷传递羞涩。不管多么穷苦的家庭都要在这个时候做些好吃的东西，比如春笋炒蛋、蘑菇汤、鱼干、猪肉和米酒，人人放开肚皮吃，放开手脚干。一蔸又一蔸禾苗被移到适当的位置，快乐地成长。不几天，空荡荡的田野便盖上一层淡绿色地毯。有一回，我发现爷爷躲在屋旮旯偷偷地流泪，饭也不吃，我很吃惊，问他怎么了。爷爷抓住我的手，抖抖地说，他老了不中用了，看到大家都在干活他太难受。他原以为还能插一回秧，可关节疼得他走都走不动。爷爷汲满苦难的眼睛溢出浊泪，我第一次懂得劳动是一件幸福的事。
往后，许许多多的事等待农民去做，等待父亲和我去做。父亲扛着锄头，整日在田塍上踱来踱去。正是水稻生长的时候，田里的水不能太满，也不能太少。我那时只有七岁，光着脚丫在田里扯稗草。父亲说，他在我这个年龄已经能做许多事了。我听后十分难受，努力多做一些事。父亲走下稻田，用锋利的脚将禾苗的泥土掀松，并且检查我的劳动，不时弯下身来扶起被我踩倒的禾苗，或者扯掉一些野草，然后施肥、杀虫、追肥、看水，忙个不休。
一天夜里，很好的月光，父亲许久没有回来，母亲要我去找，结果发现父亲躺在田塍上，吸着旱烟，极惬意的样子。我正要说话，父亲立即摆摆手，示意我躺在他身边，听水稻拔节的声音，十分悦耳。四周有蛙声、虫鸣和微微的风。我觉得很美丽，就伏在父亲的大脚上睡着了。醒来的时候，我忽见母亲不知什么时候也来了。没有谁说话，只有水稻与水稻的交谈声，父亲粗重的喘息声，不知疲倦的蛙声，绵绵的虫声以及大地本身的搏动声。我凝望天空中那轮姣美的月亮，想了一些心事，一些在我那个年龄本不应该有的心事，包括早婚的姐姐和她那双被泪水打湿抓住门槛不放的大手，复又睡去，直到冰凉的一滴露珠般流到我的腮边，我睁开眼睛，母亲已经轻轻地揩去了它。
天空下，无心睡眠，我跪在田塍上，跪在父亲母亲身旁，像他们一样，虔诚地守望水稻。
一蔸水稻就是一个家庭，它们和和睦睦，共同分享阳光雨露，共同对抗孤独寂寞，没有一棵甘心落后，也没有一棵独领风骚。它们团结紧紧，手拉着手，肩搭着肩，你携我一下，我扶你一把，真诚相待，兄弟一场。父亲说，别看它们不能说，其实什么都懂，爱谁，恨谁，清清楚楚。父亲说这话的时候，我已经学会了作文。记得我在一篇《水稻颂》的作文中这样写道：水稻，你是我们的好兄弟。你的核就是人人要吃的大米，你的皮辗碎可以喂猪，可能助火，你的躯干可以盖房，可以烧水，而灰烬又是上等肥料。农民伯伯砌房用的砖常常在中间掇一把稻草，这样就有骨头，有力量，不会塌方。把你的躯干斩碎熬出的水可以治许多病……当我把这篇自以为是的作文念给父亲听时，父亲没好气地说：你懂什么？水稻稀罕你的夸奖？！父亲扔下我，背着手走了。我在无限伤心中把作文投入火中，握着一棵稻草，一阵颤栗。
水稻抽穗的时刻激动人心。一棵棵腆着肚子的水稻像怀胎十月的年轻母亲焦急地等待着。终于，黄澄澄的太阳暖融融地停在空中。风止了。水稻在我们热切注目下慢慢分娩。没有挣扎，没有血迹，没有痛苦的呻吟，一切都在神秘的静谧中。一个又一个满怀母爱的稻子诞生了，它们舒展着蜷曲的发丝，欣欣然，接受太阳的洗礼。这时，父亲紧抿着唇，拳头握得啪啪响。母亲扪着胸脯，垂着头，呢喃什么。我发现田边一棵刚刚分娩的水稻弱不禁风地摇晃两下，便伸出手去，父亲严厉地说：你想干什么？它不会站起来？！母亲也拉我一下，说，别让你的脏手碰坏了它！我看看自己的手，又看看倔立的水稻，突然想哭。
几天后，水稻抽穗差不多齐了，一束束淡黄的谷舌像一双双高举的手。父亲心满意足，哼起乡村小调，我跟在他后面，像忠实的狗，可他看都不看，他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水稻。我用父亲卖稻子的钱知道什么是绿色素什么是光合作用。父亲虽然一字不识，却比我懂得更深刻。他高高地卷起裤腿，光着膀子，将密匝匝的水稻分成许多小块，并且将水放干，让水稻壮籽……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灾难深重的夏天，一场可咒的嚎风将父亲苦苦经营的梦倾轧在丰收的边沿，泼雨铺天盖地，软弱的村庄被冲得七零八落，房屋倒塌，瓦砾四溅，戳入泥土。爷爷来不及转移，一腔老血全部交出。临死前，爷爷要父亲捧来一把稻子，他机械地抚摸两下，闭上了眼睛。
出殡那天依然下着暴雨，八条庄稼汉抬着棺木艰难地走着，没有红旗，没有锣鼓，没有花圈，没有鞭炮，甚至没有眼泪。我们顶着雨，迎着风，一步一步向前，没有人抬头看看天空。狂鸦疯叫着，撕碎每个人的心。我无法忍住的呜咽招来父亲残暴的耳光，血从我的嘴角流下，很快被雨水冲洗得无影无踪。父亲用稻草盖在坟上，点起三堆香火，祝爷爷安息。
第五天，风平浪静。村民们顾不上重建房屋，急匆匆来到田边。啊，那是一幅多么惨败的景象啊！黄灿灿的稻子不见了，代之是光秃秃的水稻杆，田野四周，一片狼藉，目不忍睹。有人抑不住，哭起来，一如电流，灼痛每个人几近麻木的神经，一行泪水在疯狂的振荡中决堤而出，汹涌不止。每个人的脸色猪肝一般。我看见父亲慢慢蹲下来，狠命抱着头，一阵抽搐后，伸出粗筋暴露的大手，猛地插进泥土。父亲嚎叫一声，抽回手，指甲片片翻起，血染红了泥土。母亲披头散发地跑过去，被父亲粗野地推倒在地。我扶起母亲，跪在父亲脚边，怔怔地望着，无话可说。
人们三三两两地回去，泥浆从胸脯驳落。竹棚内外，不时传出凄厉的叫声。然而，面对水稻，村民们还得活下去，父亲、母亲和我也要活下去。
开镰了，没有往年的欢呼声，没有此起彼伏的吆喝，甚至没有打稻机仇恨的喘息，只有镰刀发出嘶哑的啜泣。
一年一度的“尝新节”取消了，杀猪、捕鱼、打狗、烧酒跟着取消。大家像在岩石上坐了半年，一无所获，但还得挺起腰杆劳动，动不了也要动，要活命就得挣扎着干。此时此刻，我体会到的劳动已变成了刻骨铭心的痛苦。我握着祖祖辈辈握过的光滑的镰把，热泪夺眶而出。
炎炎烈日下，田里的水沸了一般，弯下身去，一股闷热直逼上来，令人头昏脑旋。父亲包着头巾，佝下被太阳晒黑的脊背，努力地割。母亲带病来到田里。我学父亲的样，包着头，努力地割。我蓦地想起第一次割稻，我小心翼翼地下田，轻悠悠地抓着稻杆，我的手立即被稻叶割裂了。父亲不但不安慰，反而骂道：软骨头！干活就要像副干活的样！你不是公子哥儿，你是农民！应该像牛那样，花大力气，懂吗？后来读书的时候，老师要我朗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念到第三句，喉咙哽咽，再也念不下去了。父亲说，你好歹懂了一些道理……
突然，母亲晕倒在田里。父亲沉着脸，把她背回去，不一会又返回，没事一样继续割。我没问母亲是否好了一些，只见父亲大把大把地割着稻杆。一外地人站在田边，看了许久，忍不住问父亲：没有谷粒的稻草割它何用？父亲头都没抬，闷声答道：还有晚稻！
很快，稻草刈倒大片。最后一天，父亲破天荒要我歇歇，我坐在田塍上，看父亲机械地割稻。临近中午，父亲终于直起腰，我用竽叶盛来一包井水，喊他过来坐坐，父亲不理，朝一个角落走去：啊，那里有一棵饱满的稻穗，唯一的幸存者，它深深地垂着头，似在向父亲致敬。父亲走到它身边，握着镰刀，迟迟不忍下手，仿佛割它就是割自己的手指自己的肉，直到一阵风吹来，稻子扑在镰刀上。我看见父亲拿起那棵沉实的稻子，眼睛通红。
随后，父亲赶着牛，又一次犁、耙，将田整平，插上晚稻。那年晚稻很丰收。我在母亲的祝福中考入一所重点中学。从此，我远离父亲，远离水稻。每每看见同学们不经意地将饭乱扔，我就想起父亲。他曾告诫我：一粒饭哪怕是掉在茅厕里，也要拾进嘴里，这就是农民的本色。我是农民的儿子，一身的泥味、汗味、水稻味，珍爱水稻，就是珍爱父亲。
播种、育苗、插秧、拔节、抽穗、壮籽、开镰、扬秕、入仓，这就是水稻的全过程，是血汗写就的劳动史，是农民辛酸的缩影，爷爷和父亲的缩影。
面对水稻，可以想起许多事情，包括陈胜起义、刘邦称帝、朱元璋登基以及后来那个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著名老乡，他们都是水稻的儿子。每一棵水稻都是一个可触摸的希望，是拜下去就不再起来的肉体，是痉挛不已的魂。它朴素的叶、挺拔的茎、饱满的籽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
面对水稻，我不再嘲笑城里的孩子不知道大米从何而来，我已经算个城里人，虽然没有恋爱没有结婚，但我相信并且有能力成为某个孩子的父亲。我要告诉我的孩子：大米不是从麻袋里来的，而是你的爷爷你的父亲日日夜夜在泥田里爬滚才结出不忍抚摸的一粒，你是农民的后代，你的血液透出一股抹洗不掉的泥味、汗味和水稻味。你要热爱它们，就像热爱你的祖先，热爱爷爷和父亲。
现在，我的父亲老了，稻草人一样，随时可能跌入泥土不再起来。每逢假日，我回乡探望，父亲总是要我搀扶他，蝺蝺地走到侍弄了一辈子也没有侍弄够的田边，喘着粗气。凝望水稻。偶尔，他递给我一支卷好的旱烟，尽管我不能抽，但我还是大吸一口，辣得喉咙直冒烟。父亲便回过头，苍白地笑了。
夕阳下，我默默地看着父亲，感受水稻的宁静……
1990年10月30日匆匆写于复旦大学校本部302教室
作者附言：
写作这篇散文的时候，是我在复旦大学求学最为艰难的时候。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充满阴沉和压抑的一天，是1990年10月30日。
之所以清楚地记得这个日子，是因为这一天是《西湖》文学杂志举办全国散文大奖赛的截止日。大奖赛一等奖除了烫金的奖牌和到西湖参加颁奖大会外，还有令人心动的一千元奖金。
说穿了，我就是奔这个奖金去的。
那个时候，我的月工资才45元，但我辞掉了医院的工作，义无反顾地去读书，没有固定的收入，只靠有限的稿费生活，十分拮据，生活有时难以为继。一千元对我来说是个天文数字。我渴望得到它，但当时我正在全力以赴备考当年的研究生考试，心情的紧张和时间的匆忙可以想见。
想起自己的苦难生命，想起水稻和悠悠苍天的耕种者们的辛劳，对水稻，对故乡，对土地的情感岂能是“爱与恨”就能说清得了的！一种发烫的情感掠过我的心尖，我在作业本上飞快地写下了《九重水稻》这个篇名，然后一气写了下去，写到动人处，我竟无声地哭了。为父母、为水稻、为多灾多难的沉重故土。
大约写了二个多小时，感觉是一篇有份量的文章，便找来一本稿子，又认认真真地抄写了一遍，我几乎来不及更多的修改，于当天中午用挂号信寄了出去。很快，我收到杂志社的回信，说我的作品已经入围了。
我很兴奋，等待大奖的来临。
然而，大奖没有降临到的头上，连个优秀奖都没有得到。
我回头再看看这篇文章，觉得还是不错。于是将它投寄给《湖南文学》杂志的黄亦鸣编辑，黄亦鸣回信说，稿子写得有份量，但是太长了。
我又寄给《北京文学》的章德宁主编，也是委婉地回复说不适合刊物的风格。后来我又寄给《散文》月刊，也是没有下文。
大约过了二个多月，稿子仍然没有得到发表的消息。
我一气之下投给了只有一面之缘的《人民文学》的老编辑向前。她把我的散文转给了散文编辑高远先生。
大约是1991年1月的某天，我突然收到当时任《人民文学》的副主编韩作荣先生的来信，说我的长诗《九歌》要在该刊发表，但因为先要发表我的散文《九重水稻》，所以何时发表诗歌尚未确定，请不要将诗作投寄他刊。
接到这封信，我欣喜若狂，立即给韩作荣先生写信说，希望能够尽快将两文发出来，因为我正准备参加研究生考试。如果考不上，就要马上去找工作。
信发出后，我没有收到回复。
但是，当年的第二期在散文的头题位置推出了我的《九重水稻》，又在第三期诗歌的头题位置推出了我与赵红尘合作的大型组诗《九歌》。
也正是这一年的三月，全国研究生考试录取分数线也公布了，我考取了研究生！真是好事接二连三，令人振奋。不久，《九重水稻》被《散文选刊》在当年的第九期头条推出，责编张若愚先生还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说我的散文提高了该刊的品位。
不久，《九重水稻》又被选入《1991年散文年鉴》头题，再后来，这篇散文选入了二十余个选刊选本。
1991年岁末年初，《人民文学》杂志的高远先生向我约稿，我很快寄给他一篇《保卫水稻》，该文于1992年2期《人民文学》散文头题刊出，也选入了当年的《散文选刊》头题以及多种选刊选本。
随后，原《理论与创作》主编朱日复先生在《文艺报》撰文，说我的散文“拓开了水稻的新意境”。著名文学评论家凌非先生和湖南大学文学院章罗生教授、中南大学的孟泽教授等都写下我的评论文章。
最有意思的是，1994年，《人民文学》创刊45周年（1949-1994）之际，该作与冰心和周涛等大作一起荣获散文最高奖，我也应邀赴人民大会堂领奖，当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作了报道。
最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该作除了获得一沉甸甸的奖牌外，还获得了一千元奖金。现在回想起这一切，感慨万千――那真是一个激情飞扬的年代，一夜成名的年代，文心灿烂年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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