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人的精神史。它是一处由语言构成的独特空间。这个空间不仅包括了我们通常以为的现实（此处），包括了我们对过去的追忆、对未来的想像，还包括对存在于现实之外，那个与宇宙息息相关的惟有灵魂才可以抵达的彼岸。
在传统语境，文学是一个人的事；在后现代语境，文学应该有这种可能——许多人，同时参与进来，一起叙述自己，以及他们所处身的这个时代。
中国与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不同，它是一个混合体，同时具有农耕文明、工业文明、现代文明、后现代文明的特征。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我们可以看见整个人类史所从未见过的大规模的荒唐、无知、贪婪、堕落，看到一些最杰出的头脑是如何死于拙劣的疯狂，看见可笑的愚蠢是如何通过“逆淘汰”得以掌控社会大部分资源，看到五大垄断行业职工人数不及全国百分之八而工资总额占了全国百分之五十五，看见十七大、半夜鸡叫、神舟上天、正龙拍虎、送温暖、很黄很暴力、cpi疯涨、小三年……
时间之河漫漫而下，国家的民族的肤色的语言的文化的，这些都可能被湮没、忽略、遗忘；惟有一种冲突不可更改，那就是性别。阴阳者，天地之道也，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或许，选择男女角度（准确说，是人的立场）进行叙述，更有利于洞察当下，同时保证趣味。
我意如下：文本名为《一千零一夜——我们的时代》。收录一千零一个故事。每个故事均以“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开头。每篇故事不超过四千字，以二千字左右为妥。这是一个开放的类似“维基词典”的大家共同参与的文本。它将拥有一千零一个作者。我负责全文统筹、修订、润色等事宜。（或者用某条虚线贯通编织全文）。若文本能得到出版，所得版税由一千零一个作者投票决定，或者资助某民间严肃写作文学奖，又或者捐献给需要这笔钱的人。
这是我这二天晚上写的两个故事。仅为范本。大家有兴趣，不妨讨论下可行性。颂安。黄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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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夜
一个男人，五十八岁，任职于一所大学的图书馆。在这个包含了人类所有的四方形的建筑物内，他每天俯案抄写各种宗教的哲学的科技的人文的思想的文学的艺术的建筑的音乐的……书目、作者名、CIP数据。这是一件乏味无比、繁琐无比，又特别愚蠢的工作。他是馆长，完全有这个权力（上级部门也拨给了足够的经费），去雇请几位每分钟能在电脑中输入二百个汉字的小姑娘来做此事。事实上，他亡妻（死于一九八九）的弟弟也郑重地向他提出了请求——他侄女大学毕业后一直找不到活干。那个长着一对招风耳朵的男人拿着当地一家著名的电脑培训机构出具的考级证明找到姐夫，不无得意地说道，“瞧瞧，每分钟输入二百八十九个汉字，一点也不掺假。你就往死里使唤她。”他拒绝了，没有理由。多嘴的人们只能私下猜测，也许那个羞涩的小姑娘与他亡妻的容貌太过相似。总之，早八点、晚五点（午餐耗时十九分钟，上、下午上厕所各耗时八分钟零九秒——他有便秘的坏毛病），人们都能看见他端坐在暗红色的杉木桌前，面对着那叠柔软淡黄色的经得起时间折磨的书写纸上，悬腕书写，偶尔端起那个水里渗了蜂蜜的大玻璃瓶喝上一口。
他用的是一丝不苟的工体小楷，笔墨精致，细而不弱，粗而不肥，不寒碜、不孱弱、不萎靡、不局促。通篇规整如一，不存在刻意的错落，伸缩、穿插、避让，收放，却自有方圆溢出。更有细心人发现，他每天所抄写的汉字，毋论繁简及字划多寡，总刚好是一千九百八十九个，不多一个，不少一个。每个字一律六毫米见方。篇章中相同的字，墨迹笔划竟然也是一般大小粗细！这让第一次看见他作品的人找到了一种久违的惊喜、激动和慰藉。他们热泪盈眶，大声地喊，这是艺术，艺术啊。他好像对此浑不在意，每日下午五点整，拧上钢笔套，摘下发了毛的袖套，把抄写好的纸张搁入一个用黄色绸缎包着的木匣子里，向图书馆里的其他五位工作人员打声招呼，再出门骑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到离家有半站路远的一家西北牛肉拉面馆要了一份羊肉泡馍，就回家睡了。他不看电视，不打麻将，不喝酒，不读报纸。他睡得很香。他住在一楼，五楼那对搬来不久的新婚小夫妻已经习惯了他巨大的鼾声——最初，他们还以为是火车朝着他们所栖身的这幢摇摇欲坠的楼房开过来了。要知道五十米外就是火车所必经的轨道呢。
他抄写的书目很快在外面喊到一张千元的价码。馆里另外的三男二女因此也都热爱上谁比谁更晚下班的这种比赛。他们尝试过抽阉等种种分配方式，最后，达成协议，轮流值日。这也不公平，工作年限最长的老赵、容貌艳丽的小钱、拥有两个硕士文凭的小孙、夫婿是学校中文系主任的李姐，以及每日扫地抹柜的小周私下都认为自己应该比别人多拿一点。矛盾不可避免，且每一日都要比昨日多上一点，就堆成雪山，终于——雪崩了。
他还是温和地笑着，仿佛他们的愤怒与自己毫无关系。怎么可能撇得清？且不论他是馆长，负有管理之责，若他不搞出这一荏事，大家不就相安无事？几天后，李姐的丈夫代表组织找他谈话，他诺诺地应着，回来后，换了纸，换成木板；倒了墨水，倒进清水，继续端坐着书桌前悬腕抄写。每天一千九百八十九个汉字，不多一个，不少一个。
第二夜
一个男人，三十一岁，人颇落魄，大学毕业后在某县陶瓷工厂做质检员，每月所得仅够糊嘴。性亦孤寒，偶于桥头吹箫自娱，人唤癫子，喜与儿童谑笑，纵被石块砸中，亦不见恼。又有怪癖，每至月圆之夜，必裸身下河沐浴，寒暑不改，常惊得一班妇女掩嘴窃笑。容貌亦丑，若小鬼行于市。惟一双手清润莹泽，秀美绝伦。
那年盛暑，河里大水，水浪滔滔，若东海孽龙被狂风撕开万千鳞甲，汹汹之声，撼人心魄。混汤腥黄的水面时有猪羊、圆木、木匣、皮箱……半浮半沉飘来。有悍然不畏死者，穿犊鼻短裤，腰间缠拇指头粗的绳子，悬于石拱桥上，用手中的渔网兜头去罩。一时桥头人若蚊聚，欢声骤起。刚从桥洞里湍出的水特别急，就有力气小的，抓不紧手中渔网，身子绷成弦，眼看要被拽断——大家惊呼出声。他从桥头过，见状翻身过了桥栏，只手握桥墩，单手抓住那绳，竟把渔网中所罩住的大樟木箱悬空提起。这厮好大的气力！上得了梁山，坐一把交椅。此日后，人不再以癫子相称，喊师傅。工厂每有卸货，领导自不忘吩咐一声。他这双手抵得上一根千斤顶。他也不愠，默默来去。日复一日，他成了厂里的搬运工。
一九九七年，工厂倒闭，被外商以区区数十万元购去。他失业在家，思谋数日，骑起三轮车，是天津产的港田牌三轮摩托。座位四周焊角铁，搭起雨篷，挂上布帘，一跳一跳地跑，噪音极大，排气管后吐出的黑烟呛得人喘不过气。他骑在摩托上，像出巡的王。
他确实厉害，连疯牛也打得倒。那牛可能患了脑膜炎或者是脑神经紊乱。在被送去屠宰的路上发了狂，鼓着一双红眼珠，见人即撞。县城号称坐头把交椅的沙龙帮老大徐胖拿一根铁棍去敲牛头，铁棍被砸弯，暴怒的牯牛屁事没有，犄角把徐胖挑到半空，幸亏街那边温州发廊店门口跑出一个爱看热闹的红衣少女，牛蹄顿了顿，喷着白沫的牛嘴一声咆哮（据说徐胖就在这刻大小便失了禁），便朝少女狂奔而去——牛见了晃动着的红，就跟死了亲爹一样。当时，他把摩托停在发廊旁边等生意，看牛来得凶猛，嘴里咤了声，从摩托上跳下来，就这样一跳，拦在牛面前，抓住牛的两只犄角，轻轻一扭，牛牯就倒地了。他拍拍手，没事了。徐胖有事了，跟了他整整三天，说要学功夫。他烦不过，说我没得功夫，你要学，上少林寺。那红衣少女从乡下来的，对他有了好感，每每在店门口站着，见他经过，便喊，“大哥，进来捏个头。”有好事者跑去向少女的妈递话，说这人好歹也是有文凭的，是城里人。那少女的妈挺高兴，后来听人传了细节，马上赶至发廊把少女拖回家，对着那媒人破口大骂，“这人连牛牯都搞得倒，我家闺女咋受得了？”于是，他在县城里的名气更是如日中天。
就有城管听见了。那日中午，三个雄性城管醉熏熏地从德月楼出来，见他骑摩托经过，喊住他。他过来了，陪着笑，问，“去哪？”城管说，“不去哪，带老子逛逛。”他脸上露出难色。城管不高兴了，“还担心老子不付钱吗？”他说，“不敢不敢。”城管说，“你连牛牯都扳得倒，还有什么不敢？”他说，“那是怕出人命。要不，也不敢。”城管说，“这么说，你是见义勇为？”他说，“不是不是。”城管笑了，“这个月的费都交了？”他赶紧去掏衣兜，“都交了，没少。”城管满意地点头，“是好同志。喂，有人讲你那玩意儿比牛鞭还大，是不是真的？”他张口结舌。城管说，“把裤子脱了，哥几个瞅瞅。”他抽抽鼻子，小声说，“爷，那是瞎话，您们千万别信。”城管怒了，“我叫你脱裤子，你耳朵聋了？”城管动了手，拳头打中他的脸。又一个城管动了脚，把他踹下摩托。第三个蓬发虬髯的城管最是凶猛，俯身伸手揪住他的头发往摩托角铁上一撞。这巨大的声响传遍整个县城。他们打了四十分钟。其实这完全没有必要。若搬来一台医学仪器，不难发现在第二十七分钟，他的心跳即已停止、呼吸也消失了、血压为零……根据临床医学标准，他那时就已死了。当然，这并没有什么值得悲伤。在解剖病理医学中，每具尸体都可以成为关于生命和疾病的真理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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