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里,咱爹数着村里每一个颓废的院落。从东头到西头,从山跟到山岭,从北屋到南屋。放电影似的,从他记忆的深处拷贝出来。那些逃离的人们是他电影里的主角。这个山沟沟里,人气最旺的时候有四百多人,眼下不到百十口人了。都走了,少的走了,老的也走了。只不过他们走的方向不同,有的横向走,走向天南海北;有的纵向走,走到天上地下。
我们各自干着各自的事。咱爹数着村里的院落,咱娘摆好供养烧香火祭天祭地祭祖宗,儿子早已钻进被窝呼呼大睡,我蹲在电视机前看春晚。看完赵本山宋丹丹的公鸡下蛋,我打了个哈欠,走到院子里放鞭炮。
咱爹娘的房间里不时传来絮絮叨叨,隐隐约约。我没在意。我想,也许他们在盘点。上岁数的人都喜欢絮絮叨叨做盘点,特别是在这样辞旧迎新的除夕夜里。我又一次被絮絮叨叨扰醒。我靸拉着鞋,走进爹娘的房间。咱娘坐在床头,没睡。我有了一种预感。
前半夜还好好的,过半夜咋就得了病呢?看见我进来,咱娘看着咱爹对着我说。咱爹闭着眼睛,弓着身子,痛苦笼罩在他的棉被上。我知道,咱爹有前列腺炎,每到尿路不畅的时候,吃几片药,过几天就没事了。可,没想到,在这个夜里,小腹涨得厉害,突然就尿不下来了。爹娘很恐惧,认为这个时候生病是及其不吉利的事情。总归过了这一天咱爹就是八十五岁了。村里没有卫生室,赤脚医生搬到城里去好几年了。老家离乡医院十几里路,还都是山路。我们都知道,咱爹只能忍着。在这样的夜里生病,只能忍着,无可奈何。咱爹咱娘的恐惧还不仅仅是因为病竟生在这样的节骨眼上。更关键的是,村里曾经的几个病例。我的一个大爷爷,就是尿不下来,活活疼死的,也有说是活活憋死的。那是二十几年前的事了。那个时候,乡里的医院还没有导尿的技术,主要的是,大爷爷没有儿子也没有钱,不肯上医院。大爷爷疼得嗷嗷叫,整个小山村都能听见他痛苦的喊叫,都跟着他疼痛。二十几年过去了,我们对那样凄厉的喊叫仍然记忆犹新。前几年,本家的一个二叔也得了这病,受刑不过——我们这旮旯地儿,管生病叫受刑,痛苦得受不了叫受刑不过——拿把镰刀往头上砍,血呼淋啦的,多亏二婶在家,才夺下他手里的镰刀。堂哥把他送进医院,导了尿,又到城里拿了上好的药,才渐渐康复。据说那药三百多块钱一盒,村里的老人都吓得伸舌头。还有一个,就是我的一个远房堂哥,他是在齐鲁石化医院做的手术,他的一个表弟帮了他的忙,一路忙帮下来,各种费用也好几千块呢。我想,咱爹咱娘肯定想到了这几个病例。我只能安慰着:等天明了,找车上医院;又不是疑难杂症,不用担心。
在乡里,大年初一找辆出租车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儿。好容易联系上一辆,爹却坚持不上医院:大年初一怎么上医院呢?大年初一吃药预示着一年吃药,大年初一打针预示着一年打针,大年初一住院预示一年住院。这是咱爹的预测哲学。我说,长病没有看日子的,上医院保准很快回来的,年该怎么过还得怎么过。咱爹不再坚持,二哥把爹抱上车。
沿路尽是爆竹碎片,红的,白的,五彩的。过年的欢乐从人们心头转到手上,再飞到天上,经过嘹亮的一响,化成红的白的五彩的碎片。街上的店铺关着门。红灯笼高挂着,在风中摆动。一只狗很潇洒地在街上游逛。我相信它得到了不错的伙食。我能悠闲地去看一只狗的潇洒,说明爹的病情不会像爹娘想象的严重,这是我的第四感觉。我的这种感觉曾经得到过多次验证,我深信不疑。我叮嘱司机开得稳些,颠簸会加重爹的痛苦。爹紧皱眉头,一声不吭。他脸上的斑剧烈颤动。
乡医院只有两个值班的。一个医生,一个护士。医生的不疾不徐,让我有理由对爹的病情充满乐观。医生开好导尿器械和针药,护士迈着碎步开了药房的门。
咱爹躺在病床上。我解开爹的裤腰带。裤腰带退到膝盖处。我看到爹脸上痛苦的羞涩。长到三十多岁,我第一次解开爹的裤腰带,第一次看到爹的隐私。当我看到爹的隐私时,突然觉得,一个人到了不能顾及自己的隐私时,是多么的孱弱,是多么的渴求帮助和需要。这需要不仅仅是包括能吃好穿好住好,还有更多无需用言语来表达的东西。
红黄的尿液从导尿管流出来,不长时间就蓄满一袋。我拧开另一端的塞子,尿液流到痰盂里。我看得出咱爹的轻松,轻松中爹睡了,还有微微的鼾声。爹醒来时,吊瓶也快滴尽了。爹说怎么着年也不能在医院里过,问能不能回去。我看看医生的脸,他点点头。只是叮嘱插管至少要待一星期,要按时打针吃药,有什么情况电话联系。医生给我留下他的手机号码并且把处方交给我。这样我就可以让邻村的乡医按时到家里来给爹打针了。
二哥把插着导尿管的父亲重新抱上车。到家时,已是十二点——二零零七年正月初一十二点。咱爹说,这个年过的,一家人不得安生。院子里挤满来看望爹的乡亲,在他们看来大年初一上医院是很严重的事情。鸡蛋、方便面、牛奶、蜂蜜、苹果、香蕉,七葫芦八枣,满满占了一地。端茶、递烟、说话、应酬,一拨一拨来人不断。爹把我叫到跟前,我这才想起,家族里八十岁以上的大爷大娘还有七八个,他们都等着去给磕头呢。
大娘的院子里长满茅草,用小脚踩出的路,歪三斜扭,一直通到门口。我能想象得出,大娘每天都会沿着它出出进进。大娘站在门口,拄着棍子,那是她的第三条腿。我说俺侄没来磕头,原来是你爹病了,不咋了吧?大娘把我让进屋子。我跪在地上磕头。大娘拉我:地上很脏,不用跪下。而我心里想,这个头是必须要磕的,也许明年这个时候,连歪三斜扭的小路都要被荒草覆没,想磕都没的磕了。大娘的桌子上摆满瓶瓶罐罐。卡托普利,尼莫平片,阿司匹林肠溶片,脉通,天麻,安乃近,复方丹参片,伤湿止疼膏,喘克平,感冒速效胶囊,还有一包包的中草药。“亏了你娘,要不,死了都没人知道。”大娘拉着我的手。这件事我知道,是娘告诉我的。入冬的一天,太阳过沟了,大娘的栅们还关着。咱娘叫来咱爹,用木棍撞开大娘的门。大娘躺在床上,不省人事。咱娘趴在院墙上喊人,没人回应。只有几片凋残的叶子在喊声里颤落。娘一路小跑,到了孙家坪,请来医生,打了吊瓶,大娘躲过一劫。我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家离孙家坪有三里多路,娘是从小路抄过去的,小路已多年没人走过,像个荒弃的孩子,已经是很多人疏离模糊甚至是不再有的记忆。
我给大娘放下几个苹果,几个橘子,几个香蕉,具体是几个已不记得了。大娘说,你爹病了,我都没的给他吃,还送东西给我。大娘唠叨了好几遍,直到把我送出门口。
我到了际夏家,论辈分,他是我的一个曾爷爷。从族谱上看,是早已出了五服的曾爷爷。先前我在乡里见过他,那时他还在敬老院里。
际夏爷爷住着两间房子,有一间已漏天了。村里把他送进敬老院。住敬老院是需要缴费的。村里只剩下些老弱病残,没有什么副业,一年几百块钱的费用缴不起,村里就把乡里给他的每月十块钱的补贴缴到敬老院。际夏爷爷在敬老院里勉强住了两年。可他的儿子,半疯半傻,时好时坏,不犯病时只是默默的,一声不吭,外人是看不出有病的,犯起病来,满街乱跑,胡言乱语,饭也不会做。际夏爷爷放心不下,硬撑着回了家。
际夏爷爷歪靠在炕上,披着件军大衣。疯傻儿子蹲在炕沿边,端着碗吃水饺,腮帮子鼓鼓的。看见我嘿嘿傻笑。际夏爷爷示意我坐下。我摸摸他的头,滚烫。我扶他起来,朝他儿子指指孙家坪的方向。他儿子明白我的意思,摇摇头,继续吃他的水饺。际夏爷爷攥攥我的手,不知道是感激我的关心还是因为别的,我只觉得,他的手绵软无力,头滚烫,手心却冰凉。我摸摸口袋,掏出二百块钱,递给他的儿子。半疯半傻的儿子攥着钱跑出去。我知道,他的目的地是孙家坪。看不见他儿子的身影,我把目光收回。蓦然发现,际夏爷爷跪在炕上,朝着我,已是两眼老泪。我惶然无措,赶紧跪在地上。这个春节,二零零七年的春节,我去给一个人磕头,他却给我跪下了,并且,这个给我下跪的人是我的一个曾爷爷。
从际夏爷爷家出来,我似乎猛然听到院墙轰然坍塌的声音。我的村庄连同我的乡亲仿佛被这声音所埋没。我的眼前一片废墟。我掐掐我的胳膊,仍然有疼痛的感觉。但是,我的眼前却是一片茫然。
转自:
http://www.21huagong.com